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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民国《无锡年鉴·第一回》卷首题词

2016-12-10刘善泳

江苏地方志 2016年4期
关键词:题词年鉴无锡

◎ 刘善泳

浅议民国《无锡年鉴·第一回》卷首题词

◎ 刘善泳

蔡元培题词

孙科题词

王宠惠题词

《无锡年鉴·第一回》(以下称《无锡年鉴》)于1930年出版,是我国较早的县级地方综合年鉴之一,蔡元培、宋子文、孙科、马寅初等各界知名人士为其题词。这些题词除少量应景之作外,集中反映了对地方综合年鉴及其编纂活动的认识和评价。今天,中国年鉴走过了百年发展道路,温习这些基于起点和“初心”的题词,应当会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再认识和新实践有所启发。

《无锡年鉴》共有题词31款,《民国时期无锡年鉴资料选编》录其16款。这些题词,除无锡籍立法委员缪斌题“无锡年鉴”四字书名外,其他题词多有立场、观点。题词内容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年鉴之“年”

无锡本籍实业家荣宗锦(宗敬)题“与年俱进”,中法大学校长蔡元培题“岁计有余”,教育家裘可桴题“岁有比较,为用至宏”。

由于《无锡年鉴》是无锡第一部地方综合年鉴,所以记事时限并未完全局限于“年”,所有篇章的记事几乎无一例外地进行了追溯。如,《党务》中对党部组织从无到有的追述,《政治》中对县行政组织发展变化的追述,《商业》中对商会的创立及其发展过程的追述。这样一个特点,恰恰给后来者一个启示:“年”虽是年鉴的时间刻度,但并非不可逾越的雷池。为了更好记述事物,反映事物之间的因果关联,突破年度不仅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年鉴编纂者如果在记述当年的同时,能够兼顾考虑这一年度在整个时间坐标中的地位,从而贯通年与年之间的关系,那无疑是“与年俱进”的更高境界。

蔡元培所题“岁计有余”正好和“与年俱进”相呼应。此语出自《淮南子》,指日积月累可化不足为有余。在此借以譬喻年鉴通过连年编纂可成积累之功。年鉴的价值体现于个体,但贵在一以贯之地连续编纂。裘可桴所题“岁有比较,为用至宏”,反映的也是年鉴连续编纂的价值。一年一年下来,轨迹可寻,兴衰可考,数据可稽,称“为用至宏”,并不为过。

可惜的是,由于时局和人力、物力等原因,“《无锡年鉴》第一回发刊以来,荏苒五年,遽成绝响”。1935年,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当局“以事隔五年之第一回《年鉴》相应”,组织编写了《无锡概览》,“尝试与第一回《年鉴》互为披阅”。编者考虑到“未必能年辑一书”,于是不称年鉴,而曰“概览”。1991年起,无锡市重新开始编纂《无锡年鉴》,第一部为1986至1991年的年鉴,此后从未间断,诚可谓“岁计有余”了。

二、年鉴之“鉴”

题词中直接提到“鉴”的有四处,“借镜”一处。分别为文字学家胡朴安题“鉴往知来”,司法院院长王宠惠题“鉴往知来,灿然在目”,监察院院长赵戴文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来日方长,永鉴在兹”,无锡县商会主席钱基厚(孙卿)题“与鉴于水,宁鉴于人”,唐奇题“各县政治所资为借镜”。

国人将年度之书命名为“鉴”,实际就把中国年鉴的西方“年鉴”区分开了——至少地方综合年鉴是这样。起源于历书的西方年鉴,更多立足于服务生活、服务当前,很少被寄予镜鉴之道,而我国的年鉴(地方综合年鉴)却多有书写历史、标树镜鉴的意味。如《无锡年鉴》中《财政》记述“无锡县财务局册书联合办公处成立”时,先宏论其必要性:“处党治之下,无论何种事务,当然要有组织、有系统,然后事务乃能有条不紊,可以收指臂相使之效。否则,如一盘散沙,各行其是,不相闻问,事虽成立,而流弊已不可掩抑”。接着对“从前各县办理田赋,对于民间请求办粮过户、官应编造粮册等事”的弊端进行了记述,再记述相关组织的成立,并称“组织一团体”“不特可以解除民众痛苦,即于册书方面,亦可以得到相当保障也”。这样的一种行文特点,带有明显“属辞比事”和“通古今之变”的史裁传统风格。数位题词人不约而同以“鉴”立言,正是国人挥之不去的历史镜鉴思维的一个折射。

