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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爱因斯坦科学认识论的理解概念

2016-12-09周德海

桂海论丛 2016年4期
关键词:爱因斯坦

周德海

摘要:“理解”是爱因斯坦科学认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在爱因斯坦的科学认识论中,世界的可理解性是一种科学的信仰,这种世界可理解性的信念是科学的前提。求理解的永恒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质特性,在求理解的过程中获得的乐趣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一份美好礼物。爱因斯坦通过对日常思维领域中的客体概念的批判性考察,论证了由人的思维自由发明或自由创造的科学概念所具有的客观实在性,揭示了世界的可理解性和人的感觉经验世界的可理解性的奇迹,是由创造性的科学认识活动创造的。

关键词:爱因斯坦;科学认识论;理解概念;创造性认识活动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和最杰出的科学哲学家。也许爱因斯坦在他的少年时代的学习中,就“热衷于理解”,对“理解”情有独钟,因此,“理解”成为爱因斯坦科学认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对爱因斯坦理解概念的研究,有利于深化我们对爱因斯坦理解概念的认识以及它在其科学认识论中的作用。

一、世界的可理解性是一种科学的信仰

尽管爱因斯坦认为,“世界的永久秘密就在于它的可理解性”,但是,世界的可理解性却是任何科学认识的前提。他说:“任何科学工作,……都是从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理解性这种坚定的信念出发的。”如果人类没有世界的可理解性的坚定信念,也就不会有人去从事科学的理论研究活动,自然也就无所谓科学。

爱因斯坦的“可理解性”的含义是:“感觉印象之间产生了某种秩序,这种秩序的产生,是通过普遍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创造,并且通过这些概念同感觉经验的某种确定的关系。”爱因斯坦关于世界的可理解性的观念,最早来源于他在四五岁时父亲给他的一只作为玩具的罗盘。当他看到那只指南针总是以确定的方式行动时,产生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惊奇:当时他想,“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事情后面”。这件事情竟然使年幼的爱因斯坦激动得“浑身颤抖,还发起冷来”,对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的一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意味着,爱因斯坦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在试图理解那个指南针的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直至他后来通过科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上帝”概念。爱因斯坦在12岁那年,又经历了与指南针的惊奇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惊奇:他先是在寄居在他家的慕尼黑大学医科学生麦克斯塔耳玫的指导下,成功地证明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后来又得到了一本被他称为“神圣的几何学小书”的欧几里得平面几何学教科书,这本书里的许多断言所具有的明晰性和可靠性,给他造成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印象,使他产生了“好像用纯粹思维就可能得到关于经验对象的可靠知识”的惊奇感。

在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惊奇感的基础上,12岁的爱因斯坦,在阅读通俗科学书籍的过程中,使他相信国家通过传统教育机关灌输给他的宗教经典《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这不仅导致爱因斯坦突然中止了神学宗教的信仰,获得了“一种真正狂热的自由思想”,并且交织着一种“国家是故意用谎言来欺骗年轻人的”印象,而且还形成了“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这样一个朴素的实在论思想,以致在他的心目中,确立起了一个“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的最高目标。

在爱因斯坦少年时代所形成的这种朴素的实在论思想中,那个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巨大世界,对于爱因斯坦来说,仅仅是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爱因斯坦要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就必须解开这个伟大而永恒的谜。如何解开实在的外在世界这个伟大而永恒的谜?在爱因斯坦创立了广义相对论,他的科学认识论思想已经形成以后,在和英费耳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把人类对于那个伟大而永恒的谜一样的实在的外在世界的认识,比喻为一个想知道一只永远不可能打开表壳的表的内部机构的人,他只能凭着他的理性或机智,根据他所看到的表面和正在走动着的针,以及他所听到滴嗒声,画出一些能解答他所观察到的关于那只表的机构图来。但是,由于他永远不能把这幅图跟那只表的实在的机构进行比较,因而他也就不能肯定他所画出的那张表的机构图,就是唯一可以解释他所观察到关于那只表的图形。他只能相信:“随着他的知识的日益增长,他的关于实在的图景也会愈来愈广。”

