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



“怪谈”战“聊斋”

房伟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过恐怖的心理体验。小学三年级，我在露天电影院第一次看到邵氏版的《画皮》，当看到美女变成恶鬼，细致地描画人皮，耳边听到“啊啊”的惨叫声，身边几条粗壮的成年汉子，都吓得浑身发抖。我倒还好，但也两股战战，头冒虚汗。痛苦的是回家之后，几乎整晚都没法睡觉，看啥都感觉瘆人。我惊弓之鸟般坐于静谧黑夜，汗毛直竖，死亡的惊悚魅惑，让我感受到一种本质性的力量。朦胧中，家里的玉兰好像开花了，我似乎看到死去的邻居奶奶，在铁青夜幕下，轻轻叩打窗户，神秘地对我微笑……

长大后，我对中国和日本的鬼怪文学都感兴趣。中国古代从《山海经》传下来，《楚辞》的山鬼巫风，《搜神记》的简约高古，《幽明录》的雅洁细腻，唐传奇的绚丽奇诡，都让人难以忘怀。志怪小说发展到集大成还是《聊斋》。我对蒲松龄最感兴趣的，不是“刺贪刺虐”的意识形态提升，而是老先生带野狐禅气息，“鬼鬼祟祟”的惊悚想象力：“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想来王渔洋也看到了蒲氏这种“重口味”。可惜中国现代文学惊悚艺术并不发达，“救亡与启蒙”的枷锁下，五四新文学以现实主义为尊，要的是“熏、浸、刺、提”的功能，是更新民族、国家的大功用，几乎将这块领域都让给了通俗文艺。革命者不怕鬼。鬼等于封建迷信。文人在民族国家、革命等诸多使命下，端着严肃文学面孔，想的是庄严的宏大叙事，却忘记“人与鬼的”纠葛，恰反映了人的孤独现代感。细数下来，除鲁迅写过《铸剑》类有鬼气的东西，也只有施蛰存搞过恐怖实验文本，如《将军底头》、《魔道》等，还被左翼文人斥为“走火入魔”。现代文学不谈鬼神，除了宏大叙事的影响，也在于儒家文化传统。子不语怪力乱神，不屑于谈，就是封杀话语权。《聊斋》最能代表中国古典恐怖小说，有道家的成仙与佛家的轮回，底色却还是儒家的伦理。它大多没有直接的，具画面感的官能恐怖，动辄讲佛学三世观。轮回报应成了最大的恐怖。《聊斋》的神鬼世界，除因果报应的道德训诫，肉身的折磨外，其内在伦理逻辑和人间差不多，鬼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人情往来，有时鬼不但骗人，鬼也要骗鬼，讽刺现世固然不错，但感觉纯粹惊悚性就差了很多。每篇小说结束，都跳出个说书人，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发一通“异史氏”的陈腐之论，画蛇添足，每读到这里都大倒胃口。

