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年认识是在云南蒙自的青春诗会上，他穿着马甲扛着一个巨大的相机，我最初还以为他是随行的记者。刘年个子不高敦实，面孔红黑，经常眯着眼默不作声的笑，估计当年湘西的土匪就应该是刘年这样的。不一定什么时候他冷不丁地给你致命一击。当然我是说在诗歌写作上，刘年确实能够在不做声中突然给读者巨大的震动。刘年反复强调他主张诗就是站在弱者的一边。而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已。

我曾经在给《人民文学》评年度奖的时候给刘年的组诗《虚构》写过颁奖词：“组诗《虚构》是真实之诗，也是寓言之诗。他的赞美与批判不仅关涉个体性的现实而且还关乎深层的命运感以及历史想象能力。他游走‘边地的抒写拨现了‘地方性知识在城市化时代的重要性。他诗歌的体温灼热滚烫，同时又冷静自持，可贵的是还持有疏离和提升的能力。这是一个朴素、厚道、可靠的写作者。他自我缩减的谦卑与敬畏的同时正是周边性隐秘世界不断打开的过程。个体乌托邦意义上的精神吁求适度而又让人心怀渴念。”那次颁奖是在鲁迅文学院。颁奖结束时已是黄昏。我乘公交回家，而刘年则去赶着另一个酒局。期间，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像极了两个不相干的人。而最早接触刘年，还是在滇南的第28届青春诗会上。那时的刘年只是一个“编外”的参会者。我记得他穿着类似于职业摄影师的褪了色的蓝色马甲，背着一个仿军用的绿色双肩背包，或扛或端着一个大块头的摄像机。刘年话非常少，乍一看还以为是随行的挑夫或马夫。在青春诗会结束后，我看到了那张他坐在滇南山中隧道铁轨上的照片。我想起了那时的惊雷滚滚和瓢泼大雨，想到一行人在泥泞和风雨中艰难徒步。那么他们行走和写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次行走实际上最接近于诗歌的本质——过程如此艰难，且结局也充满了诸多的不可预见性。而诗歌带给我们的安慰就如隧道尽头忽隐忽现的亮光。我们有时候是飞蛾，愿意扑火。

刘年，本名刘代福。这一个“福”字的气息让我想到的是乡下漆黑门框上手写的粗黑大字，闻到的是呛人的劣质烟草背后的朴素而温暖的愿望。但是，为了这一“福”字你必须付出代价。我最初以为刘年是云南人，后来才知道他是湘西永顺人。是的，刘年的诗歌中有烈酒气和冷森森直挑命门的剑气。但这种烈气和剑气更多的是伤害自己。这种酒气和烈气在胸中搅拌、蒸腾后就激荡成了一条大江。它们澎湃的时候惊天动地，它们安静的时候让你黯然神伤。我一次次在刘年的诗歌中看到他在江边蹲坐或躺卧，或者小兽一般的低低吼叫。后来刘年来北京，我们的见面也大体是在会场和饭桌上。感觉刘年喝酒不如以前那么生猛了，也不怎么直接跟我叫板了。在海南的夜色中，刘年穿着衣服短裤头直接扑进了黑沉沉的大海。而一次在我老家唐山曹妃甸湿地，他从船上也是直接跳进了水里。扑腾的水浪和浑浊的漩涡在那个北方的下午一直在搅动……

雷平阳曾说刘年是中国最具有骑士精神的诗人，于是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刘年在我这里就突然改头换面成了刘骑士。而我每次见面也都高声喊他——“刘骑士”。尽管是一句看起来有些搞笑的说辞，却在内里上抵达了一个诗人的精神内核。是骑士，当然要有骑士精神。这自然缺不了一匹快马和一柄长剑，腰间也少不了一个酒葫芦，“有必要，虚构一个我，写字的这个，皱纹太多 /在脸上，虚构一些笑容，在腰间，虚构一柄长剑 /因为现实太硬，剑，有必要虚构它削铁如泥”（《虚构》）。马用来闲荡远游，剑也并不是简单的武器而是成了骑士的一个象征之物。当转换为诗人，“刘骑士”的马和剑和酒在诗歌中不断出现叠加。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看到一个渐渐疲累的刘年，人到中年而胸中块垒并未曾全部融化的刘年。