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创立,与他在12到16岁期间,通过自学所掌握的较为丰富的科学知识,特别是他“幸运地”得到一套伯恩斯坦的《自然科学通俗读本》,并且“聚精会神地阅读了”这部著作,从而“知道了整个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主要成果和方法”有极大的关联性。正是由于这些学习和钻研,使16岁的中学生爱因斯坦产生了“包含着狭义相对论的萌芽”的“第一个朴素的理想实验”。他说:“我在16岁时就已经无意中想到了:如果我以速度c(真空中的光速)追随一条光线运动,那么我就应当看到,这样一条光线就好像一个在空间里振荡着而停滞不前的电磁场。”爱因斯坦正是由对“追光”的深入思考和潜心探索,并进一步在“同时性的相对性”思考的基础上,创立了狭义相对论,推论出高速运动的物体所具有的“钟慢尺缩”、“质速关系”和“质能关系”等基本现象。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思想的起源,则是他在1907年的有一天,坐在伯尔尼专利局的椅子上,思考怎样才能在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上自然地修改麦克斯韦理论,以及如何回答马赫的“为什么惯性系在物理上比其他坐标系都特殊”的问题时,突然产生的“自由下落的人”的感觉经验。正是在这种感觉经验的基础上,爱因斯坦创立了广义相对论,构造了以“引力场”为基本概念的实在的世界图像,精确地解决了水星近日点的运动问题,预言了光线经过太阳附近的弯曲,以及经过引力场的光的谱线向红端位移”,进一步加深了人类对于实在的外在世界的认识。

爱因斯坦指出:“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I生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像宗教的感情。”他还说:“我们为求得更深广的理解所作的努力,……那只是—个属于信仰的问题”,“从事科学工作的人的这种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宗教的态度”。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世界的可理解性,以及求得对世界的更深广的理解,只是以人类对实在的外在世界认识的有限成就为依据的。人类对于实在的外在世界的有限的知识,构成了一个在未知的汪洋大海中的小岛。随着这个小岛面积和体积的扩大,人类所接触的未知的海洋的面积更大。因此,世界的可理解性,以及求得对世界的更深广的理解,只能在人类的无限延续的过程中才有可能达到,而有限的人类的认识活动,要达到对无限的实在的外在世界的可理解性,从逻辑上说,是不具有必然性的。因此,这种在人类的科学认识活动范围内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能作为一种类似于宗教的那种信仰,即相信世界的可理解性,以及能够求得对世界的更深广的理解。海克尔说:“填补知识的欠缺或将其取而代之的表象,人们在广义上可称之为‘信仰。这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发生。如果我们对某一事实了解得不那么确切,我们会说:我相信这个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科学本身中也只好讲信仰。”从这方面看,世界具有可理解性的信念,是爱因斯坦科学认识论中的一种科学的信仰。

二、求理解的神秘推动力是科学家的“宗教感情”

爱因斯坦认为,“理解的乐趣”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优美的礼物”之一。科学家们努力追求的“并不是‘实用知识,而是‘理解”。所谓“理解”,就是“通过逻辑过程把现象归结为某种已知的或者(看来是)明显的东西”。在爱因斯坦看来,“在研究者的不倦的努力后面,潜存着……一种比较神秘的推动力:这就是人们希望去理解的存在和实在。”不仅如此,科学家的“求理解的永恒的欲望”,“都随着求理解的障碍的增长而不断地加强”。爱因斯坦在谈到马赫时说:“他对观察和理解事物(Sehen und Begreifen)的毫不掩饰的喜悦心情,也就是对斯宾诺莎所谓的‘对神的理智的爱(amor dei intellectualis),如此强烈地进发出来,以致到了高龄,还以孩子般的好奇的眼睛窥视着这个世界,使自己从理解其相互联系中求得乐趣,而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可以说,求理解的永恒欲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质特性;在求理解的过程中获得的乐趣,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一份美好的礼物。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的活动或劳动与动物活动之间的本质区别的论断,我们可以发现,在猿一人交界点以前的猿的发展和进化过程中,当某一个猿在自己的生存过程,由于经验的积累,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一块有刃的石头,能够比较方便地切割食物和打击猎物,并且把一块天然的石头,按照它头脑中构造的形象,打制成一把石刀或石斧,便实现了从猿向人的转化,标志着人类的诞生。在这里,那个猿转化为人的过程,正是他对石刀或石斧与他的生活之间关系的理解为依据的,理解不仅伴随着它从猿转化为人的全部过程,而且成为他作为人的一个本质规定或本质特性。