三、年鉴的史裁性

与“鉴”互为呼应的,是对地方综合年鉴史裁性的认识。立法委员何玉书题“梁溪史乘”(“梁溪”为无锡一河流名,向为无锡之别称),中华职业教育社顾树森题“功同史乘”,交通部航政司司长蔡培题“溯往知来”,裘可桴题“修史之资料”。

承接上文关于“鉴”的评论,这部年鉴至少从两个方面体现着史裁特征。一是对事物发展过程的记述。如《党务》设“商民协会纪要”“农民协会纪要”“妇女协会纪要”“青年团整理委员会纪要”等目,均述相关组织之始终。除了此类记述,不少篇章下还设有专记,记述某一具体事件过程。如《警卫》内“无锡县公安局甄别官警考试纪实”,《教育》内“无锡县民众运动会纪略”,《公益》内“无锡平民习艺所创办之动机及经过”,《财政》内“无锡县经忏特捐办理经过情形”。二是对事物因果的探寻。如《卫生》记“无锡临时时疫医院办理之经过”时,追述了1820年霍乱进入我国、民国八年及十五年地方人士发起设立时疫医院的情况,再记述“本年孙县长有鉴于此,设立时疫医院于疫病未发现之前”,“而时疫亦适于是时发现”。接着评论“倘筹备稍晚,是为患之烈,有不忍言者矣”,并将“治疗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记述。事件完整,有因有果,堪称一种“‘组织体的’著述”。或许是因为过于重视年鉴的工具性,抑或过于强调述而不论,在今天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当中,像《无锡年鉴》这样呈现完整过程、讲究因果的“组织体”叙事,似乎反而不多见了。这一变化的是非得失值得反思。今日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形,较之二十世纪30年代都有宵壤之别,但史裁方向是不是地方综合年鉴的应然方向,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地方综合年鉴未必值得完全当成历史书去编写,但史裁的风骨无疑值得倡导和追求,历史书写的经验无疑值得总结与借鉴——这也算为“以史为鉴”得一新解。

四、年鉴的政书定位和资政价值

《无锡年鉴》由无锡县县长孙祖基主持编写。对于编纂这部年鉴的意图,他在《序》中说得非常清楚:“余尚考东西各国政书,体例谨严,纲目简张,图表详密,资料丰富。试一披览,了如指掌。集三百六十日之政绩,编为纪年之书,搜万百千种之实录,纳诸蓝皮之册,执简而驭繁。”“因法欧美制度,于县市月刊之外,并约各机关团体,共辑《年鉴》一书。”显然,孙是将年鉴当成政书来编写的,并且认为“列强之所以政治修明,化臻上理者,有由来矣”,把政书的作用放在极高的位置。这样的作用,就是后来被奉为地方志三大功能之一的“资政”。

既为政书,资政就是顺理成章。书中多款题词反映了对地方综合年鉴政书特征和资政功能的认识。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子文题“敷政优优”,交通部长王伯群题“政治纲要,胥原于是。虽一县之小,得之则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题“观摩政俗、辅助社会之需要”,裘可桴题“重要机关得此可以定施政之方针”。

时下部分地方综合年鉴确实存在突出官员的倾向,如卷首彩页多晒官之形象,大事记多记官之行踪,特载中多录官之讲话,人物中多设官之介绍,篇章中多设官之名录。这些“官气”表现,其实和官书、政书的定位并无必然联系。官书也一样可以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广接地气,犹如官员自身。在现行地方志编纂体制下,地方综合年鉴的官书、政书定位必须得到坚持。否则,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地方年度集大成之作,其编纂的蓝图无法得到实施,编纂的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即使地方综合年鉴记述视野确实囿于党政,如果真正能把一个地方的政事、政情、政俗、政弊都记述到位和反映清楚,其价值一样不可小视。

五、年鉴的教化价值

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孙科题“纳民正轨”,教育家高阳题“促进文化”,唐文治题“引餟工商观摩、政俗辅助、社会之需要,掞扬民族之精神”,裘可桴题“公私社会得此可以作改良之规划”,苏州市市长陆权称“欲观锡市物质之进化者,任是书足矣。欲知其进化之源泉,区区一孔之见,亦庶几或有当乎!”实业家荣宗铨题“积极要急进,消极要退化,衣食须自谋。”