有时候诗人就是给自己贴上“寻人启事”的人。是的，这必然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刘骑士”——“有必要虚构一些纸，记录一些即将焚毁的事实 /然后虚构一些事实，祭奠那些诚实的化为灰烬的纸”。实际上这一文字化的“骑士”是维持了个体主体性的“一个人”真实存在空间的支撑点。尽管这一支撑最终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也必然是虚无和瘫毁的。而在内里上而言，尤其是精神性强大的诗人与“苦行僧”是相互打开彼此共通的。而为了维持一种固有的根性，诗人又必然承担起挖掘人和汲水者甚至土拨鼠的角色，“时间和茂盛的言词不足以埋葬一切 /一定能找到破碎的瓷器，证明历史的骨头 /一定有土拨鼠在挖掘老栗树的根 /于是，我把这个静如坟墓的废墟，命名为繁华”。最终淘洗上来的只是碎片和骨殖以及断根，连同带上来的还有黑夜一样的虚无无着。那么诗人就不能不虚妄、反讽、悖论，在修辞学上也不期然地成了“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人，成了鲁迅笔下面对着坟墓和垂暮老人以及隐蔽在荆棘丛中小路上的夜行人。

刘年前一段时间也突然成了文坛关注的热点。

众所周知是他最早在网络上发现了湖北一个叫余秀华的诗人。在余秀华还不为人知的时候，在一次诗歌评选活动中，我是第一次集中阅读了余秀华的诗，我当时没有想到她是一个脑瘫者，而只是从诗人和诗歌的角度来衡量她的诗。在那一批参评的 70后和 80后的诗人当中，余秀华的诗是突出的。而当她成了中国文坛和文化界的一个事件，人们谈论更多的并不是她的诗歌，而是她的脑瘫、农妇和底层的身份。目下人们对余秀华或者谈论得过多，或者不屑一顾（尤其是在所谓的“专业诗人”圈内），但是真正细读余秀华诗歌的人倒是不多。撇开那些被媒体和标题党们滥用和夸大的《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搁置诗歌之外的余秀华，实际上余秀华很多的诗歌是安静的、祈愿式的。而她那些优秀的诗作则往往是带有着“赞美残缺世界”态度的，尽管有反讽和劝慰彼此纠结的成分，比如她在 2014年冬天写下的《赞美诗》——“这宁静的冬天 /阳光好的日子，会觉得还可以活很久 / 甚至可以活出喜悦 //黄昏在拉长，我喜欢这黄昏的时辰 / 喜欢一群麻雀儿无端落在屋脊上 /又旋转着飞开 //小小的翅膀扇动淡黄的光线 / 如同一个女人为了一个久远的事物 /的战栗 //经过了那么多灰心丧气的日子 /麻雀还在飞，我还在搬弄旧书 /玫瑰还有蕾 //一朵云如一辆邮车/好消息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 /仿佛低下头看了看我”。

余秀华来北京参加在人民大学举办的诗歌朗诵会的时候还专门给刘年提了一篮子鸡蛋。后来看到刘年，我就开他玩笑，“土鸡蛋吃了效果确实不一样啊，越来越精神和高大上了。”余秀华不仅送鸡蛋，而且还送诗给刘年，而这才是真正的诗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精神会心吧——“风吹四月，吹平原麦浪，麦芒响亮。/一个男子在麦地里走，山在远方 //灰房子，红房子，一个院子里曾晾晒他衣裳 /一个男子站在山腰上，风吹红他胸膛 //人间俱绿，形同哀伤 / 他的影子倒映在夕光上，海在远方 //他的呼吸轻，但天地有回声 /一棵野草也跟着摇晃 //他说：万物生 / 我也在其中”。

