教育的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科学世界观，能够正确掌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劳动系统知识的建设者，以及通过真、善、美的教育，使学生成为一个能独立从事有益社会建设发展工作的人。

——题记

切入：当下教育困境

近年来，教育问题非常突出。高考结束学生们疯狂撕书的现象，早已是多年的风景了。用教育来赚钱，借口教育产业化，衍生出补课、办课外班、天价教辅资料、强售高价低质校服、狠赚学生餐费等等黑心赚钱链条，连房地产商都搭上教育的便车赚取暴利，如“学区房”。

教育弊端不止这些。现行教育模式下，学生高分低能，动手能力极低，缺乏思想爆发力与人格凝聚力，更别谈驾驭操控复杂局面的领导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孩子的思维都被不恰当的教育方式程式化了，甚至教傻了。

严格说，我们的教育目的应当是，情商比智商重要，兴趣比分数重要，育人比教书重要，能力比学历重要。可我们恰恰搞反了。由于多年来我们把应试教育提高到不恰当的程度，让孩子们从小就变作考试机器，类似于把他们放到一个大笼子里互掐。我们所培养的孩子过于骄纵自私，缺乏爱心，冷漠集体，无合作意识。有的甚至形成极端性格，敢拿生命开玩笑，敢跟任何人豁命。

我们有悠久的教育史，却不太能领悟教育的精髓。可以举出许多 “至理名言”：“读书破万卷”，好像教育就是读书;“头悬梁，锥刺股”，告诫你读书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学而优则仕”，学好了以后就可以做官，现在可能是去赚钱。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总之读书学习有一个非常功利性的目的。我们的学生、家长、老师，共同享有的是这种功利文化。

无论是古代教育还是近现代教育，都甚少考虑到为孩子营造一个快乐轻松的教育环境，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几乎都是通过艰苦磨炼的方式，让孩子接受与其年龄不相称的知识。现代教育虽然不像古代那样使用戒尺体罚，但学习过程同样甚少快乐。中式教育所缺少的快乐，正好是西式现代小学教育的强项。

只因看不到传统教育模式的“曙光”，看不到“标准产品”以后能有多么精彩的人生，一些家长选择了逃离。在绝大多数家长费尽心思把孩子送往城市重点学校就读时，武汉却有7对父母反其道而行之，将孩子从城市带到农村，让孩子们在一所废弃小学内学习生活，家长自己则当起老师教育孩子，自己教孩子诵经读典、练习书法，过着类似于“世外桃源”的生活，为孩子搭建成长的“桃花源”。

“桃花源”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一、走进“桃花源”

1.木兰山下的世外桃源

带着许多疑问，2014年赶在放暑假开学之后，笔者好不容易找到位于黄陂木兰山脚下，一处曾经是小学，后来撤并的废弃的简陋校园。这就是被称为“世外桃源” 的所在。

木兰山是著名风景区，是“木兰从军” 典故中花木兰的故乡，这儿风景优美。木兰云雾山里有万亩杜鹃，木兰清凉寨景区有10万株野生樱花，有国家地质公园、千年宗教名胜木兰山，有国家森林公园木兰天池，有华中唯一的草原风情景区木兰草原，有武汉唯一的生态奇石景区木兰古门……

校园有一人多高的石头围墙。石头日晒雨淋已经发黑，大铁门已经生锈。校园背靠郁郁葱葱的木兰山脚，门口有田园、池塘和小河。

山村并不封闭。平坦的马路直通村口，村里建筑大都是各式各样的小洋楼。村边小河潺潺，环绕小山。家长和孩子们所在的废弃小学，偏安一隅。笔者到时，校园内空无一人，操场上荒草刚被修剪过，两层楼的建筑里外修葺一新。

经打听方得知，家长们正带着孩子在村子里玩。“今天天气好，正好让孩子们到村外感受秋天的美丽。”笔者出来寻找时，迎头碰到两名母亲，其中的万老师如是对笔者介绍。

如果不是武汉金泉书院的学生家长朱韦全先生的带领，我还真找不到这个地方;再者，若不是同朱韦全先生是朋友，就是找到了也不会接受采访。因为他们自带孩子教学的事情被媒体报道之后，有社会的关注，也有指责，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不安，也干扰了他们的生活和教学。所以他们对外界的采访、调研一概拒绝。我反复解释，我只想了解一下，通过你们这种教育方式，反思一下中国的教育问题，可能也正好是你们的心里话，赢得更多社会的理解。

不一会儿，外出的孩子和家长陆续返回。孩子们告诉笔者，他们刚才到河边玩去了。孩子们的衣服上灰扑扑的，有一些孩子跑得浑身是汗。妈妈们的衣着也很朴实，有的妈妈甚至还穿着居家的衣装，看上去悠然自得。

获得了谅解之后，他们才愿意接受我的一些提问。其中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杨玉霞女士，对我印象很好。我说：“我们是一家子嘛！”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直截了当地问：“你们当初为什么要自办教育教自己的孩子？”

“那是没办法的事情。谁愿意耽误工作教自己的孩子？我们还得面临一个经济压力问题，如果不是家里有点积蓄还教不起，所以我们这些母亲在教孩子读书，孩子的父亲只有在城市拼命挣钱养我们！”说起眼下的事，这位杨女士还是有些心事重重。

“这种教学方式，孩子学得还是蛮愉快吧？”我又问。

“孩子们没有课业负担，不做课外作业，没有压力，一边教学，一边读书背经，一边劳动，一边玩耍，激发了孩子天性，孩子们当然高兴了。”

我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她的介绍。

“我们不看电视，不玩电脑，手工制作玩具，带着孩子们开荒种地。”

两层的教学楼二楼被改建成各家的宿舍，每家一个带卫生间的单间，房里摆有高低床和书桌;一楼则是孩子们的学习场所。其中，幼儿活动室里，装有一大片木板搭成的榻榻米，榻榻米上，有两块纱布拉成的帷帐。

他们说，这些都是家长们自己锯木刨光打磨后铺的，而帷帐则是妈妈们用植物染料手工染的色。活动室里摆放的玩具中，看不到塑料玩具，更没有小汽车、变形金刚或芭比娃娃，全是家长们的手工作品，比如用木头、竹子制的积木和用布缝的手工娃娃。

家长给孩子们安排的生活很规律。早晨7点半敲钟起床，吃过家长们轮流做的早饭后，孩子们齐坐在蒲团上，由家长引领着诵读四书五经等经典。据称这是孩子们每天最重要的一堂课。读完经书，年龄大的孩子会有数学、书法、英语等课程，全由家长授课。3岁以下孩子的主要任务则是玩。

除了每天两个多小时的课堂学习外，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所有孩子的衣服上都灰扑扑的，脸蛋大多被晒得黑黝黝的。8岁女孩朱佳认为，在村里学的内容和学校没啥区别，但自由时间更多，可以无拘无束地玩耍。

家长说，孩子们没有考试，但也有任务，就是跟家长一起刷墙布置教室、填埋垃圾、种菜浇水等，大点的孩子要自己手洗简单的衣物。“很多人以为教育就是上学考试。而我们认为，让孩子跟父母在一起劳动、读书，就是最好的教育。孩子们可以在自然中学习，从模仿父母中学习。”

“我们追求的教育不是一味地传授知识，而是要培养主动学习和思考的能力，还有动手的能力，让孩子在做中学、玩中学。”家长杨玉霞女士举例说，教数学时，沙包、红豆、小米等与生活相关的物品是最常用的教学道具，如采取丢沙包的教育方式，让大点的孩子每人丢100个沙包，既锻炼身体又培养计数能力。

万老师家住武昌。2013年8月，她跟另外6对朋友经过筹划，得到了大家共同的赞成，将各家的孩子带到该村过集体生活，共同学习。7家共有10个孩子，最小的1岁多，最大的9岁。

采访中进一步得知，7个家长平日是好朋友，总带孩子在一起玩儿、读书。孩子们渐渐长大，大家觉得在城市奔波相聚浪费时间，空气污染也重，对食品安全又不放心，于是萌生了搬到农村去住的想法。经过几个月考察，他们找到了这个山村，合伙租下了这所废弃的小学。又经过两个多月的装修筹备，2013年10月，7个家庭便从武汉中心城区搬到该村安营扎寨。除了偶尔利用周末回城度假，多数时间都住在村里。

“远离城市的污染和喧嚣，保护孩子们的天性，尽可能地给他们自由，给他们一片没有污染的人文和自然环境，陪伴他们一起学习和成长，这就是我们想给孩子们提供的生活。”一位妈妈周红梅这样解读她心中的“世外桃源”。

家长们说，操场上的沙子、砖头、茅草，也是孩子们最心爱的玩具，孩子们常常在这里堆沙堡、建草屋。家长们自建了秋千架，以后还准备造一个树屋，方便孩子们爬树。教室二楼有一间木工房，里面的木料和各种工具一应俱全，一架自制木梯已快完工。大概因为经常劳作，几位妈妈手上的皮肤显得比较粗糙。“我们所有的玩具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可以变化无穷，可以让孩子们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完成创造的过程。”其中一位家长解释。

