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致中

因废除高考而改变的人生轨迹

黄致中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废除了高考制度，这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永远的创痛。

紧张的复习迎考中听到取消高考的消息

这一年是我们1966届高中生，学完了所有的规定课程就要毕业的一年，也是即将参加高考，接受祖国挑选，准备升入大学的一年。往年5月份是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可是直至6月上旬还没有任何消息。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社论，6月2日，又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我们这些涉世不深刚满19岁的中学生，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自觉。我只能跟在后面喊喊口号，表表决心，象征性地贴张大字报，以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对于高考，我们却丝毫不敢懈怠，所以大家还在学校里紧张地复习迎考。

上海中学是寄宿制学校，除白天上课外，还有两节晚自修。我班的教室在“龙门楼”三楼，班主任也不用到教室里维持课堂纪律，教室里秩序井然，鸦雀无声，同学们自觉地复习功课，仔细演算着数理化的各种习题。由于“文革” 的突然爆发，运动初期学校领导决定每天晚上，组织各班在教室里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以让同学们了解和跟上全国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我记得那是6 月17 日晚上8点，喇叭里播出了爆炸性的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和第二天将刊登的《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当听到中央要改革高考制度时，教室里开始时还有些零星的鼓掌声，接着广播了北京女一中、北京四中等学生要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时，同学们议论纷纷，有支持的，有不同看法的，总之教室里七嘴八舌，闹哄哄的。当听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好多同学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对高考还抱有一线希望。

这天晚上，我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棒似的，手足无措，头脑发胀，接着什么也听不进了。联播节目结束后，只见很多男同学噙着泪水，不少女同学小声哭泣，隔壁教室里有位女生甚至号啕大哭起来，整条走廊都能听到。有的同学安慰说：“中央只是推迟半年进行高考，我们还是有希望上大学的”， 有的私下里说：“我们不怕高考，就怕废除高考”。这样晚自修也不上了，我在从“龙门楼”回第二宿舍的路上，有同学告诉我，大礼堂外一群学生围着刘滔在辩论，只听刘滔反复说“我认为不能取消高考，这是国家选拔人材的重要途径”，至于其他理由，他也讲不出更多道理来。幸亏那时还在运动初期，辩论只是动口不动手，如果再过两三个月，还公开坚持这种言论的人，就有可能遭到一顿痛打了。

我呆若木鸡，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在等待着我们。这一天我躺在床上，心事重重，难以入眠。我回想起1960年，上中开始恢复举办初中，我有幸考进了上海中学，被分在中一（4）班。当初为什么不叫初一（4）班呢？这是因为那年上海市教育局，在全市选了5所中学，进行“五年一贯制”教育改革试点，即初中读三年，高中读两年，总共五年完成中学阶段的学习。上中是试点学校之一，当时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可以缩短一年学制，提前在1965年秋季升入大学。可是没有想到，1963年当我初中即将毕业时，学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保证高考升学率”，突然决定“五年一贯制”试点不搞了，宣布上中的高中阶段仍然恢复为三年制。这样我们曾有一次机会提前在1965年上大学的美梦破灭了，这是命运对我们开的一次玩笑！我对上中有浓厚的情结，这是因为我的父亲黄朝治是上中1934届高中（商科）毕业，后来他在银行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我的姐姐黄中惠原来应是上中1951届初中毕业生，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父亲在她初三时就支持她参军，姐姐年仅16岁参加了“抗美援朝”。我常听他们说起上中有很多治学严谨的老师，有优良的学风和校风，言谈中流露出他们对上中的感恩之情。我从小受到家庭影响，所以在1963年继续报考上中，被录取在高一（4）班学习。我在上中苦苦读了6年书，目标是考进一所理想的大学，至于其他出路还未及考虑。如今，北京的学生要彻底废除高考制度，我心里想不通，但又不敢公开反对。我知道，在当时那种狂热的形势下，千万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更不能公开唱反调。因为哥哥曾经对我讲起过，1957年大学里的有些学生，只是给党支部书记提了些意见，“秋后算账”时，就被莫须有地打成了“右派分子”。

6月18日中午，我赶紧到图书馆去看报纸，只见报架上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显著转载了《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宣布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 ，还有《人民日报》的《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的社论。第二版还刊登了“北京市女一中高三（4）班，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信中写道：“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他们罗列的主要罪状是：1. 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2. 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3. 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人民日报》还刊登了“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响应女一中同学的革命倡议，向毛主席表示赞成废除旧的升学制度” 。他们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高考制度严重地违反了党的阶级路线。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分数挂帅，不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而是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高考制度突出业务、贬低政治、鼓励走个人奋斗、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白专’ 道路，严重地阻碍了青年的革命化。高考制度是新的科举制度，束缚了革命青年的思想，使他们不能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由此得出结论，“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建议今后的大学生源，“大量从工农兵中吸收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坚强的革命者入学深造”。以后《人民日报》以更激烈的言辞来抨击高考制度，宣布要将它“扔进垃圾堆里去”。 在北京男、女两所中学的联手下，在通篇塞满“革命”“ 阶级”“接班人” 等外衣包装下，高考制度终于成了被打倒的对象。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宣布“取消高考”。

实际上毛泽东当时认为大中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学校，要停课动员学生去打倒上下各层级的“走资派”。从此，偌大的上中校园里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校长遭到了批斗，教师受到了批判，学生也无心上课。1967年初，时间早己过了半年，上中还有不少同学傻乎乎地盼望着高考。这时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局势发展已经失控，中央“推迟半年高考”的承诺石沉大海。全国高校停止招生，成百上千万青年学生面临失学，我们的“大学梦” 彻底破灭！废除高考的决定，改变了千百万青年学生的命运。