爱因斯坦认为,求理解的欲望和求理解的热情,是“有思想的人”,对待生活的“积极自觉的态度”。他结合着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早在他的少年时代,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不久他又发现,那种被精心地用伪善和漂亮的字句掩饰着的追逐的残酷性。由于每个人都有个胃,他们就注定要参与这种追逐。“但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却不能由此而得到满足。这样,第一条出路就是宗教,它通过传统的教育机关灌输给每一个儿童。”因此,尽管爱因斯坦是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犹太人双亲的儿子,但他在少年时代还是深深地信仰通过传统的教育机关灌输给他的宗教。这种宗教天堂,是使爱因斯坦自己“从‘仅仅作为个人的桎梏中,从那种被愿望、希望和原始感情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虽然爱因斯坦在他12岁那年通过阅读通俗的科学书籍,突然中止了他少年时代的宗教信仰,但是却终生保留着这种宗教所给予他的人生态度,不断地从那种被愿望、希望和原始感情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并把这种人生态度融入他的哲学——“宇宙的宗教”之中,始终使他保持着强烈的求理解的欲望和热情。这种求理解的欲望和热情,既提高了爱因斯坦的“思想境界”,也丰富了他的“本性”,“驱使”着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创立以后,很快地进入到更加艰难的广义相对论的探索之中;在广义相对论和现代宇宙学创立之后,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宇宙的本质和规律,消除广义相对论体系中的质点概念的残余,克服当时物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中“质点”和“场”并存的二元论缺陷,不惜离群索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在他自己都怀疑能否获得成功的统一场研究,不顾无尽的挫折而坚定不移地忠诚于他的志向,并在其中感受到无穷的乐趣。哪怕是被学术界普遍认为,爱因斯坦固执地追求统一场论的行为,是他的“衰老的一种后果”,但是他依然坚定地认为,“有朝一日……总会看到”,他的物理学“本能的态度是正确的”,“他认为一百年以后的物理学家会理解他”。尽管爱因斯坦对统一场论的追求,受到物理学自身发展的限制,没有取得物理学意义上的进展,但是,他的追求实在的外在世界的统一性的思想,却为物理学后来的发展指引了一个前进的方向。关于这一点,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说:爱因斯坦追求统一场论的“新眼光改写了基础物理以后的发展进程。爱因斯坦逝世50年来,他的追求渗透了理论物理基础研究的精神,是他的勇敢、独立、倔强的深邃眼光的永久证明”。

不仅如此,爱因斯坦在自己亲身感受的基础上,把居住在科学庙堂里的科学家,大体上划分三种类型。其中,一种人把科学作为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以及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另一种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把第三种人引入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爱因斯坦把这种动机,称为消极动机。二是他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cosmos)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且把这种世界体系“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爱因斯坦把这种动机,称为积极动机。爱因斯坦认为,这种“想要获得这种客观知识”的积极的动机,“是人们能有的最高尚的志向”,“只有确立了这样的目标及其相应的价值”,人的生存和活动“才能获得意义”,而“弄清楚这些基本目的和基本价值,并且使它们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中牢靠地建立起来”,“正是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必须履行的最重要的职能。”爱因斯坦在谈到自己的宗教感情时说:“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爱因斯坦的宗教感情,既使他鄙视追求财产、虚荣和奢侈生活的庸俗目标,也使他把以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的伦理基础称为猪栏的理想。他认为照亮他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他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

由此可见,人们的求理解的永恒欲望和求理解的热情,既能够使他们“从个人的愿望和欲望的枷锁里完全解放出来”,也自然地使他们“对体现于存在之中的理性的庄严抱着谦恭的态度”。爱因斯坦认为,“从宗教这个词的最高意义来说”,“这种态度就是宗教的态度”,而且这种宗教的态度,还替“宗教的冲动清洗了它的拟人论的渣滓”,帮助人们对生活的理解达到了“宗教的精神境界”。

三、可理解性的奇迹是由创造性的科学认识活动创造的

爱因斯坦把世界的可理解性称为“是一个奇迹”,把人的感觉经验世界是可理解的这件事也看成“是一个奇迹”。世界的可理解性,我们的感觉经验世界是可理解的,这都是通过科学的认识达到的。它们之所以都被爱因斯坦称为“奇迹”,那是在爱因斯坦的意识中,“奇迹”具有一种化不可能为现实的含义。他在谈到玻尔在摇晃不定、矛盾百出的基础上,竟然凭着他的独特本能和机智,发现光谱线和原子中电子壳层的主要定律以及它们对化学的意义时,认为这件事对他来说,“就像一个奇迹——而且即使在今天,在我看来仍然是一个奇迹”。由于“奇迹”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爱因斯坦只好把它称为“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