这里的生活保留了很多农耕时代的特色。校园里，有家长们带着孩子开垦的菜地，白菜、豌豆长得郁郁葱葱。厨房里，堆放的是家长带来的有机稻米、周边村民送来的南瓜。此外，这里没有电脑、电视，连洗衣服大多要在小河边手工完成。“过简单的生活，只吃素食，穿最普通的衣服，一个月有300元钱就够了。大家彼此关系单纯，每晚9点半洗完澡就上床睡觉，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一位妈妈吴天心说。

2.“宁让孩子做自己的试验品，也不做学校的牺牲品。”

家长给孩子们安排的生活很规律。早晨7点半起床，吃过家长们轮流做的早饭后，孩子们齐坐在蒲团上，由家长引领着诵读四书五经等经典。据称这是孩子们每天最重要的一堂课。

笔者在教室黑板上看到了用粉笔书写的《道德经》中的一段：“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然后家长给孩子们讲授这段的意思。

读完经书，大些的孩子会有数学、书法等课程，全由家长授课。3岁以下的孩子主要任务还是玩。 每周五，大人带着孩子去周边山上“探险”，摘野花、找石头。周六则有一节英语课，还跟老师一起朗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笔者看到，在一间教室内，三个六七岁的孩子正和一名老师头碰头地趴在地上，摆弄着几十根小木棍。这位家长告诉笔者，他们的数学课主要由游戏和故事等手法构成，不用写作业，因为老师所讲的，主要是“数学与生活的关系”，讲求实用性。

孩子们有专门的图书室，里面摆放着教育、科学、绘本类书籍。其中，一套由伦敦教师琳·欧德菲尔德写的《自由地学习》摆在最显眼的地方。

采访中，杨女士态度坚决地说。“宁让孩子做自己的试验品，也不做学校的牺牲品。”

“从培养孩子们的修养来说有好处，现在的孩子们太缺少修养了，光为了考试分数，基本不管孩子们的德育教育，也是个问题！”我感叹道。

“是啊！现在学生伢越来越像没有受过教育一样的，对人没有礼貌，对长辈也不尊敬，学校也不开思想品德课，这样教出的孩子将来有什么用呢？都成了一群没良心的狼。所以我们教自己的孩子读经典，学传统文化，懂得将来如何做人。我们认为还是很有必要。”杨女士讲起办学，很有自己的一番道理。

“我们的杨妹妹受过大学教育，肯定能教好我们的孩子。”一位孩子母亲补充了一句。

“你讲得很有道理，但融不进当下的教育体制，孩子们将来升学、考试、走向社会怎么办？”我问道。

“这个我们当初不是没有考虑。我们认为，小学是孩子性格形成的关键阶段，中学才是学知识，大学才有理想。等到孩子们进入到初中的年龄，再让他们进入到学校应试教育体制。关键是我不想让现行教育压抑了孩子们的天性。”

“可到时孩子们的知识跟不上，你们教的书本知识不在一个层面上，对接不上。现行课本知识教育是台阶式的，没有现行小学课本知识作基础，直接进入中学无从学起。”我分析道。

“唉！”杨女士叹了一声气，也显得很无奈。“我们不想考虑那么多，考虑越多越烦恼。本来，社会的指责，亲戚朋友的担忧，还有相关教育部门的压力已够我们烦恼的。要是废除应试教育该多好啊！”

“可目前，谁也无法革除当下的教育体制。选拔人才总得有一个标准。比如古代的科举。你可以找出考试的成千上万弊病，却找不到任何可以代替考试的方法和手段来。不仅从小学到研究生都离不开考试，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只要不是人人都有的机会，只要客观条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主观需要，只要有区别人与人之间差距的需要，就必须要有一种加以选择和区别的办法，而考试无疑是最公正的手段。考试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其实质却并无二致——让受试者在同样的条件下，显示出自己的知识、技能、经验、能力或优点，以便检验其已经达到的水平，加以区别，排出顺序，确定等级。”我不是同杨女士争论，而是探讨。

“科举制度也不坏呀！没有当今那么多课程，写好文章就能中举，居然出了那么多流芳百世的文学大家。毛泽东时代的推荐选拔也不错，选思想品德好的、又红又专的孩子进大学，将来做官肯定是正派人，为我们的社会增加正能量！不像现在读书考学就是为了做官，做官就是为了贪污，整个社会风气都坏了，我们的教育难道没有责任么？不知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年流传很火的教育笑话，有个老师在课堂上提问：你们将来的理想是什么？有个孩子答：当老板，挣大钱，娶美女。童言无忌，小小的孩子就有这么低俗的人生目标，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社会对教育的影响力也很大。孩子说出的话也是受当今现实的直接影响！这样下去，中国怎么办？抓经济，一切为了经济，教育产业化，大学扩招就是为了赚钱，不管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一切为了钱，社会风气明显溃烂下去，良知没有了，道德大滑坡。我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这腐烂的社会风气中变坏，可又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教自己的孩子的出发点就是晚一点被丑恶的社会风气熏染！”没想到家长杨玉霞女士还有些思想，谈了这么多大道理，可这是社会学家研究的事，不是我们今天探讨的事。

一番话说得我思索了半天。

“现在的学校也不是什么学校，按理，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可是老师照本宣科地把课一讲完，把作业布置下去，再也不管学生的思想变化和行为变化。有的孩子在社会上混，加入了黑社会组织，有的同学敲诈同学;有的孩子不好好读书，早恋……都让我们揪心。这样的学校我们怎么敢把孩子送进去读书？更有前不久媒体曝光的海南省万宁市后郎小学校长带女学生开房的丑闻，让我们心惊胆战，这些老师被腐败的社会风气把良心都变坏了，把学校当娱乐场所，把女学生当小姐。你说这社会怎么得了？谁还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读书？近年来，发生在学校的学生受侵害案件不断增多，学校老师在老百姓心中已没有多少信誉度。前几年，学校乱收费搞得家长怨声载道，现在政府抓了这个事，好一些，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家长杨女士像个教育专家似的历数教育的弊端。

“现在学校采用的是灌输式的教育模式，老师们面面俱到地满堂灌，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后全忘记，培养的是身体虚弱、人格残缺与高分低能的人。自从高校扩招以来，中国教育好像就和社会上的企业一样，心浮气躁，眼里看到的全是钱，学校越来越缺乏敬业精神甚至职业道德，学生的质量和素质明显下降。

“现在许多父母望子成龙，在学校课程压力本来就很大的情况下，回到家里又继续施加压力。逼着孩子做到，数学你必须考100分，英语你必须考100分，弄得孩子忧郁不乐，整天没有笑容。害怕进家门，怕听父母的唠叨！这样的孩子将来能成材吗？不能。这样的孩子将来肯定会被逼出精神病。我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样逼孩子，孩子最后离家出走了。所以，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成了吃人害人的教育！”杨女士说得很愤慨。

杨女士的话也使我想起了很多，产生了同感，比如考英语，确实有大学教授呼吁过，我在参加武汉科技大学“儒家文化与道德建设研讨会” 上，某教授就在会上提出来，多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减少英语掠夺中国的教育，高考必考英语，这个害死人。

“我们现在的很多大学生，生活能力不足，没有修养，待人不礼貌，也不爱劳动，这样的孩子今后有什么出息？还缺乏责任心。对自己都没责任心，更何况对社会？虽然已经是大学生，却不知道自己该干吗！感恩，知恩，报恩，父母辛辛苦苦挣钱供他们读书，他们在学校乱挥霍，不珍惜。现在的大学生缺的就是这些传统教育，完全成了白眼狼，只讲索取，不讲回报。”杨女士接着说。

“是啊，是啊！有道理。”我点头赞同她的观点。

这使我又想起旅美的教育人士柯领在一篇文章中谈道的：“我们可以学习美国的招生体系与SAT考试体系，像美国的升学考试制度一样，把学校教育与高考考试相分离。生命是平等的，教育要公平，没有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之分，学校与班级建设不以考试分数论高下、不排名。若有可能，高考只考三科——文学、数学、写作，把学生们从繁重的课堂学习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引向课外活动与个性化的学习去发展特长，更好地发展自己的兴趣与创造性。从小孩开始，人格教育第一、智能教育第二，专业学习第三;要以人文教育为中心，寻求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平衡。”

教育的目标不是高考，我们要引导家长、孩子在学习之外培养社会竞争力;要教导家长、引导孩子向上、向善！成绩并不能培养出生存能力、自信心、责任心，学习能力是生存的基本能力。自食其力、向上、向善，这是我接触的家庭教育中普遍忽视的问题，很多家长也深有感触，不知道教育的目标。

桃花源式教育冲破了传统的教育体制，倒是同国外灵活的教育方式接轨，我们这里参阅一下加拿大的教育方式。手头正好有一篇廖晓英女士的《中国妈妈眼中的加拿大教育》，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作者通过细节的展示，让读者非常直观地领略到想象力与创造力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加国教育注重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培养孩子的自学能力，而不是中国老师在课堂上那种沿袭了一代又一代的灌输式教学。以每种教育都必不可少的语文教学为例，加拿大的老师会努力变着花样将拼写词汇这种反复训练的过程变得生动有趣，让孩子们在练习中自学，在自学中练习。这种方式远比中国那种让学生机械地抄写生词N遍有效且有趣。与中国最不相同的是，加拿大小学的语言训练基本上是让孩子围绕自己生活进行，让他们描写所见、所闻，所想，而不是中国那种方式，即让学生们对教科书里的英雄与领袖人物发表感想，那些人物的行为模式完全与孩子们眼睛看到的不一样。

