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建波

诗书画印当“四全”

文/毛建波

毛建波

中国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古代，对于一个画家的最高评价，莫过于“诗书画三绝”。史料记载唐代广文馆博士郑虔（685年，一说692—764）于 “天宝中，尝自写其诗并画，以献明皇。”唐玄宗十分欣赏，跋尾题写“郑虔三绝”加以肯定。“昔献书画图，新诗亦俱往。……三绝自御题，四方尤所仰。”[1]正是诗圣杜甫对郑虔为时人所倾心仰慕往事的追述。元明清三朝的中国画大家每每糅合诗书画三绝于一身，如元之赵孟頫、钱选、倪瓒、王蒙、吴镇、黄公望，明之沈周、文征明、唐寅、徐渭、陈洪绶、董其昌，清之恽南田、石涛、八大、郑燮、金农等等，这是中国文化发展之必然，也是中国画卓立于世界艺坛之原因。

“三绝”之说到近现代有了诗书画印“四全”的新说法。这一说法通常总被认为出自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老院长潘天寿先生之口。潘天寿先生确实在各种场合倡导：“中国画创作不易做到诗书画印四精，但要做到四全。” “一个画人不必以诗、书、画‘三绝’，但必须诗、书、画、印‘四全’”。其实，若认真地寻根究底， “四全”一说的出现渊源更早，“然我师经子渊先生却主张中画不必拘于‘三绝’，而必须四全。什么叫做四全呢？就是诗书画三项以外，还得加治印一项，叫做‘四全’。换句话说，就是从事中国画的人，诗、书、画、印四项，必须俱全。”[2]可见“四全”是经亨颐、潘天寿等先生在近现代社会大转型，传统文化受到摧残日渐式微，“诗书画三绝”难以企及的背景下，不得已而提出的折中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