从诗歌编辑的角度来说，刘年是有眼光和判断力的。那么具体到刘年自身的诗歌，我们该谈论什么呢？

刘年的诗歌在空间上让我们迎面与城市和乡村同时相撞，他是典型的焦灼痛感式写作的样本。说句实在话，刘年通过对城市和乡村以及自然空间的精神性再造让我们发现了日常的熟悉的又莫名陌生的“现实”。任何人都不能回到过去也难以超越当下，而恰恰是被二者之间的瓶颈处卡在那里艰难地喘息。刘年就是如此，企图再次坐上粗糙破旧但是温暖的牛车回到多年前缓慢的黄昏是不可能了。与此同时，在非虚构写作和抒写现实的底层和草根诗人那里，恰恰相反，我却看到那么多的文学文本并没有提供给我们认识自我和社会现实的能见度。尽管我在美国人海斯勒的《寻路中国》《江城》那里也获得了一种认识中国的另外一个途径，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海斯勒还是缺乏更为真切的本土性的清醒和自审。2012年 7月 21日，北京。那场 60余年不遇的罕见暴雨并未散去！那突如其来的暴雨甚至超出了我们对日常生活与庞大现实的想象极限。而在秩序、规则和限囿面前，我们却一次次无力地垂下右手。在我看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强大而难解的社会现实所相对的却是空前的难以置喙和无力。这可能会引起人们的不解。我们不是有那么多与社会现实联系密切的文学吗？是的，由这些文本我们会联想到那些震撼和噩梦般的现实，但是与现实相关的文学就一定是言之凿凿的事实呈现吗？面对“糟糕”的现实我们很容易因为不满而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愤青的角色——“我还记得八月中旬，临行前和朋友们坐在北京世贸天阶，谈论着中国现实的种种，一种空前的庸俗感，让我们倍感窒息”，“我厌恶那无处不在的中国现实，是因为它们机械地重复、毫无个性……它们一方面无序和喧闹，另一方面又连结成一个强大的秩序”（许知远）。而我想说的是我们对“现实”除了“厌恶”和“不满”之外是否还需要更多其他的声音（尤其是“异质”的声音）？中国的晚近时期的乡村史、命运史和波诡云谲的时代一起冲撞着微不足道的个体命运。一定程度上我们所缺少和应该坚持的正是一种“羞耻的诗学”，只有如此方能对抗虚荣、权力、浮躁和假相。面对愈益纷繁甚至陌生的中国现实，众多的阅读者和研究者显然并未从田野考察的角度和历史谱系学的方法关注普通人令人唏嘘感叹命运遭际背后更为复杂的根源、背景、动因、策略和文化意义。这大体印证了米沃什的“见证诗学”。

刘年的诗歌和生命体验直接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当然，这种日常现实写作的热情也伴随着一定的局限。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现实的难度，与此同时诗歌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这一现实景观不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独特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是沦为了“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很多诗人写作现实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大多当下的各种诗人大抵忘记了日常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刘年曾在说到诗人趣味的时候简略地提到诗歌的写作和发生，他做了一个假想性的例子倒是很有意思，“诗人在写不出诗的时候，应当坐七个小时的汽车，再转三个小时的手扶拖拉机，去乡下找一个煮得一手好鱼的朋友。”这也许就是重新发现自我和生活的过程，也大体印证了写作与生活、经历的关系。或者说对于当下很多的诗人而言，他们每天都在看似抒写“现实”，但实际上他们太缺乏语言、修辞和想象力的“现实感”了。米沃什对二十世纪的诗人就批评过他们缺乏这种“真实感”，而这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那些话却仍然有效。所以，文学没有进化论，有的只是老调重弹却时时凑效。而刘年恰恰通过多年的行走、田野践行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重新发现了自我和现实。刘年曾在随笔中主张文人应该站在弱者的一方，实际上写作者自身在现实生活中本来就是弱者。也许，精神性的自我可以聊以慰藉滚滚尘埃中的苦痛。而刘年也曾一度在伦理化的怨愤和批判中来面对城市化的生活，但是经过调整他的视角和态度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包容性。是的，诗歌没有容留性就很容易成为自我沉溺的“纯诗”或大张旗鼓的日常化的仿写和吆喝过市的低廉道德的贩卖者。我们必须承认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像流行的“非虚构写作”一样只是提供了泪水、苦难、伤痛的伦理学的印记，而是更为重要地为每一个人重新审视自己以及看似熟悉的“现实”提供一次陌生的发现性机会。