老师的创意很多，各科协作也非常紧密，小学阶段教小孩上几何课的方式值得中国借鉴，学习平面几何时会让孩子们画画时采用几何形，并让他们在语文写作中用刚学到的几何知识描述图画，在教立体几何时会让孩子用各种几何形拼装机器人并拿到课堂讲解，将几何课的学习变成了艺术创作。在学习天文知识时，老师特意为孩子创造了一个科幻世界，要他们通过种种活动来假设完成一次宇宙旅行探险，孩子们分别扮演探险过程中的不同角色。科学小实验更是让孩子们各显神通。

这种教育特别能够培养孩子的想象力，而想象力是创造力之母。数年前曾有一个国别教育调查，在21个接受调查的国家当中，中国学生想象力倒数第一。国内讨论这个报告时，一致认为是中国填鸭式的教育剥夺了孩子的想象力。

3.妈妈带娃， 爸爸养家

这些家长为什么要放弃现行的学校教育，选择自己教孩子呢？家长周泉女士说，大家都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失去了信心。周泉女士讲述：几年前，她3岁的女儿上了一家还算不错的幼儿园。第一周，女儿因分离焦虑而哭闹。结果，老师为了止哭就恐吓她：“你再哭，我就把你丢到垃圾桶里去！”她听到这句话后非常震惊，立刻把孩子接回了家，从那以后女儿再没进过校园半步。周泉女士说，老师如果不了解孩子的天性，不懂得尊重孩子，孩子怎么发展自己完整独立的人格？他们只会依照别人的喜好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这位家长还介绍，其女儿经过多年的家庭教育，现在非常喜欢读书，国学经典背了不少，对人彬彬有礼，自理能力很强，性格比较独立，遇事有自己的见解，比同龄孩子更懂事。她对教育成果比较满意。

针对笔者的种种担心，多名家长回答说，孩子没有学历不等于没有能力，她相信孩子们在这种模式的教育下，将来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找到合适的位置。她们还称，他们每年会组织孩子到全国各地游学，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孩子们比别的孩子拥有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交流融入不是问题”，“至于高考，还没想过。如果可能，将来也许会去国外留学。”

7个家庭的家长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在此陪伴孩子的多为母亲，父亲则在城市赚钱养家。这些家长有的是私营业主，有的是教师，也有个别家长是“海归”。

这里，我不得不着重提一下金泉书院的朱韦全院长，他是桃花源教育模式倡导人。他是我的一个文友。在武汉民间学界，金泉书院没有人不熟悉的，它先后同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儒学专业委员会、武汉大学中外德育研究中心、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金泉书院共同发起，成功举办儒家文化与当代新道德建设学术研讨会，好几个会都邀请我参加，意在发掘儒家文化的精神遗产，推动国学。后来，金泉书院又联合新粤粥府、《楚天都市报》、湖北省礼仪学会举办湖北省第五届“与人为善，腊八奉粥祈福节”。以后，金泉书院举办这样的公益沙龙活动不知有多少，如第232期公益沙龙古琴研修者班，第253期公益沙龙周勇先生论教育。在谈到教育时，朱韦全院长也有一段话让我深思——

母亲是地，庄稼长得好不好，是地的问题，家庭里孩子有没有出息，是母亲的教育到不到位。母亲怎么做，孩子会跟着做。如果我们自己不做好，去要求我们的孩子做，那就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不可得也。当孩子身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反思，是不是我没有做好？是不是我没有把孩子的特点找到？是不是我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强加到孩子头上了？把孩子变我自己的工具了？

观今之道，出现很多的争吵纷争，都是把自己的名丢了，不尽自己的道了。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们能怪谁啊？是我们自己！古时的教育是希圣希贤的教育，当代的教育多为应试教育。

所以，弘扬传统文化，他决定从自己做起。邀了一些有学识的朋友，兴办了这所被外界称为桃花源教育的学校，用自己的孩子作试验。

4.“桃花源”式教育的争议

武汉7对父母放弃城市的优质教育，自费在家办学的事一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议，许多媒体报道了此事。

针对上述7家家长的做法，笔者采访了有关教育部门。武汉市黄陂区教育局副局长余安青认为，按照《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虽然上述孩子也在接受教育，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送其入学”。但这位教育局人士又说，《义务教育法》并未明确规定，若不按这一条款行事家长会受怎样的处罚。

按照孩子的成长规律，教育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必须是呈阶段性和连贯性的系统工程，把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拢”在一起，很难体现阶梯式的教育区别。

这位教育界人士说，就孩子成长而言，去学校接受规范性教育，仍是孩子成长必不可少的阶段和经历。因为家长的教育资质未经认定，孩子们又没有学籍，教学质量也无从评判。尽管当前我国的应试教育屡遭社会各界的批评和指责，但不可否认，其教育体制是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形成，而且担任教学任务的老师，都是具有深厚的基本知识储备。家长直接教孩子，孩子能否接受消化？家长的教学能力是否胜任？

对于自办教学这条路能走多远，这些家长均称自己没有想过，“走一步看一步”。在交谈中，一些家长也坦言，在一年多的教学中，他们已经感受到自己知识的匮乏，在教孩子学习的同时，他们也通过网络、看书等不同方式弥补自己的不足。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冯桂林则认为，这7对父母的选择，是用实际行动对现行学校教育模式的无声反抗。尽管社会对家长们“宁让孩子做自己的试验品，也不做学校的牺牲品”的做法褒贬不一，但其行为和家教实践所展现的教育理念却值得学校教育深思。越来越多的“在家上学”等异于常规学校教育的方式出现，代表了当前不少家长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基础教育体系应作出相应调整，构建更多元化、更符合孩子发展的教育模式。

这是一种值得倡导和肯定的现象。这些家长是在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一种探索。现行的“应试教育”模式，弊端就是忽略了健全人格的培育，造成了对孩子的童心和人格的压抑。不过，冯桂林也认为，这种尝试具有风险性，将来会在升学、社会评价和认可等方面存在系列问题。所以，如果其他家长没有足够的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知识，就不能盲目效仿。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涂艳国教授认为，随着社会公众受教育权利的发展，以应试为主、课程统一的传统教育体系，目前已难以满足家长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这也要求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亟待在保障所有孩子都能完成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研究建立相应的多元化体系，增加多样化的公共教育服务内容。

二、“桃花源”式教育能否点醒传统教育？

在武汉，这类事情或许并不普遍，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也只有少数家长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毕竟这样的教育是存在风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孩子难以得到社会认可，将来会在升学、社会评价等方面存在问题。

或许，部分民众认为，“桃花源”现象只是个案，有能力采取这种教育模式的家长毕竟不多。但这些家长主张的“在家上学”思想，在全国已有不少志同道合者，他们在网上成立了“在家上学联盟”，已有南京、上海、北京、广东、成都等20多个分站点，群体内交流频繁。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桃花源”教育取得成功，被更多的民众所认可时，去学校接受规范性教育以获得学籍和学历已不再那么重要，传统教育模式将失去最后的“砝码”。

“桃花源”教育提醒教育部门应当思考如何在当前国情下，构建更多元化、更符合孩子发展的教育模式。

1.真能逃离应试教育高压？

为什么要放弃现行的学校教育，选择自己教孩子？家长们一致认为，自己的出发点是不希望子女重复灌输式教育模式。

从武汉某名牌高校毕业的家长周泉说，她从两岁多进入幼儿园，前20年人生不是上课就是考试，带孩子到村里自己教育，就是不想让两个孩子重复自己，不再从幼儿园开始就接受知识填鸭，让分数成为唯一目标。

“石头和草木，是比变形金刚更有价值的‘玩具。”家长海女士认为，与城里上学孩子相比，按国外风靡的“华德福教育”理念，即与孩子的天性合作，由内而外教育孩子，不过早地剥夺孩子的时间和空间，力求发现他们的潜能，引导其成长，而不是成人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孩子。这样教出的孩子能够完全接触大自然，拥有独立思考和主动学习能力，避免在物质欲望中迷失自我。

10个孩子能在这里待到何时？如何上初中、高中？能不能考上大学？成人后如何找工作、靠什么生活？针对记者的种种担心，家长们说，他们也在计划每年将孩子送到附近的村小学上两三个月的学，弥补自办教学的不足，但更多的是顺其自然。

在她们看来，孩子没有学历不等于没有能力，现在社会上还有许多大学生、研究生也找不到工作。她们相信孩子们在这种模式的教育下，将来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找到合适的位置。