但《聊斋》毕竟是优秀之作，难就难在用笔空灵，因果报应皆由巧妙情节推动，有的看似简单质朴，则内涵机蕴，有的精巧繁复，线索奇诡多变，全以情节与人物言行写性格，每个人物却光彩照人，丰富复杂，其玄远深幽的人生主题，辛辣又不无悲悯的人性批判与社会讽刺，值得后人学习。如《田七郎》，单纯看故事原型，似是报恩类型，但仔细思量，却别有洞天。小说以梦开头，以数十年后，七郎之子拜墓结束，真是生死无常，浮生若梦。梦就成了因果的第一推动力，却没有由头。梦中有人告诉武员外，结交田七郎可共患难。整个小说结构，实写田七郎和武员外的交往，核心叙事推动力则皆在田母。这也印证因果的偶然性联系。武员外在和田七郎的交往之中，由于修养学识和社会阶层差别，武员外对七郎的感觉是由浅入深的。一开始，武员外感到七郎言辞质朴，便要送金子给人家。但遭到田母拒绝：“不欲使伺候贵客”。这一下子点到问题实质，就是武员外是想拿金钱收买七郎。借仆人之口，作家说出了隐情，穷人和富人结交，向来只能以性命报答。而从无到有，以情义相羁绊，也就有了因果循环。武员外真心结交七郎，帮助七郎脱离监狱之苦（起因却是七郎要送员外虎皮），而武员外遭逢巨变，被逃奴和官宦联手构陷，七郎反而没了踪影。小说至此，情节颇多转折，但最后一个高潮，则在于有效留白，通过旁人的眼，写出七郎的无头尸首刺杀县令的惨烈复仇。复仇也即报恩。小说蕴含佛教意味，无头提剑的七郎，仿佛古之刑天，以道义轮回，超越生死荣辱与阶层差别，又暗含浓浓的人生悲哀。“无首的七郎”，也好似小说形式的某种暗示，小说也是“没有起因”的小说，无因而果，却又嵌套因因果果的轮回，恰符合释教对“空无”的本质看法。施蛰存的《将军底头》也是一部“砍首”之作。大唐的花惊定将军，奉命攻打吐蕃，因为异族身份，花将军对是否攻打母国心存焦虑，而暴虐腐败的士兵，心中涌动的欲望，都让花将军时刻受着煎熬。小说结尾，无头将军手提敌将人头，要去寻镇上的少女，却被少女嘲讽，这才醒悟肉身已死，轰然倒下。绝望凄美的爱情，加上弗洛伊德式的时髦心理体验，再贯穿以五四以来常见的家国叙事的外壳，就成就了一个好看的小说。虽然足够的西洋化，但该小说还是能看出佛教的影响，但伦常色彩却是淡化了。其实考察起来，这篇小说倒是和日本文学有相近的气息。

相比而言，日本的文学家更开放从容，很多文学大家，都是“怪谈”文学的爱好者，影响最大的，首推小泉八云的《怪谈》，泉镜花的《高野圣僧》与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很多纯正的现代作家，都写过怪谈类的东西，如永井荷风的《地狱之花》、谷崎润一郎的《武州公秘话》、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都能看到怪谈文学的影响。甚至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也有“猫精狗怪”的怪异味道。至于专以惊悚怪诞取胜的日本作家，更是不胜枚举，从大惊悚作家江户川乱步，到当代的京极夏彦，东野圭吾，小野不由美，铃木光司，山口雅也……真可以说是灿若群星。现代日本文学的“怪谈风”也带动影视惊悚艺术的发展，日野日出志的血腥怪诞，清水崇的感伤奇诡，中田秀夫的日常生活恐怖美学，都让人叹为观止。怪谈文学集中体现日本文艺的生死观和审美观。地域的精微与频发的灾难，岛国独特的海洋性格，使得日本人的“贵死”，更注重短暂生命的享乐，形成“轻生死、重意气”的樱花美学，这些都使日本怪谈文学，能将力量感与悲剧感结合，从容表达美学形式的死亡魅惑与生命顽固执着的强度。罗兰.巴特在《符号帝国》中盛赞日本的照相术，特别欣赏乃木西典为明治天皇殉葬前的照片，将大将军的勇武与死亡的哀伤做“瞬间定格”。小泉八云在《日本与日本人》中也感慨，春日神社每隔几十年便重建一次，丝毫不在意古旧的保护，不追求永恒，只追求瞬间的美的极致。日本人不相信永恒，也不奢求永恒，瞬间的绽放之美，才被认为是生命的极致。由此，也带来了惊人的坦诚与摆脱世俗礼法桎梏的狷介个性。

