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年认识是在云南蒙自的青春诗会上，他穿着马甲扛着一个巨大的相机，我最初还以为他是随行的记者。刘年个子不高敦实，面孔红黑，经常眯着眼默不作声的笑，估计当年湘西的土匪就应该是刘年这样的。不一定什么时候他冷不丁地给你致命一击。当然我是说在诗歌写作上，刘年确实能够在不做声中突然给读者巨大的震动。刘年反复强调他主张诗就是站在弱者的一边。而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已。

我曾经在给《人民文学》评年度奖的时候给刘年的组诗《虚构》写过颁奖词：“组诗《虚构》是真实之诗，也是寓言之诗。他的赞美与批判不仅关涉个体性的现实而且还关乎深层的命运感以及历史想象能力。他游走‘边地的抒写拨现了‘地方性知识在城市化时代的重要性。他诗歌的体温灼热滚烫，同时又冷静自持，可贵的是还持有疏离和提升的能力。这是一个朴素、厚道、可靠的写作者。他自我缩减的谦卑与敬畏的同时正是周边性隐秘世界不断打开的过程。个体乌托邦意义上的精神吁求适度而又让人心怀渴念。”那次颁奖是在鲁迅文学院。颁奖结束时已是黄昏。我乘公交回家，而刘年则去赶着另一个酒局。期间，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像极了两个不相干的人。而最早接触刘年，还是在滇南的第28届青春诗会上。那时的刘年只是一个“编外”的参会者。我记得他穿着类似于职业摄影师的褪了色的蓝色马甲，背着一个仿军用的绿色双肩背包，或扛或端着一个大块头的摄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