刘年的诗歌是不乏戏剧性的。当年的艾略特曾将诗人的声音分为三种，而无论是自我的独语，广场上的高声宣讲还是戏剧性的声音都构成了诗人众多声部中的重要所在。而就刘年而言，这种戏剧性的诗歌和声部呈现的不仅是“命运之诗”而且也是关涉现实与生存甚至整体性时代的“寓言之诗”。因为你仍然可以在诗歌中自言自语，但是更多的诗人抬高了声调以便向身边的人、大街上的人、车站里的人说些什么——尽管这些话在大众和旁观者那里的作用远不如黑夜里一根针掉落水泥地上的倏忽之音。刘年甚至也成了面孔略黑而赤红的“讲故事”的人，那些故事迷离倘恍又冷彻刺骨。甚至刘年诗歌中的叙事性和戏剧化的元素一度压制了抒情性的空间，密度和紧张感以及撕裂程度前所未有。实际上这种写作并不是个案，但是一定要提请注意的诗歌的方式与小说和非虚构之间的本质区别，反之很容易成为“叙事”的替代品或衍生物。这种戏剧性既来自于刘年自身的诗歌调性和话语方式，也来自于日常生活自身的吊诡怪诞和难解，“有一次，父亲说，他最大的梦想是去周围的县市去转一转。我说这个太容易了，等买了车之后，我们一家就去转。下一次回来，我才知道自己失去了一次多么宝贵的机会。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在生与死之间。”（《远》）这既是个人的现实，又是乡村的现实，也是更为中国化的当下现实。而由此生发出来的“戏剧性”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悲剧，那么沉浸在悲剧性体验的人们该如何表达内心的苦痛以及更为重要的具有普世性的声音？比如刘年有这样的诗句“剥开一个橘子，酸涩是故乡的本质”（《火塘》），“旧居，是方言 / 坟墓的意思”（《旧居》），“布满血丝的泪眼，是一生都逃不出的故乡”（《游腊姑梯田，兼怀远人》）。据此，刘年也成了一个“病人”以及“故地”的“陌生人”，“画张自画像，像重症肝炎病人一样 / 让自己散发着黄金般的光芒”（《黄金时代》）。故乡是黑暗的充满了病痛甚至死亡不祥气息的所在，“故乡，是堂屋正中央 / 那一具漆黑的父亲的棺材”（《故乡》）。这既是个体的命运遭际和家族命运，也是整体性意义上的乡村寓言和精神症候史。如果说这一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叙事对于文学史和中国社会史以及后来人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多年之后的读者在那些发黄的书页间以及电子搜索引擎上看到的一个关键词——苦痛。

而对于刘年来说，这种自嘲就是自审。我曾在很多文章中批评过新世纪以来诗人和写作者们过去强烈的伦理化判断。而我最终发现自己竟然也是其中的一员。那么，我对自己的反思也是对当下写作现实体验的诗人追问的是——这是否意味着诗歌要去接受“悲观主义、讽刺、苦涩、怀疑的训练”？

说到命运之诗，似乎也多少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话题，因为这关乎每一个写作者的本源性命题，只不过在特殊的历史和现实节点上这一命运更多是带上了集体性的沉暗面影。而从新世纪以来一种“寓言之诗”正在发生。

这一寓言化的写作所对应的正是吊诡怪诞的现实生活，而生活以及生活背后的情感、文化和道德机制的真实性已经超出了我们理解力和想象力的极限。也就是说这些诗歌相应地显得不太真实起来，但是在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层面这一“寓言之诗”却又恰恰是可靠和有效的。如果你读读刘年的诗歌和随笔等文字，你会发现一些场景、细节以及围绕其上的象征性和精神氛围介于真实和须有之间，恍如昨梦却又真实发生。

既然是骑士，就得要去“远方”。

刘年这家伙看起来木讷、朴实，但是内心里有一个浪漫的柔软的湖，只不过他随时将烈酒投掷进去，随时也可以燃烧起来。这是一个明知没有远方也要去涉险的执拗的湘西人。这是一个即使撞得头破血流但仍然怀有愿景和碎梦的家伙（比如他在一首关于洱海和诗人朋友的诗中将自己称为“段誉”）。