日本怪谈文学，也有两部“砍头之作”，一个是上田秋成的短篇集《春雨物语》中的《尸首的笑容》，另一部是谷崎润一郎的颓废唯美的代表作《武州公秘话》。上田秋成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贫寒少女阿宗与富商之子五藏相恋，却却五藏之父阻挠。故事高潮在于，阿宗奄奄一息之时，被抬到了五藏家，却被五藏的父亲推出门。阿宗的哥哥元助愤怒之下，砍下妹妹的头颅。五藏怀揣爱人的头颅弃家而去。上田秋成写社会贫富差距给人心灵带来的隔膜，却以头颅做“题眼”，有中国志怪小说之风，但已有些诡异。更诡异颓废的当属谷崎润一郎。谷崎擅长在官能变态美与死亡颓废之间，找到内在隐秘联系。《武州公秘话》开篇就讲少年贵族质子法师丸与首级的故事。法师丸本是辉国公的嫡长子，少年时在筑摩大名家为质子，正好赶上了战争。他爱上了一个处理敌人首级的少女，甚至羡慕少女怀中的头颅。谷崎润一郎的描写让人毛骨悚然：“她之所以惹少年注目，是她注视着脑袋时，双颊偶尔会无意识地牵动出一抹微笑。在那瞬间，似乎有种无邪的残酷在她的脸上浮现——这里说的羡慕嫉妒，不单单是希望让正少女亲手结发髻，剃余发，用她带有残酷的眼眸盯着瞧而已，而是希望自己被斩首，呈现出一种丑恶的，痛苦的表情。然后由她亲手整理。”小说越往后越神奇，胆大包天的法师丸，砍掉敌方首领的首级，又凭着首级的鼻子，在成年后获得敌人首领女儿的青睐。故事写的“很邪恶”，充满肉与死的博弈，读起来却惊心动魄。日本的怪谈故事也有因果报应的因素，但仔细看来，作者不同，道德劝诫意味也不同，但大多却在官能刺激和颓废上激发想象力，充满了对死亡的迷恋。这在日本怪谈文学的代表作小泉八云的《怪谈》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小泉八云是文化上的“混血”，此君原为欧洲血统，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生于希腊，长于英法，19岁时到美国打工，1890年赴日，此后先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任教。此君深爱日本文艺，娶了日本妻子，跟随妻子姓“小泉”。他能把握日本文艺的精髓，又能将之赋予世界的视野，因此曾得过胡适、鲁迅等中国文学家的称赞。可惜，最后也不得好死。原因还是把日本想得太美，忽略相伴相生的阴暗。《无耳琴师芳子》是《怪谈》开篇，非常惊艳。作家以厉鬼写日本战国纷争乱世，奇诡之间，往往有悲怆笔触。小说以源氏和平家争夺皇位，安德天皇投水自尽为背景，故事曲折离奇，将一个盲人琴师遭遇平家鬼魂的故事，写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故事巧妙之处在于，以盲人琴师感官开展故事，引发悬念，故事中途，又转为寺中僧旁知视角，两相对照，相互穿插，尽显恐怖惊悚，当代最好的惊悚电影，镜头视角的运用，也不过如此：“芳子冒着雨，像失掉了魂一样，面对着安德天皇的坟墓，把琵琶弹得直响，拼命地唱着。唱的正是坛浦会战的故事。芳子四周的每一个墓碑上，都有一盏绿色蜡烛式的炬火，不断上下飘动，接着前后左右也有不计其数的萤火闪动，那佣人不禁心中打了几个寒颤。”惊悚效果的高潮，在和尚救芳子，在芳子身上写经文，但是耳朵忘记写了，被安德天皇的无头武士割去。读到这里，真是惊骇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女鬼复仇”也是惊悚文学常见的模式。比较一下中日的复仇女鬼，日本的怪谈文学和中国的聊斋传统，既有相通的地方，也有很大差异。鲁迅先生欣赏女吊的惨烈勇猛，但中国传统女鬼，大多过于善良，复仇力度不大，多集中于道德控诉，但聊斋的《窦氏》有所突破。马瑞芳教授曾言，《聊斋志异》无窦娥，也就是指《窦氏》，并无通常的怨女的女性自卑气息。富户南三复对窦女始乱终弃，窦女含冤而死。小说前段写足了南氏的冷酷无情与花言巧语，先是不承认和窦女有私情，既而拒绝窦女父亲和邻居的说媒，进而拒之不纳，导致大雨之中，窦女惨死：“女倚户悲啼，五更始不复闻。至明视之，女抱儿坐僵矣。”蒲松龄用足了古典小说的叙事技巧，层层设阻，不断激化矛盾，却又引而不发，冷眼旁观，让读者血脉贲张。窦女的复仇也是奇特，不是直接找上门来，而是不死不休，以数个女子的性命为代价（必勿许负心郎；若许，我必杀之！），最终使南三复家破人亡。相比而言，《怪谈》里也有篇女鬼害人的小说《因果的故事》，读起来味道却不同。它写的是女性强烈的嫉妒，小说道德色彩和社会批判不如《窦氏》浓烈，却在奇诡阴狠的情节设计上更上一层楼。《因果的故事》写了一个诸侯，妻子重病，他却和侍女雪子私通。妻子临死前，要求雪子背自己看樱花，却猛地将掐住雪子的乳房，最后才咽了气。她死后，手并不松开，砍下来后，依然挂在雪子身上。雪子每晚丑时，残留在她身上的手，都会恶毒地蹂躏她的乳房。窦女害死嫁给南三复的女人，虽过于激进，但自有受害者的道德合法性，而日本诸侯的妻子，仅以怨妒之故，以自己肉身的死亡残缺为代价，来换取对情敌的报复，羞辱折磨女性宝贵隐私的部位，让人不可思议，又感慨大约只有日本人才有这样既凄婉又凶狠恶毒的故事吧。