关于科学,爱因斯坦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没有比科学这一观念更不能令人满意的了。”这是因为,“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一切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这意味着,对于不同的科学家来说,各有他们自己心目中的科学。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提出了他自己的科学概念。他说:“对于科学,就我们的目的来说,不妨把它定义为‘寻求我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在这里,如果我们把被爱因斯坦省略掉的主语补充上去,那么,所谓“科学”,是由“科学家”,即科学家的思维、“感觉经验”,即科学家的感觉经验、“规律性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即由科学概念和科学的概念体系所表征的实在的外在世界的图像,这三个要素构成的统一体和活动过程。其中,科学家和他的思维是科学的主体;科学家的感觉经验是科学的客体,即科学研究的对象;规律性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即由科学概念和科学的概念体系所构造的实在的外在世界的图像,是科学家的劳动成果。不仅如此,科学既要能够“建立各种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也要通过这种联系,“能够根据那些已经经验到的事实去预见以后发生的事实”。

爱因斯坦依据他所创立的相对论,特别是他所创立的广义相对论的科学理论活动为标志,把科学的发展划分为科学的幼年时代和成年时代。他说:“相对论是说明理论科学在现代发展的基本特征的一个良好的例子。……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的以归纳为主的方法,正在让位给探索性的演绎法。”在科学幼年时代从事科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们,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直接观察或亲自实验,如达尔文和伽利略那样,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大量的和丰富的感觉经验材料,然后运用他们的思维,对这些感觉经验材料进行加工制作,从中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爱因斯坦指出:“经验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的归纳过程。人们发展起各种理论,这些理论在小范围内以经验定律的形式表达大量单个观察的陈述,把这些经验定律加以比较,就能探究出普遍性的规律。这样看来,科学的发展有点像编辑一种分类目录。它好像是一种纯粹的经验事业。”在经验科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归纳法和抽象法为代表的哲学认识方法,其中给爱因斯坦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马赫的哲学认识方法。他说:“按照马赫的看法,科学不过是一种用我们逐步摸索得来的观点和方法,把实际给予我们的感觉内容加以比较和排列的结果”,“科学不过是对经验材料的一种‘整理”当然,有这种想法的并非马赫一人,它是由那个科学发展时代决定的,“甚至伟大的牛顿也不能摆脱这种错误(‘Hyl)othesesnon fingo(‘我不作假说))。”这也“铸成了十九世纪多少研究者在哲学上的根本错误”。虽然马赫的哲学认识论对青年时代的爱因斯坦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出现了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才清楚认识到,这种建立在归纳法或抽象法基础上的见解,“是错误的”。道理很简单,如果说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的时候,作为他的感觉经验来源之一的斐索实验,直接来自于通过实验对光的运动状态的观察,但是,当爱因斯坦创立广义相对论时,人类根本不可能像科学的幼年时代那样,通过实验对引力场的所谓现象,进行直接的观察或测量,形成科学家的感觉经验,作为他们创立广义相对论的出发点和原料。换句话说,如果说科学幼年时代的认识活动,是从感觉经验,即对事物现象的感性认识,发展到科学理论,即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I生认识,便完成了一个具体的认识活动过程,那么,科学成年时代的认识活动,则是从科学家对已有的成功的科学理论的概念和概念体系,进行思维的理智构造,形成他们的感觉经验,然后在这种感觉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思维的自由发明或自由创造科学概念,建立由科学的概念和概念体系所表征的实在的世界图像,推论出需要科学实验验证的实在的基本现象。很显然,爱因斯坦的科学认识论,是对建立在科学幼年时代的哲学认识论的超越,其中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超越和革命。因为道理很简单,根据恩格斯提出的“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的观点,以细胞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能量守恒与转化原理的创立为代表的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三大发现,仅仅是在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范式”的基础上,向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上的扩展,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增加了发展和联系的因素,没有突破科学幼年时代理论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在这种自然科学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可以把由三大发现所蕴含的辩证法因素,引入哲学的认识论,但却不可能实现哲学认识论的革命性变革。