家长杨女士强调：“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现在的学生都不会写字，大学生写出的字都像鸡爪子抓的，把传统的教育都丢了，教出的学生不会写字，未来的中国将不会产生书法家;由于都使用电脑，未来的作家也不会有手稿，中国文化将会断档，我真感到忧虑。所以教育部应发文增加写字课，减少课业负担，减少英语课的压力，如今把英语作为必修课，高考占一定比例的分数，这个害死人。有的学生文科成绩相当优秀，只是英语没及格，高考给拉下来，白白扼杀人才。要命的是文、理科都要必考英语，为此很多大学教授都呼吁过，不能把英语作为必修课。而且，学英语回到社会生活中基本上都用不着，白白耗费学生的心血。许多学生都害怕英语，耗费的精力比其他三门课的精力还多，我考大学时有亲身感受。人家国外考大学怎么不把你汉语作为必修课，你中国为什么把人家英语作为必修课？这分明是崇洋媚外嘛！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人家想学都学不来，中国为什么把自己本国的文化丢了，把人家的外来文化当个宝？真搞不懂。恰恰中国传统文化中如《论语》《弟子规》都强调做人、做事、治国的道理，如今丢了这些宝贵的传统文化，造成当今社会道德滑坡，良知泯灭，人们找不到精神支柱。”没想到家长杨女士像个思想家，心存那么多忧虑！好像我不是在跟她探访，而是她在给我上课。

“有道理，我们应该找回一些古代教育精华的东西，也参照一些国外教育先进的东西。不然，我们的教育一切为了市场经济服务，教育产业化，会走向死胡同！”我同意杨女士的观点。

2.孩子“在家上学”，能被体制接纳吗？

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了应试教育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不打算继续忍受下去了。据新华社记者了解，全国20多个城市的家长在网上成立了“在家上学联盟”，交流“在家上学”的心得与方法等。

“在家上学”，家长和孩子要冒很大的风险，一是涉嫌违法。《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其次，“在家上学”的教学质量如何保证？孩子以后适应社会的能力如何？尤其是没有“正规”学历，可能影响就业，等等。

但是，就教育本身而言，这些家长要“摸索一条能够保护孩子们天性的教育之路”，确实触及了教育的本质问题，与国外流行的“华德福教育” 理念基本一致，也算是与国际接轨。这些家长的实验、探索，对社会是有益的;即使是试错，也是一种悲情的奉献。因此，“在家上学”应该被视为一项有意义的教育实验。要让“在家上学”合法化，办法是有的——将其纳入义务教育的管理，由教育部门介入，有家长参与，双方达成一个合作方式，开辟出一个教育特区来推进这项实验。

但很可能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或幻想。教育界内肯定有一些怀抱教育理想和改革愿望的人，但是，这种志向是否为教育体制所认可、鼓励？教育界人士说，尽管当前我国的应试教育屡遭社会各界的批评和指责，但不可否认，其教育体制是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形成——虽然语焉不详，但是，为现行教育体制辩护的立场是明确的。问题是理由没找好：现行教育体制确实是经过了“长时间” 的过程，但是，时间长就能保证一个事物是正确的？这种辩护，就是鲁迅反诘过的理论：“从来如此，便对吗？”而且，现行教育体制是“实验”的结果吗？实验方案在哪里？谁主持了这项实验？实验范围多大？多少学校、学生参与了实验？实验结果在教育界内外接受过分析、评估吗？

“在家上学”是对学校教育的不满，或者说也是一种“用脚投票”，对现行教育投了不信任票。体制中人有点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教育事业的管理者与研究者的使命，是对国家教育事业负责，对国家的未来负责，还是对体制负责？本来，两者并不矛盾。改进、完善教育管理体制，就是对教育负责。问题在于，在现实中，一些改进、完善的建议、做法，常常被视为添乱、捣乱。拒绝改进、完善的原因，可能是主政者不思进取;也可能是出于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应试教育，已经催生并培育起一条从教辅书的编写、出版、发行及课外培训的产业链;教育主管部门、教研部门、学校，一直到有关教师，都从这条产业链中获利。这条产业链与教育行政系统互为表里，紧密配合，前者为后者取利，后者为前者提供“合法性”支持，最终，利益固化已经形成一种机制。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状态：利益固化越深，说明越是需要改革，但是，越是固化，拒绝改革的力量就越是强大。要教育体制认可、接纳“在家上学”实验，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期待过程。

3.“在家上学”呼唤多元化教育

中国的孩子是一天到晚写作业，背课文，书包里是背不动的沉重的各类课本;放了学回去要做“家庭作业”。寒暑假本应是孩子的休息时间，也被繁多的“暑假作业” 和“寒假作业” “补课”占用。还有“美术培优”“英语培优”什么的，学校基本上不教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以及社会实践，培养的孩子长大后只能是书呆子。

不能说中国的教育抓得不紧，看看孩子们起五更睡半夜地上学也的确够辛苦的。我下乡时经常看到，在寒冷的冬天，天还没亮，一些乡镇小学学生就打着手电陆陆续续往学校赶，有的是家长送。孩子起这么早无疑休息不好，孩子正是长身体的年龄，睡眠不足无疑损害身体，孩子觉还没睡醒就被大人喊起床去上早学，头晕脑胀如何学得进课文？而住校的中学生也基本六点就吹起床号，洗漱完毕跑早操，然后上早自习，白天一天正常的上课之外，当然还有晚自习，一般是九点半下自习，用凉水冲完澡，十点半统一熄灯。这就是一个学生紧张的一天。

同陶渊明的“桃花源”一样，“桃花源”式教育，也注定只是一杯看上去很美、却并不能解当下中国家长们教育之渴的水。它存在着与《义务教育法》相抵牾的司法风险、与当下学籍制度缺少接轨接口的前途风险和孩子与社会对接的环境风险。但我们应该从这群宁愿放下手中工作而选择自办教育的家长们的行为中，看到人们对教育的焦虑和不安。从现实来看，终究不太可能与现行的教育体制彻底断绝关系。在家上学看上去很美，但出路何在？如果要在国内上大学，势必回归现有体制。

其实，现行的教育体制在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对孩子的团体合作等方面的培养上是有优势的，只是个性化不足。而“在家上学”的桃花源正是家长对小众化、个性化教育的探索，也是对公共教育多元化的呼吁。

将“在家上学”的孩子纳入公共教育的轨道，国外已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允许孩子在家接受个性化教育，但并非放任自流，更是需要通过和学校教育一样的考核。这样，既可以让孩子和家长们有更多的选择，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更重要的是，多元化的教育方式，有助于培养多元化的人才。

这种“在家上学” 教育方式也好，“桃花源”式的教育试验也罢，究竟是担心激烈竞争的应试教育的惨烈呢？还是担心填鸭式的教育让孩子对世界的认识陷于机械？还是忧虑功利教育让孩子失去了天性？还是焦虑繁重而无创造性的校园学习，让孩子们失去对生活的质感？抑或是某些低素质的教育从业者让孩子失去了人格？

孔子早在数千年前就懂得因材施教，作为现代人，我们更要懂得在生活中不断总结和反思，不断优化教育方式和制度，为未来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

三、教育新事物：“在家上学”

由于不满公立学校的教育模式，我国多个地方出现了大量在家上学的案例，教学阶段涵盖了幼儿园、小学、初中乃至高中。

中广网报道，当下，许多中国家长尤其是城市中的家长，对中小学教育有诸多不满。他们认为，目前学校教育中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多个方面都不能让孩子真正体会到学习的快乐，不能学到有用的知识。于是，有些家长用行动表达不满：让孩子在家上学或者进入私人办的学堂。

据报道，目前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湖北、云南等地存在大量在家上学的个案。其存在形式多种多样。比如，父母在家教孩子，亲戚朋友把孩子集中在一起学习，或者，一个区域的孩子共同学习，甚至还出现了小规模的私塾、学堂等等。其中有些已初具微型学校规模。

报道中提到了多个地方的典型案例，比如广州六月小学堂创办者叶万红，被称为“现代孟母”，为了给孩子寻找适合的幼儿园，这个曾经当过公办小学校长的母亲在广州搬过四五次家。后来，在几位家长的鼓励下，她干脆办起了学堂。六月小学堂的教学内容依据国家课程标准，但不是整体推进，而是每天给孩子制定一个学习目标。每天上午是知识类课程，下午则是美术、音乐课，所有课程都不是讲授式的，而是老师和孩子们分享的方式。

1.新时代的孟母

让我们来关照一下另外几起桃花源式教育，或许给我们一些启示。

请看《华商报》的一篇报道《西安夫妇失望现有教育系统， 带女儿隐居深山读经》：

一对夫妇带着女儿在终南山中居住已近3年，用诵读经典的方式教育女儿，希望培养出他们心目中人格完整的现代“君子”。他们说，在女儿13岁前，不会送她进入那个让他们“非常失望”的现有教育系统。

带女儿进山读经

2005年冬天，在丈夫进山“探路”半年之后，孟尧也带着女儿西西进了山。

那时候，4岁半的西西在陕西西安南郊一家知名幼儿园读完小班和中班。“六一”儿童节，幼儿园发起“没名堂”的捐款活动，孟尧捐了200元。当她走出门时，听见幼儿园的广播里播放着：某某小朋友的家长，捐款200元！她突然觉得非常难堪。

“我对这种功利性的学校教育很早就产生了怀疑。这件事让我下定决心，要自己教育孩子。”3年后，孟尧这样回忆。

孟尧今年47岁，最后的“学历”是北京大学的“MBA”。她和丈夫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下海”经商，家境富裕。在西西之前，她有一个儿子。像所有望子成龙的家长一样，她给孩子选择的都是最好、最“贵”的学校。