中国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国人素奉著述为大业,著述者在文字间寄寓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图大旨。因此,教化“生民”成为经史之作的必然之道,作为地方史乘的地方综合年鉴自然无可旁贷。

六、年鉴的矜美乡邦意识

题词中多有对无锡的矜赏之辞。北大校长蒋梦麟题“人杰地灵”,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潘公展题词称“无锡向有小上海之誉,三十年来工商发达,为江南各内地冠。交通及公用事业之设备日益进步。”司法院院长王宠惠题词称“锡山之麓,惠泉之曲。轮轨交通,工商角逐。发达过程,置邮比速。”监察院院长赵戴文题词称“东南文化,无锡居首。富庶之乡,人才之薮。文明竞进,成绩斐然。”前无锡县长俞复题词称“湖山洵美,礼教风敦。此邦于古,文化策源。洎夫近今,工商发展。人事演进,宜垂邦典。”苏州市市长陆权更是将无锡推为工商殷阜、人文蔚起的“江苏名邑”,并由远及近历数“锡之人物”。

只要把握好角度和尺度,矜美之举并非全不可取。昔日所称矜美乡邦,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宣传和服务地方。表现在年鉴编纂实践中,有的年鉴在彩页、概况等部分设置地方名片专栏介绍特色地情,有的对地方景观、风物进行重点推介,有的将年度重要荣誉集中载于卷首,有的设专记记录年度特色亮点工作,等等。只要基于实事求是,并且不影响年鉴本身的基本定位和总体风格,“矜美”非但无害,反而可能成为反映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增色之举。

七、年鉴的百科性

中华职业教育社顾树森题“包罗富有,翔实不虚”,王龙题“洋洋大观”,蛰居上海的国民革命军将领方鼎英题“百政具举”,交通部长王伯群题“编刊年鉴,裒然巨观”,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秦毓鎏题“政情民俗,殚见洽闻”。

一般而言,以行政区域命名的地方综合年鉴都涉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其取材广泛是自然而然的。以上题词正是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地方综合年鉴广纳百科的认同或期待。《无锡年鉴》共分“地理”“人口”“党务”“政治”“司法”“警卫”“财务”“交通”“建设”“农业”“工业”“商业”“教育”“卫生”“公用”“公益”“宗教”等17个篇章,洋洋数十万言,“百政具举”“政情民俗,殚见洽闻”“包罗富有”“洋洋大观”的评价均不为过。上海市市长张群题“企业指南”,实业家杨寿楣题“文化精华”,也是从一侧面反映了它包罗百科的特点。

八、年鉴的统计色彩

有两款题词提及年鉴的统计功能。一是交通部长王伯群径称“年鉴一书,即统计也。”二是裘可桴称《无锡年鉴》为“统计之权舆”。此类题词,反映了时人对早期年鉴统计功能的认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无锡年鉴》侧重于经济的实际情形。在《无锡年鉴》的17个篇章中,几乎都分布有数量不等的统计表,体现了鲜明的统计色彩。如仅《工业》中就有《无锡碾米厂一览表》《无锡榨油厂一览表》《无锡纱厂一览表》等18个表格。

这些统计表格多以罗列式为主,与今日以数据为主多有不同。如《无锡县缫丝厂一览表》罗列了民国十八年无锡县45家缫丝厂情况,包括厂址、经营性质、经理人、资本额、成立时间等。通过这一表格,不但可以了解行业的现状,还大致可以考稽行业的历史,存史价值大于单纯的数据统计。同时,由于是照单全收,也有利于反映真实情况,便于知情者识其错讹与疏漏。

改革开放后,随着各地各类统计资料的日益完备,特别是统计年鉴编纂的逐渐普及,地方综合年鉴的统计功能已经被分化,统计色彩亦随之淡化。不过,统计仍是年鉴编纂中的一个常用方式,统计表也仍是年鉴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天的地方综合年鉴多以附录形式辑录地方基本统计资料,正文中也常夹以统计表格。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一方面,年鉴编纂领域应当正视这一被分化的情况,另一方面应着力形成自己的统计路数,《无锡年鉴》的罗列式统计和调查式统计就是两个很好的途径。

今天,文献信息的生成方式、承载方式、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称得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方综合年鉴无疑需要做出自己的应对。温故以知新,返本而开新,这正是今天重温这些题词的意义所在。

(作者联系地址:江西省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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