正是以广义相对论的认识活动为依据,爱因斯坦通过对科学概念和日常思维中的客体概念的批判性考查,论证了由人的思维自由发明或自由创造的科学概念的客观实在性,揭示了世界的可理解性和我们的感觉经验世界的可理解性的奇迹,是由创造性的科学认识活动创造的。

爱因斯坦指出:“科学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努力,力图用系统的思维,把这个世界中可感知的现象尽可能彻底地联系起来。说得大胆一点,它是这样一种企图:要通过构思过程,后验(posterior)地来重建存在。”具体在说,在科学的幼年时代,“按照朴素实在论,事物‘都是像它们通过我们的感官而被我们知觉到的那样”,或者认为“我们的世界的客体是感性知觉直接给予我们的”。换句话说,在科学的幼年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理论研究出发点和原料的感觉经验,是实在的外在世界对科学家们感官刺激的结果,因而是实在的外在世界给予他们的。但是,爱因斯坦通过对科学概念以及日常思维领域中的客体概念的批判性考查发现:“认为我们知觉到这个世界,那是幻想。当我们说我们知觉到这个世界,我们就已经把我们的感觉转化成概念的东西了。”他说:“‘实在绝不是直接给予我们的。给予我们的只不过是我们的知觉材料;……从知觉材料到达‘实在,到达理智,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理智构造的途径,它完全是自由地和任意地进行的。”他以他房子里的桌子这样的概念为例指出:“给予我们的不是桌子本身,而不过是一种感觉的复合,对这个感觉的复合,我给以它‘桌子的名称和概念。”爱因斯坦认为,这里的形成的“桌子”概念,与其他一切概念一样,“都是思辨一构造类型的概念”,人们断定“实在”是独立于他们的感觉而存在的,就是“理智构造的结果”,而“我们恰巧相信这种构造,要超过用我们的感觉所作的那些解释。由此使我们相信如下陈述:‘那几棵树在能被我们知觉到它们以前很久就已经存在着”,。人们关于“那几棵树在能被我们知觉到它们以前很久就已经存在着”的信仰,也是人们在语言的帮助下的一种约定,人们把那些“对于各个人都是共同的感官知觉,因而多少也是非个人所特有的感官知觉”,“在习惯上把它们当作是实在的”。为此,爱因斯坦进一步指出:“自然科学,特别是其中最基本的物理学,所研究的就是这种感官知觉。”只不过在日常思维领域中,大量的重复性和模仿性的认识活动,掩盖了人类最初发明“桌子”的概念时的创造性。而作为科学成年时代的科学家们的理论研究出发点和原料的感觉经验,则是他们对现有的科学理论的概念体系,“通过特殊的想象构造”,将其“形象化”并且赋予它们客观实在性的结果。

但是,由于在作为科学理论研究出发点和原料的感觉经验,与依据这些感觉经验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以及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概念体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绝不能由感觉经验推导出来”。“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由“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或“自由地创造”出来。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抽象法或者归纳法理论的信徒”所说的那种“肉汤同肉的关系”,“而倒有点像衣帽间牌子上的号码同大衣的关系”,由于这种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对应于同一个感觉经验的复合,在一定的科学时代,可以创造出“许多个同样站得住脚的理论物理体系”。要在这许多同样站得住脚的理论体系中间,确定哪一个是最好的理论体系,爱因斯坦认为,只有运用“外在的证实”和“内在的完备”标准来进行评价。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笔者已经撰有《对爱因斯坦检验科学理论真理性标准的探析》一文,在此不赘。

爱因斯坦在谈到科学成年时代,科学家们在创造科学概念和科学的概念体系的自由时,认为那是“完全不同于作家写小说时的”“一种特殊的自由”,“它倒多少有点像一个人在猜一个设计得很巧妙的字谜时的那种自由。他固然可以猜想以无论什么字作为谜底;但是只有一个字才真正完全解决了这个字谜。”“那个永恒的谜语制造者”,即爱因斯坦的“上帝”本身,就是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牛顿猜到这个谜的谜底是“质点”,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猜到这个谜的谜底是“场”,后人会把这个谜的谜底猜成别的什么,虽然它们都“不会是精确的”,也“不可能具有终极意义”,但是,它们不仅都具有客观实在性,而且都能够在一定的限度内得到科学实验的验证,这不能不说世界的可理解性和人的感觉经验世界的可理解性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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