“我们那时忙于工作，儿子的教育几乎全交给了学校。”她说。

然而，儿子的成长最终让孟尧感到失望，尽管儿子最后也上了大学。在外人看来，儿子的“毛病”不过是印象中“80后”一代常有的那些：自我为中心、超前消费等等。

“儿子那时长年住校。晚上睡觉和同学比内衣品牌，白天上课比学习用品的品牌。小学没毕业，奢侈品的牌子全都知道了。”孟尧的丈夫说。

儿子上初中时，正值上世纪90年代末期，倡导读诵经典教育孩子的“读经运动”在一些地方兴起，孟尧自己很感兴趣，本想给儿子补上，但发现“来不及了”。因为按照读经运动倡导者的观点，13岁后，“孩子的价值观基本上都定型了”。

孟尧夫妇决定再要一个孩子。他们希望能采用背诵中国古代典籍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他们理想中的“君子”。

40岁这一年，孟尧如愿以偿生下女儿西西。

在旁观者眼里，孟尧几乎是“迷信”传统经典。当年在对女儿胎教时，她就播放经典;女儿上幼儿园时，她想选择上有“读经班”的幼儿园，但没有找到。

2005年暑假，孟尧带着女儿去上海“观摩”了闻名一时的私塾孟母堂。

孟母堂的孩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孩子们吃住在一起，日常的学习主要是读诵经典，并学习传统礼仪。“看上去孩子们的气质就是与众不同。”孟尧说。

西西在孟母堂住了一周时间，她们又去了福建厦门。那里的一个私塾是复古型的，孩子们见人都要“90度鞠躬”。

回来后不久，孟尧夫妇决定带女儿进山，自己教育孩子。

“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做实验品。我们所做的，其实就是古人做的。现在全国那些响应读经运动的人们也在做。”孟尧认为，西西所受的教育和孟母堂等倡导的读经教育是一回事。不过，因为居住在山林中，更适于对西西的“格物”教育。“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也是儒家的重要命题之一。《大学》中说：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在孟尧的理解里，终南山给西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格物”条件，认识和浸润于大自然，正是“童蒙养正，扶正性情”的一个重要内容。

孟尧说，其实他们也一直在观察孩子，并不担心孩子和人交流会有障碍。他们发现，西西无论是和来访的大人，还是孩子，都可以很好地交流。周末，爬山的学生多，有人乱扔垃圾，西西常会站在路口，提醒他们：“哥哥姐姐，把丢的垃圾捡起来。”别人不捡，她也不说什么，自己就捡了。“担心孩子无法融入社会，其实无非担心孩子吃亏。而我们教孩子要学会的第一点，就是要学会吃亏。其二是懂得忘记。其三是孝顺，孝顺的不仅是父母，还有所有长辈。”西西的妈妈说。

教育孩子在人格上独立

如今，孟尧夫妇给西西设定了完整的教育计划，并打算在13岁以前完成所有经典教育。而在此之前，他们不准备送西西去学校。至于13岁之后，或者上学，或者去游学，真正地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上大学，考上了也好，考不上也只是遗憾而已。她有了安身立命的东西，人格建立了，上不上大学，对我们以及这个社会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孟尧说。

不过，孟尧还是准备了小学一到六年级的语文和数学教材，并表示，过阵子会抽出一段时间，专门来给孩子过一遍。

对于数理知识，孟尧的理解是：孩子的语文基础打好了，理解就不成问题。到时集中学一段时间就可以。她说，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她一直提醒自己：技能性的知识可以晚一步，现在做的是开发思维的工作。有人建议西西现在做笔记，她也不赞成，“因为这都是技能的知识。”

事实上，孟尧等人的实验，是民间回归传统、寻求文化认同的自觉。无论是逃避还是抗争，面对一个大家都认为存在积弊的教育体制，他们有勇气来作真正的探索。

2.读经运动， 意在道德

2000年左右，国学大师牟宗三的弟子、中国台湾的王财贵博士开始在大陆推广“读经运动”，希望通过传统的中国典籍教育，让孩子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奠定优美人格的基础，并继承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此同时，台湾的南怀瑾先生也开始在全球华人中推广儿童读经运动。

或许是对传统文化的渴望已经太久，在大陆，“读经运动”立即得到了许多家长的回应。在各地，“读经班”兴起，远离传统太久的中国人，试图让孩子从经典的读诵中，寻找古代中国的诗意以及智慧哲学。“在联合国总部，有一张标语，内容是孔老夫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实则我们的古人有太多的智慧，今人因无法企及而存有误解。”一位学者如是说。

而上海一位叫黄玉德的老教师则发表演讲：“人是怎么不见的”。演讲内容被贴在“绍南文化”这个国学推广网站上。黄玉德认为，在中国，教育正在成为功利主义的工具，而功利主义的最大危害，在于牺牲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与对他人的爱，专门在技能和智力上进行强化训练。这样其实是把人训练成了工具。

在对现有的功利主导的教育体制失望之后，人们回望传统经典，不仅是寻求教育的方法，更希望找回中国人自身的认同感。

“市场经济”和“国际接轨”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全部冲击了。人们只知道不惜一切代价去赚钱，一旦当了官，只知道弄权、贪污、受贿，不知道做人！

掀起“读经运动”，崇尚“国学热” ，具有一定社会背景。从20世纪90年代起，人们对道德的恐惧开始加剧，惯看官场腐败、商业欺诈、人情沦落、尔虞我诈、坑蒙拐骗、见利忘义。有人重提国学就是重提道德建设。《三字经》《弟子规》、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经典，现在很多人都不读了。我们要回到“人之初，性本善” 的本源，不仅要读，而且要照着去做。可是，我们放着自己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不学，而去简单仿效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文化。儿子要跟父亲“平等” ，可以打老子，叛逆;学生可以造老师的反，不读书;女孩子可以学西方，袒胸露背，而且把西方的性开放、性自由、艾滋病全弄来了;还学西方的价值观，不劳而获、超前消费、及时行乐。

所以，有人说我们要掀起“读经运动”，推崇“国学”。“读经”被赋予了拯救道德沦丧、提供商业智慧、重塑家庭伦理、增加民族自信等种种希望。

3.事儿越来越大：“在家上学联盟”

来自扬州的这一家三口，8岁的儿子铭铭只上了半年幼儿园就回到了家，一直“在家学习”。妈妈陶女士告诉记者，她之前的工作是做英语培训。“也并不是说孩子在幼儿园适应不了，而是我们觉得回家自己教育更好。”于是陶女士选择了辞职在家亲自教儿子。2007年还干脆直接办了个“阳光学堂”，主要进行经典教育，“包括中英文经典，中文经典如四书五经，英文经典如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等。刚开始就儿子一个学员，现在已经有七八个了。”不过除了铭铭之外，其他孩子只是在节假日才来“学堂”学习。

只有陶女士一个老师，课程怎么安排呢？，陶女士很淡定：“一、二、三年级数学是作为课外书自己看，我觉得眼下重点是培养学习习惯、学习能力。”铭铭上午半天读书，下午则全是活动，如动手训练、游戏等。

“我觉得在家学习最大收获是，儿子觉得学习是很快乐的事情，他很爱看书。”陶女士说，至于未来，“等儿子读完初中课程后，会让他自己决定，是选择上高中还是继续在家学习直接考大学。”

这里还有来自河南新乡的傅宏瀛，原本是国企员工， 2010年，因为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女儿溶溶不愿意上学，他毅然辞职，给女儿办了退学，自己专职在家教育女儿。他把传统文化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从《论语》到《大学》，每天晨读和早饭后开始一个小时的古文诵读，英语由一个朋友教，而语文和数学完全靠自学。“在学校四五个月学的东西，在家里一个月基本上就能学会了。我对成功的定义就是孩子能快乐。”他们每天早晨6点起床至8点，读《论语》，早晨记忆力好些，而在学校早自习基本上没学到什么，如果老师不管，都在打闹中度过了。上午教语文和数学，小学的语文和数学家长都能对付。下午休息两小时，又接着上别的课，晚自习家长监督把作业做完。而在学校，老师只管尖子生，差生基本不管，许多孩子在学校基本上学不到东西。在家上学的孩子都认为这样学习抓得紧些，效率高些。

“在家上学” 还有更多的例子：深圳女孩冉冉今年10岁，也在家上学。她的父母都是当地公立学校教师。但她的父亲说，学校教育效率低，所有课程都以考试为本。他形容公立学校是生产线上的绞肉机，朝气蓬勃、富有个性的孩子们经过学校加工后，都变成单一的工业产品。

全职太太婉茹是基督教徒，她也是让孩子在家上学。美好的一天从爸爸带领一家人读圣经分享祷告开始，今天要学做智慧人，多结果子。姐姐妹妹把完成的事项打钩，课程表会让小朋友学会珍惜光阴，勤奋不致闲懒。她开玩笑地说，我们家里也是一个混龄班呢！