刘年的诗歌有很多惯用的祈愿和祈使句式，“我想……”在他的诗歌中频繁出现。这就是所谓的“现实白日梦”吧！刘年的这一祈愿总会让我想到当年海子的那句“我想有一所房子”中最关键的那个词“想”。而这正是现实与主观愿景和灵魂世界之间巨大的不对等性，其结果必然是沉暗莫名荆棘丛生的“精神无地”之所。如果你偏要再给这个时代的诗人带上花环，它也必然是荆棘编织而成。在此，《青海湖边的木屋》《虚构》《遥远的竹林》等就只能是个人虚幻的乌托邦了。而这可能就是诗人的终极责任或归宿吧！

这是在实有和幻想的背包中放置了命运信札的人。有一次同行外出，刘年竟然背着一个超乎想象的巨大背包，甚至这只包比刘年的个子还高。他似乎真的要决意远行了，可是不久他又出现在北京东三环的某个人声鼎沸的酒桌上。

刘年参加青春诗会出版的诗集就命名为《远》。正如他自己所说——远方的远，远去的远，远不可及的远。这个拆迁法则下的时代空间正在被空前同一化，屏幕化的阅读方式取代了行走的能力，真正的远方似乎已经不再存在——所以“远方的远”不可能。那么“远去的远”作为过去时态和历史就只能是作为一种记忆和追怀了。而“远不可及的远”所对应的正是当下无诗意的生活和存在状态，这产生的就必然是无望、虚妄和撕裂以及尴尬的体验和想象。而这三个虚无维度的“远”进入到刘年的精神世界和诗歌文本当中的时候，你面对的必然是粗粝、柔软、狂醉、木然、不甘、绝望的混杂相聚。既然“远”已经不现实，那么刘年就只能近乎决绝式的将自己置放在人群、闹市、客栈和异地、逆旅之中。他时时回顾寻找自己的马匹和利刃，他也不得不一次次用烈酒去暂时麻醉自己，在雾霾的城市里面对已然逝去的乡村的黄昏，面对彷徨于无地的精神乡愁和一个浪子的回头无岸。

值得注意的是刘年也有一些“轻体量”的诗（比如《青龙峡的夜》《恒河》《辛卯中秋》）、三四行左右的断章体以及相当数量的十行之内的双行体诗（如《游大昭寺》《老花铺》《梅里雪山》《在可汗宫酒店的阳台上》《深秋的睡莲》《黄金时代》《随想录》《冈拉梅朵客栈》《草山的星空》《临水塘小镇》《水滴》《萨荣的月亮》《藏香》《从碧色寨到芷村》《湘西土匪》《野鹿河》《游腊姑梯田，兼怀远人》《隐居》《胡家村记事》《语滴》《油菜芽》《子夜书》等等）。我之所以罗列这些诗更多是想提醒刘年自己多想想，而刘年的意见是还将继续写所谓的双行体。那就写着瞧吧！刘年的这些诗大多形制短小，抒情自我化较为明显，诗思也是碎片在寒夜的一闪而逝。但是，我认为“轻”应该是一根断枝落在母亲的白发上或者舌头接触到茫茫雪夜时的感受（比如《哀牢山》这样的诗），而不是一根羽毛落在雪地上。前者细小但是有精神势能，而后者则会使人产生精神的盲视而其影响约略为无。但是，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十行之内短小的双行体长时间写下去的话会“打滑”的——无论是从写作惯性、结构、形制到抒情方式都会因为太过于熟练而缺乏生成性、陌生感以及滞涩摩擦感。

我喜欢有写作“野心”的人，因为在文学史常识看来写作就是“失败者”的事业。但是，写作真的没有胜利可言吗？我希望刘年说过的一句话能够在多年之后成为现实——“我希望，百年之后的某个雪夜，有个人看着我的诗歌，就像看着我一样，默默垂泪。”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尴尬的一代》《变动、修辞与想象》《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一个人的和声》。主编“中国好诗”季，编选《2016天天诗历》《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中国年度诗歌精选》等。曾获大昆仑文化杰出诗歌批评奖、2015《山花》年度评论奖、《南方文坛》《名作欣赏》年度论文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首届江苏紫金文学期刊奖年度评论奖、《诗选刊》年度最佳批评家、《星星》年度批评家、“后天双年奖”批评奖等。

本栏责任编辑 祝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