前哨农场战斗连宿舍前合影（1972年9月8日摄），前排（自左至右）：杨建华、李小明、陈重业、何重建，后排（自左至右）：夏关龙、刘滔、黄致中

1968年我被分配进了崇明前哨农场

“文革”期间，我们学毛选，背语录，“早请示、晚汇报” ，扫“四旧” ，大游行，写大字报、跳“忠字舞” ， 学唱样板戏，参加批斗会，进行“大串联” ，下工厂劳动等，后来到了“复课闹革命” 时，教室里也不见老师踪影，总是这个同学刚来，那个同学又走了，随随便便，懒懒散散，毫无纪律可言。总之此后在上中的两年时间里，我们荒废了学业，虚度了青春，乱七八糟的傻事做了不少，就是没有正规上过文化知识课。学校既不上课，又不分配工作，家长和学生们意见很大。

我在上中经历了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求学阶段，后来又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这样我们1966届创造了一个中学生在上海中学待了长达八年的纪录。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

我没想到离开上中时，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连一个简单的毕业仪式也没有，也没有拍一张年级或班级的集体毕业照，就连一张“上海中学高中毕业证书”也没有领到。相反，我领到的是一张1968年8月9日到崇明前哨农场报到的通知书。与我同在前哨“五七战斗连”劳动的有18位上中1966届高中生，其中相当一部分同学，因为“文革”中家庭发生了变故，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由于1966届是首批进行分配，所以分在上海的工矿名额比较多，但当时的权掌握在造反派手上，在上中造反派派性分配下，许多很有才华的同学分到了农村劳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运动。在此以后的分配，上海的“老三届”绝大多数是到安徽、江西等农村，甚至到黑龙江、云南等边远农村。

我到农场后仅仅几个月，全国开展了“清队”( 指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不幸的是，我们连队有四位同学被点名关进了前哨农场干部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学习班，就连春节也不让他们回上海与父母团聚。这四人全是上中毕业生，有小吴（男，1966届高三1班）、小陈（女，1966届高三3班）、大李（男，1966届高三3班）和小李（女，1966届高三4班），其中小李的“级别”最高，被分在“特务组” 。这使我们其他上中同学人人自危，不知道灾难何时降临到自己头上。后来才知道挨整的原因是，很多同学的档案里，有上中造反派以毕业分配办公室名义塞进去的黑材料，即所谓“文革表现评语” 。

与我在前哨农场战斗连畜牧班一起养猪、养鸡，并且同住一间宿舍的有刘滔（1966届高三1班）、郭景德（1966届高三2班）。我们还搞科学实验，把猪养得又肥又壮，养的“白洛克”鸡全部出口，得到了大家的赞扬。尽管农村劳动十分艰苦，每月工资仅18元（第二年起为24元），但我们在逆境中不气馁，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坚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将来临” 。在农场劳动四年后，我们三人于1972年秋先后回到了上海工作。

机遇改变命运，终圆大学梦

邓小平复出工作后，第一件大事就是1977年在全国恢复高考。

“是金子总会发亮的”，机遇来了，我们的命运开始改变。我们凭着在上中六年打下的文化知识基础，在三十多岁时分别考取了梦想中的大学，从“知识青年”成了“知识分子”。当年畜牧班同寝室的三位饲养员，不仅圆了大学梦，还都当上了大学教授。郭景德在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州立大学化学系任教，刘滔在交通大学物理系任教，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任教。许多年过去了，农场的朋友打趣地说：“猪棚、鸡棚里飞出了三只金凤凰！”

与我们同在一个连队务农、后来成为大学教授的上中同学，还有陈重业（1966届高三2班）在华东政法大学任教，周鲁卫（1966届高三1班）在复旦大学物理系任教，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其他13位上中同学也先后考取了各类高校，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均被评为高级职称。

事实证明，“文革”废除高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一、“文革”中实行免试推荐的办法，使上大学逐渐成为“开后门” 和“搞关系” 的竞争，还产生了很多黑箱交易，破坏了教育公平。二、强调政治标准和实践经验，忽视学习成绩和学术性要求，导致教育质量普遍下降。三、 轻视知识分子，大批“臭老九”，搞“原子弹”的还不如卖“茶叶蛋”的，使“读书无用论” 思想更加泛滥。四、 耽误了一代乃至几代人，导致人才断层，各类人才奇缺，严重阻碍了国家建设和科技发展。

虽然我在上中有两年不愉快的“文革”经历，但是初中、高中共计六年的求学生涯，为我奠定了一生基础。我想把我的上中情结传给女儿黄天怡，在她读小学时，就曾多次带她参观上中校园。女儿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于1988年考进了上海中学。巧的是报到那天，我们遇到了时任校长方启敖，他正在“中兴楼”前热情地迎接新生入学，而他是当年我读初中时的年级组长。记得1960年，我到上中中一（4）班报到时，正是方启敖老师在“龙门楼”前迎接我入校的。“中兴”意味着上中遭灾而复兴，如今上中奋力前进，兴旺发达，为祖国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材。我家前后三代，共有四人受到上中的教育和培养，这是我们终生难忘的，因此对母校总有一种感恩之情。我把上中的历史、学风、校风向女儿介绍，也特别讲起了“文革”期间废除高考制度和毕业分配的辛酸经历，希望这种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政治运动再也不能重演了！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