还有一位来自嘉兴的爸爸袁鸿林，女儿袁小逸只上过一年的幼儿园，就“在家上学”了。如今已经12岁的女儿已经学完了高中课程，并且掌握了英、日、法三种外语，还会小提琴和钢琴两种乐器。袁小逸曾经试图在10岁的时候回到初中课堂，但是“一去就不习惯那种模式，然后是大病一场。”10岁那年，她顺利通过中考，拿到了毕业证书。而女儿的经历让袁鸿林索性办起了“私塾”，目前已有十多名小朋友加入了。

各地都有“在家上学”联盟。记者打开名为“在家上学联盟”的网站，发现已经有南京、上海、北京、广东、成都等十几个联盟部落。家长们除了在上面发帖交流外，每个群体还有自己专门的QQ群，交流心得。

记者电话采访了“南京在家上学联盟”的群主“紫荆花”（化名），她告诉记者，这个群虽然刚成立不久，但已经有50多名家长加入了，且学历一般都是大学本科以上。至于成立群的目的，“只是希望给关注孩子的家长一个交流的平台。”加入者虽多，但是真正实行“在家上学”的比例不足两成，观望者占了大多数。

群主告诉记者，自己为了孩子的教育已经三年，从公司辞职后做起了全职妈妈，“我们的孩子在国外待过一年，对于中国的教育模式可能不太适应。”对于在家上学，她也有不一样的看法，“在家上学的理解其实有多样的，不一定是完全脱离学校的。孩子不适应学校，可以接回家短期处理，处理好了再送回去。”

“在家上学”是否可行，这一问题还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教育专家张清羽认为，孩子在家教育是一种遇到困难就逃避的行为，会给孩子融入集体带来很大的麻烦，可能以后会形成不善沟通的缺点。家长通过课外教育来弥补学校的不足是可行的，但是想要因此来替代现行教育模式是不现实的。有媒体评论人认为，在家上学的成功案例虽多，但是成功往往不能复制的，并且成本太高。他认为应该把这些对教育不足的看法形成舆论，让学校去改变，而不是个人的“海底捞针”行动。

但“在家上学”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江苏教育电视台《成长》栏目制片人陈琼告诉记者，自2004年开始，她已经陆续接触到了7个在家上学的孩子，目前这7个孩子有3个已经走上了社会，其中就包括一位著名儿童作家的儿子，还有一名顺利考上清华大学建筑系，目前已经博士毕业并留校做起了教师。在陈琼看来，这些孩子比起普通学校毕业的孩子，“更加理智、冷静、自制力强，因为他们的家长都是从小有计划地培养。”她认为一般“让孩子在家上学”的成功家庭都具备了三个特征：1.父母是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开始规划的;2.夫妻双方对于孩子的教育观念一致，不能出现不和谐的局面;3.这些家庭的爸爸都是关键时刻能够作出果断决定的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目前，我国“在家上学”的实践尽管形式多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强调以学生为本的个性化教育。

4.“在家上学” 可否作为现行教育形式的补充？

“桃花源”式的教育在现代社会注定不能持久。当孩子年幼时，可以无条件接受父母的安排，而当这些“桃花源”中的孩子进入青春期，还会当“隐士”吗？对家长来说，随着时间推移，教育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恐怕会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也必然会超过他们的能力所及，那时该何以为继？从现实角度而言，当理想的教育境界，遭遇升学、求职压力的现实，是否所有家长和孩子都作好了接受这些风险的准备？

专家指出，正因为争议重重，才不能急于给“桃花源”式教育下定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表示：“我觉得应该再观察一段时间，现在不能急于下结论，实践才能出真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褚宏启则认为，家长要长远考虑“在家上学”的可持续性问题。“家长教育的能力还是有限的。家长可组成类似于教育互助组的形式，去纠正学校教育的不足，对学校教育形成补充，但不要和学校教育对立起来。”

“在家上学”的积极意义在于探索教育模式的多样性。

再去造访“桃花源”已经是2016年秋季开学，别的学校开学了，他们也如期开学。那天他们正在打扫卫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我看到孩子们扫地的扫地，拔草的拔草，还有的孩子去门前小河提水洒尘，干得不亦乐乎，小脸上红扑扑的，沁出了汗水。杨女士对我说：“你看，你看，孩子们变得多勤快，多懂事，一点也不娇气，不像城里的孩子。过去可不是这样！”

我和杨女士站在场院上，一边看着孩子们劳动，一边继续我们的话题，“不仅仅是这些，很多地方体现出变化。”对于家庭教育的好处，杨女士举例说，通过学习《弟子规》，孩子们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讲解《弟子规》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百善孝为先。所以弟子规把“孝”放在第一位，“孝”这个字的结构是“上老下子”，意思是强调血缘延续的重要性，强调父母以身作则，这就是“孝”要传达的一个意思。孩子们之后就懂得了孝敬老人，打水让我们洗澡。

我们讲解《弟子规》中的“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开口说话，要讲信用，不能巧言欺骗或者胡言乱语，更不能夸大其词。也就是说，要讲实话、不撒谎，做个实诚人。孩子们基本上都不撒谎了。还要求孩子们懂得“泛爱众，而亲仁”，意思是说处世以仁爱为准，推崇互相礼让。搞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爱护众人外，还要做到一个“让”字，礼让的让，“让则有余，争则不足”，所以人与人相处要能够礼让，礼让是人与人之间最优美的距离。比方说进门连门都不敲就进去了，一次、两次可以接受，次数久了会怎么样？可能怨气就上来。所以再亲的人也要尊敬，也要以礼相待，保持这个优美的距离。孩子们之后就懂得了谦让，在学堂上再没出现过打架扯皮抢东西的现象。

杨女士还告诉我，讲解《三字经》中的“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说小孩子不肯好好学习，是很不应该的。一个人倘若小时候不好好学习，到老的时候既不懂做人的道理，又无知识，能有什么用呢？“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说玉不打磨雕刻，不会成为精美的器物;人若是不学习，就不懂得礼仪，不能成才。“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做儿女的，从小时候就要亲近老师和朋友，以便从他们那里学习到许多为人处世的礼节和知识。“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 ，东汉人黄香，9岁时就知道孝敬父亲，替父亲暖被窝。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汉代人孔融4岁时，就知道把大的梨让给哥哥吃，这种尊敬和友爱兄长的道理，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

他们不断从四书五经中的勤俭章节里，教育孩子们要以勤俭朴素为本，孩子们就勤快了，爱劳动了，干活抢着干。过去孩子们家庭条件优越，娇生惯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爱劳动，破旧衣裳不穿。现在旧衣裳都不嫌弃，舍不得扔，而且自己到小河里去洗。同时还懂礼貌了，平时“阿姨好！”“老师好！”挂在口边。这些都是通过“桃花源式教育” 而获得改变的！

杨女士说：“现在，很多家长都要把孩子们送到我们这里来读四书五经，说我们把孩子教好了;但我们没有接收，我们只教自己的孩子，不敢误人子弟。”

我顺便问一个大点的孩子：“你们这样读书愉快吗？”“愉快，没有过多压力，很轻松，心反而能静下来，背诵课文记得快。”“还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明白了许多道理，日常生活的事我们基本都会做，动手能力强，将来走到社会上不是书呆子。”“将来怎么办呢？”“我们还会回到学校去考试升学，还可以考大学。家长还说，我们读完高中，直接可以出国留学。”

四、现代教育能否回归桃花源式“私塾”？

相信许多人对我国古代的“私塾“并不陌生，它是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以教授儒家思想为教育方针，是私学的一种。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新式教育思想的推行和发展，私塾自然被淘汰。

时代进步至今日，武汉的7位家长为了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孩子，作出了“在家上学”的创新。应试教育，看重成绩不重视能力;科举式中高考，忽视学生的爱好和天性等等。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着许许多多问题，但无论如何，这些不能成为回归到私塾教育的理由。

这7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每天教孩子诵读四书五经、数学、书法等课程，没有考试，没有压力，没有大量的作业，有的只是轻松自然和模仿父母学习。

这样的自学真的是孩子们的“桃花源”？不敢苟同。家长们所谓“远离城市污染和喧嚣，保护孩子的天性，尽可能地给他们自由，给他们一片没有污染的人文和自然环境，陪伴他们一起学习和成长”。听起来很美，真能逃离应试教育高压？难道就不怕跌入无目标的陷阱？学校教育虽有不足，但其自有强于“私塾”式教育的优势，那种众多孩子在一起学习嬉玩的环境，那种注重团结、纪律、合作的氛围，那种由专业教师传授知识的系统性优势等等，这些自建的“桃花源”能提供给孩子们吗？显然不能。把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拢”在一起，不符合孩子的阶段性成长规律。家长直接教孩子，孩子能否接受消化？家长的教学能力是否胜任？如今，有几个娇惯的独生子能长期接受家长的自律管教？

我国的应试教育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一体制经过长时间实验形成，具有一定的优点，绝不能全盘否定。不能倒退到“自办教育”上去。一些家长坦言，在一年多的教学中，他们已经感受到自己知识的匮乏即是一例。新鲜感过去之后，再好的奇思妙想都有落入贫乏的可能。

但这7对父母的探路式创新值得我们的教育深思。增强对学生健全的人格教育，爱心与合作教育，减少性格和人性的自由压抑，多关注孩子的个性化需求，发挥学生的专长，切合对象因材施教，创造一种宽松的有针对性的实用性学习环境，每一项内容都不容忽视。