其实，恐怖文艺起源于人无法把握自己的恐惧，而这种恐惧，首先是意识到“我即为我”，不是党派成员，也不是爱国志士，只是孤独的自己罢了。所有恐惧，都来自人的孤独。批评家特里林在《诚与真》中说，现代的恐怖感，来自个人化私密空间的发展，进而导致个人空间意识觉醒，当私人体验与社会公认的集体性体验想疏离，就产生了“我非我”的分裂意识，进而导致鬼魂大冒，恐怖丛生。现代恐怖，不仅在于有限生命与无限自然和神秘天道之间的分裂，更在于人认识到自身的分裂和有限性。比如，日本怪谈文学擅长营造私密性的个人空间，如浴室、床底等，而电视、镜子、梳子等司空见惯的日常私人事物，一旦被赋予陌生化的疏离感，就大生恐怖之意（如《午夜凶铃》那个从电视机里爬出来的贞子……），而太平间、停车场、电梯等景观，则因是公共和私密相结合的暧昧空间，尤其显得恐怖。有人说，日本文化就是变态，但谁的心中没藏着一个鬼呢？正如洛阳性奴案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中国人也不仅是温良恭俭让，心中也藏着一个“地窖”呀。近来中国的惊悚文艺，受到日本的影响很多，但依然受到正统文艺观念和政治意识的压制。“伟大光明”的现代中国叙事，自然不容许鬼怪们横行于我们的纸张和银幕之上。但我们的恐怖小说，很多却不幸变成了“新闻”，如西安夜跑美女被雨夜拾荒者奸杀，退职局长神秘吊死于树林……真正的中国当代恐怖惊悚小说，无论纯文学领域，还是通俗文学，发展得都不充分，所幸蔡骏、TINADANNIS、那多、蜘蛛、鲁班尺等中国网络作家，正在该领域不断进步，让我们看到了别样的文学气质。我是一个邪典艺术的热爱者，不喜温柔敦厚的庄严面孔，对含蓄典雅的作品，心怀敬意，但也总是心存怀疑。我虽然在大学讲授现代文学，“鲁郭巴老曹”都必须认真研究，但对惊悚文艺，一直别有偏好，最喜欢在春节大年三十的晚上，在鞭炮声中读恐怖小说，看恐怖电影，当伦理性的空泛喜悦与黑暗虚无的实有碰撞，别有一番“冰火两重天”的滋味。兄弟姐妹们，你们要不要也体验一下？

责任编辑◎育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