“在家上学”最知名的案例可能是“童话大王”郑渊洁和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不喜欢在学校上学，郑渊洁就自己编教材，自己在家教儿子。后来他编的教材有许多都出版了。北大2004年入学的一位14岁少年大学生，同样是家庭教育的成功案例。郭德纲宣布自己的儿子退学专业学相声的消息之后，许多人认为郭德纲这是违反了《义务教育法》。而教育家也提出“让学校去适应孩子，而不是让孩子适应学校”的理念。

在成都有家华德福学校，类似于家庭学校。倡导的是让孩子们在自然的环境下成长，通向自由、自然和爱的教育。在英国的华德福总部，你可以看到孩子们崇尚向自然学习。“我站在大地上，向石头学习;我遥望大海，向鱼儿学习;我凝视天空，向鸟儿学习;我生活在大自然中，向太阳学习。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这是华德福学校的一首歌。幼儿园的孩子们大部分时间在户外，以玩为主。他们不是教育孩子们学什么，而是引导孩子们自己去发现和探索。大一点的孩子可以亲手建造一座房子，在建造中学习丈量、数学、合作和更多的东西。是通过建造房子之类的具体事情，学习和生活。

针对武汉7对父母放弃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归隐”乡下自办“桃花源”式教育，“在家上学”话题走入公众视野。 “在家上学”能否给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适当的教育，效果能否符合家长的期望？当孩子要走出“桃花源”时，在社会主流教育体系之外成长的他们，能否顺利融入社会，并在这个喧嚣的社会中立足？都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旧时的私塾已随现代教育的兴起而消亡，现代的私塾似乎有随国学热潮而复兴之势。若死抠《义务教育法》，则私塾多有相抵触之处，甚至有遭取缔的危险。若酌情论理，私塾今日重现必有其存在的客观理由，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理想的制度设计，当是为中才立规矩，为天才（偏才怪才）留空间。义务教育制度中，学校充其量可以满足99%的学生需要，但可能有1%的孩子或因个性，或因禀赋，无法适应。能否为这1%的孩子寻找另类教育，正是教育机制是否有弹性的表现。除了不断倒腾的教育改革外，家长们想办法将自己的孩子送进私塾，或者干脆自己教，也未尝不是积极的办法。如果承认家长对孩子的爱远胜于其他人、家长对孩子的未来关切也远胜于其他人的话，那么，谁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送子读私塾的家长是在拿孩子开玩笑。作为家长，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是否也可享有一定的教育主导权？

现实而言，进私塾始终是一种少数人权利的问题，但它毕竟牵涉到公民的选择自由。按照《义务教育法》第58条规定，家长或监护人如无正当理由，未依法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当地政府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自己的孩子无法适应整齐划一的学校教育，算不算一种“正当理由”？

据调查，“在家上学” 的还为数不少。《北京晨报》报道，在中国大陆约有1.8万学生“叛逃”学校，选择“在家上学”，多数家庭主要由母亲负责孩子的在家学习。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2013）》，分析我国“在家上学”的发展现状。调查显示，在家上学的孩子主要处于小学阶段，大多数家庭不认同学校的教育理念，过半家庭月收入1万元以下。

五、今天需要《弟子规》吗？

育人其实是桃花源式教育提倡的“如何发挥孩子天性，将来走向社会” 的同一命题。

物质文明有了飞跃的进步，然而精神道德水平却令人担忧。历数校园血案、连续跳楼事件、五男孩闷死垃圾箱、毒奶粉、地沟油、贪污腐败等问题，不断向我们发出警示。

近年来传统文化的复兴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而《弟子规》无疑是其中之一。它所教导我们的是从“孝、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等七个方面做起，从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逐步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看似不显眼的一本小书，实际却蕴含了做人做事的大智慧，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仔细审读。

《弟子规》360句，1080个字，涵盖了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交往等方方面面的品行，对爱心的培养，对他人的尊重，恰是当今社会亟需的精神修养！

令人欣喜的是，有的学校已把“孝、悌、谨、信” 贯穿到了教学工作中——

据《长江商报》消息 ，“武汉二中出台《武汉二中2013届大学保送招生工作条例》明确要求：不孝敬父母，不关心他人，参加学校社会综合实践活动当前少于规定量，受过学校处分的学生，不得报名参加保送生考试。”

“这就是说，如果学生有上述行为之一，报名参加保送生考试，二中不会向高校推荐，虽然个别高校无须高中推荐，考生自我推荐也可报名，但自我推荐的考生很少能获得保送生考试资格。”武汉二中一老师说。

尽管存在争议，但它的导向性非常明显。该消息称，有学生认为，将孝顺写入保送生报名的条件中，本身就具有引导性，“这样的规定引导我们知道孝顺的重要性，也督促个别不孝顺的学生改进。”该文还说，“不孝敬父母者没有保送生报名资格，缘于北大去年‘中学校长推荐制。北大去年首次明确要求，不孝敬父母者不得入选‘北大推荐生。”“教育专家叶显发说，无论是北大要求不孝敬父母不得推荐上北大，还是武汉二中将这一规定延伸到保送生中，出发点都是好的，应该想办法落到实处，引导社会孝敬父母。”

六、百万考生弃考告诉我们什么？

201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公众教育公平感调查报告显示，有近三成的公众不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其中不相信“教育改变命运”最多的是北京。这一调查立即引发不少网友热议，从北大学子卖肉到南京大学学生上街擦鞋，再到安徽大学学生卖羊肉串，从硕士农民工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跳楼，公众热议的都是知识改变不了命运的例子。如今教育的性价比越来越低，让更多的人开始质疑“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的正确性。

这些热议让我想起《中国青年报》曾经的一篇报道，说的是9年前，陕西农民韩培印，儿子考上大学，成了他最大的骄傲。为了凑学费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到西安打工。当儿子大学毕业之后，老韩却发现，儿子的工资尚不如中学毕业出外打工的姐姐，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自己。儿子进城读大学后给农民老韩带来的，只有难以偿还的债务和村里人嘲笑的目光。这让老韩彻底改变了以往“我儿子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的骄傲，取而代之的是“我看读书是没用”的悲观失望。

如今的扩招使得大学教育从精英化转为大众化，大学文凭贬值。每次毕业招聘会人山人海，大学生就业率一年不如一年，甚至有些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待遇还不如农民工。一个农民的孩子也许上了大学，找工作时却需要靠关系。大学毕业即失业，将你的档案和户口转回原籍，原来是农民现在依然是农民！甚至比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农民子弟还要可怜，他不仅付出了四年的机会成本，打道回府后，村里人肯定还会指指点点、嗤之以鼻——瞧，我们的大学生又回来了！

曾有一位网友就此发表过一个帖子：“随着后来大学生就业愈加困难，村民对大学生的印象发生了180度的变化，我们由原来别人羡慕的对象，变成了别人敬而远之甚至是鄙夷的对象！其实村民的变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四年大学我们花了家里那么多的钱，把原来还算可以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更要命的是，毕业后还没有好工作，甚至毕业就失业，在他们看来还不如高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

越来越多的例子也在不断印证，“知识改变命运”似乎只是个美丽的谎言。2009年11月26日，研究生杨元元自杀身亡。她的信念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可是她奋斗多年学到了许多知识，名牌大学也毕业了，研究生也考上了，到了可以改变人生的时候了，但却没有任何起色，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不仅养不好家人与自己、解决不了面对的种种人生难题，反而越来越糟──“都说知识改变命运，为什么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此一问的背后是：活着又有何益呢？自杀成了她可悲的选择。

2004年，麦子一篇文章《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起了多少共鸣，一个农家子弟经过18年的奋斗，才取得和城市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但如今，不少农村地区的家庭不再以有大学生为荣耀，好些家庭都陷入“不读书永远穷、一读书马上穷”的悖论中。而“知识改变命运”曾经振奋无数寒门学子的口号，如今似乎已成为一种奢望。与此同时，社会中曾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也正悄然演变成“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在这样的背景下，“干吗上大学？”既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也是一个让无数家长和学子百般纠结的话题。

中国银监会甘肃监管局局长王晓光出于个人关注，曾对会宁教育作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0%的农户供过或正在供孩子上大学，而其中又有八成家庭负债达5～8万元。即使通过东拼西凑，借钱或者贷款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可是对于现在一毕业就失业的社会来讲，把所有的一切全搭进去，都不能保证孩子大学毕业后能有一份工作拿工资回馈一下早已濒临倒塌的家庭。所以，上大学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讲是一朵悬崖上的花朵，等自己费尽全身力气到达伸手可以触到的花朵时，发现花儿早已凋谢。

许多家庭长期举债，供养孩子上高中、上大学，最后换来的却是“透心凉”，多年投资血本无归。让学生和家长感觉“教育本来是改变命运的最好通道，可现在却似乎成了返贫的催化剂”。全国政协委员王平在“两会” 上建议：“取消录取农村小孩上大学资格，不鼓励农村小孩上大学。”而召来网友一片骂声，其实他这话本意也不错，对于“毕业即失业” 的现实教育状况，农村孩子确实耗不起。

近年来，以大学扩招为主要标志的教育产业化所催生的高学费和低就业，像两只无形的大手，夹击着原已出路狭窄的农民。他们不仅要背负沉重的学费，更“可怕”的是，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原先想象中“只要孩子大学毕业日子就能好起来”的愿望也瞬间破灭。

接下来，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假如高考不能改变命运，对那些渴望用知识来改变命运的农村子弟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读书无用论”在中国乡村流传，如果读了大学依然还回家种田，那还读大学做什么？如果像高考这样公平竞争不能改变什么，而是让家庭地位﹑金钱和社会关系成为决定命运的因素，弱化了高考充当直接为全社会选拔人才的工具，又无法找到其他普及全社会的公平选拔机制来代替，我们将无法阻止社会阶层的断裂继续加大。

那些经历了12年“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怀揣梦想走进大学殿堂，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明白，梦想与现实的天堑不是用十多年的苦读就能勾连的，人脉和社会地位往往是通往“成功之路”的桥梁。当下真正能够改变人们命运的选拔机制，比如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录用和国有企业招聘等等，都分散在社会各个领域，处于一种不完全透明的状态。这直接导致了更多人认同“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用现实的语境来看，“知识改变命运”就好比古代的“仁义道德”，是一个禁锢平民百姓或无权无势人头上的一个思想枷锁，当你沿着这条设定的道路一直前行的时候，你会发现知识改变的不是自己的命运，更多的是权贵者的命运，你依然摆脱不了成为工具的命运。

2013年6月中旬举行高考，然而，并非所有高三应届生都将参与到这场规模达到912万人的大型考试中，许多人在考试之前就选择了放弃。据教育专家测算，2016年大约有100万应届生不参加高考。

也就是说，将近九分之一的学子弃考，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其实，答案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无非三条——

中国高考曾经被赋予太多的人生象征意义。每年高考季节，地球村之所以出现“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中国式奇观，当然是因为“一考定终身”的现实使然。于是有人说，在中国没有经历过高考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据专事出国留学服务的业内人士透露，现下高中毕业出国的学生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一些学生高中毕业后选择出国留学，不再过高考“独木桥”，由于高考成绩留学时几近无用，大多准备留学的学子毅然选择放弃高考。这到底是为什么？一些选择出国留学的高中生家长直陈理由一言以蔽之：希望能得到国外更前沿的教育。因此，学生选择弃考出国，实际上是对国内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否定与抵制。

其二，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事实上，不少弃考学生的理由简单直接，与其“毕业即失业”，不如直接就业。一位高考前毅然选择休学的贵阳姑娘直言不讳：“我觉得我考不上大学，就算考上了，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不如趁年轻有资本，先就业算了。”当他人正在埋头准备高考时，她已经找到一家酒吧打工。教育部门公布数据显示，百万弃考学子中，出国留学生不过20万人，其余80多万弃考生大多选择就业。

也就是说，当“学习成就未来，知识改变命运”不再成为“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成功神话，弃考或许便成为现实而又理性的“自古华山一条道”。事实亦然，80多万弃考学生中，农村孩子占绝大多数。“毕业即失业”的就业形势，给农村孩子和家长带来更多负面影响。既然一些高中毕业生外出打工，在私营企业每月能挣两三千元，现实则驱使更多学生放弃高考。一位校长中肯分析：“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给高考做‘减法，一边是收入不错给打工做‘加法。两者一起作用，让高考作为农村孩子上升渠道的优势地位被弱化。”在我看来，学生弃考，说白了是因为高校难以为他们提供真正改变命运的机会。它说明，国内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越拉越大，导致学用脱节。

其三，无奈“输在起跑线上”。如果说城市孩子弃考是想寻求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那么农村学生弃考则更多出于现实的无奈。弃考肇因之一，是学费昂贵上不起学而被迫弃考;肇因之二，则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使然。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认为，当前农村与城市的教育资源配置差别较大，农村学生“输在起跑线上”，通过高考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对较小，近年北大、清华等高校农村生源持续低迷就是典型的反映。政府部门应当加大力度调整教育资源分配，补足农村教育资源短板，为农村学生创造更多机会。同时，加快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为教育均衡发展提供社会保障。

故而我要说，时下对媒体而言，与其重复考前考中“拉鱼的不急，背鱼篓的急”、局外人制造人为紧张，以及考后“爆炒状元”的炒作窠臼，不如关注百万学子弃考，以及背后折射的现实问题更具新意，更有价值。

七、中国教育的问题出在哪里？

教育从来都是事关国家兴衰之大事、社会和谐之大事与家庭和睦之大事。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说明教育的重要性并非儿戏。然而，中国二十多年的教育改革却不尽如人意，如今全社会对教育的千夫所指虽说是各尽其事、各尽其理，但绝大多数的“原罪”矛头都集中指向“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教育高收费”“教育乱收费”“高考指挥棒”“应试教育”“分数挂帅”“师德不济”等等显性的问题上，而忽视了造成如今教育乱象的深层次原因。

笔者曾从某地方党报有关教育报道的《记者手记》中看到对教育这样的定位：“市场是教育的风向标”。正是这个“市场是教育的风向标”的教育定位，引发的教育问题。

走过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如今堆积如山的尖锐矛盾，让全社会深深地知道“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计划经济并不是万恶的”哲理思想。换言之，就教育而言，只有不是的制度，没有不是的教育。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不是任何意识形态国家的专利，但市场经济宿命论，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伊始就成了所有领域的风向标，教育也不例外。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市场化就是在市场经济宿命论下一步步走出来的，虽然说国家最高层从来都没有公开承认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市场化。但是，长期以来的暧昧姿态却助长了教育向着“市场是教育的风向标”的市场经济宿命论一路狂奔，直至造成今日教育假性繁荣下的上述显性问题。

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宿命论指引下，一切向钱看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这个发展道理下，市场经济宿命论催生了中国的功利制度，铸就了中国的功利社会，制定了中国的功利政策，形成了中国的功利教育。由此可见，如今中国的“问题教育”特征恰恰符合功利教育的色彩。因此，发生在笔者上述所列举的教育显性问题也就并不奇怪了;当然，功利教育失败之处的责任大小多少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国家、社会和家庭都应该是功利教育失败的责任承担者，其中最不能原谅的是传媒对“问题教育”的鼓吹和误导责任。功利教育失败所发生的一切，笔者在此没有必要细细赘述，这都是众所周知的无须证明的事实。

功利教育无疑是教育之痛，它把教育的应有之义“百年树人”的育人目标，以“市场是教育的风向标”的教育定位，把育人教育目标引向了市场经济宿命论下的短视教育之路，使没有育人内涵的“快餐教育”把学生变成了“高考指挥棒”下的“考试机器”，应试教育让教师疲于奔命地应付分数挂帅的国家教学考核制度，而高喊多年的素质教育却成了育人教育的遮羞布。在金钱衡量一切的功利社会的今天，等级制的学校成了教育的等级歧视，不可否认高等级学校的师资水平，但我们必须看到师资水平的差异都是用金钱雇用的，而并不是国家对教育承担公益性质责任而进行制度安排和行政配给的。因此，才会出现一浪高过一浪的高价等级学校竞争，也才会出现不惜倾家荡产也要选择等级学校的非理性家庭悲剧……

诚然，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教育出些问题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国之根本的百年树人教育竟然会演变成中国“新三座大山”之一（教育把父母逼疯，住房把钱包掏空，医疗把生命送终），而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改革修正，这就不得不让人对教育改革方向的认真深思了。行文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教育出了啥问题已经一目了然，那就是功利制度——功利社会——功利政策——功利教育，这是一条清晰的教育问题链，要想中国的教育改革重新推上理想化的公益轨道，解决教育问题链上所有问题，一个都不能少。

正因为如此，桃花源式教育给了现行教育体制一记响亮的耳光！

尽管，桃花源式教育——与当今应试教育相隔绝的教育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基本上是行不通的，你的孩子不融入当下教育体系，首先升学、高考就存在问题。他们执意这样做，是对当下教育体制的不满和反抗，也是对当下教育形式的补缺和完善。他们让孩子学习四书五经，是培养孩子们懂得礼仪，先学做人之道，然后才是英才。而不是只唯书本，只唯分数，不懂社会的半成品之才！

这使我想起，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西塞罗，他说“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非适应现实”。学习或者教育对学生本身来说最核心的应该是为己的，不是为别人学的，不是为父母学的，而是为丰富自己学的，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就在本文完稿之际，武汉7个家庭所办的“桃花源式教育”又接到上级教育部门的通知，让孩子们加入到正规学校的课程班，补习现行的课本;在他们办学的几年中，已不止一次了，他们走的是“脱离学校，自己教学”，然后融入学校，学现代课程，再后又是“脱离学校，自己教学”，依次往复。

不知道他们的这种教学之路还能走多远。

（注：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作者简介

杨豪，男，湖北大悟县人，民革湖北省委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农村综合改革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医疗养生》杂志执行主编。发过小说、散文、纪实、报告文学百万余字。有《中国关山经济航母》（与人合作），《中国农民大迁徙》《长江，忧患的母亲河》等著作。《农民的呼唤》曾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农村教育现状忧思录》被“2000年度中国最佳报告文学”收录。《中国农民大迁徙》入选2007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