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欣

底层性工作者的身体焦虑与精神创伤
——以《九月还乡》《安阳婴儿》《梦中人》为例

刘国欣

任何一部关于性的作品，正像“性”这个词本身，都散发着一种讨厌的庸俗气味，而这正是这些作品的使命。正是在这种令人生厌的表象里，这些作品才适应了自然，因为大自然和我们的联系正是建立在对庸俗的恐惧之上的，而任何非庸俗的东西都不会补充大自然控制我们的手段。①

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保护证书》里如此写过。正如他所言，性这个词散发着一种庸俗气味，而这也是它的使命。改革开放之后，商品经济浪潮推动了一批以性的出售为工作的人，书写性工作者的文学作品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形成潮流；到现在，对性工作者的身体不同程度的关注，不同程度的呈现，和由性引发的焦虑的作品一直在盛行，而社会调查里，这种症状也一直存在。无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九月还乡》 （载于《十月》，1996年第3期），新世纪初的《安阳婴儿》 （原载于《小说界》2001年第1期，入选人民文学2001年年度小说精选集），还是2014年卢新华的《梦中人》 （《长城》2014年第1期），都表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不同的身体聚焦集中于性工作者身上所表现出的身体焦虑和精神焦虑，都展现了中国社会下人的精神症候。前两部作品都已经被拍成了电影作品，也引起了社会的轰动，《安阳婴儿》迄今仍被禁止播放。

一、城市主义下越轨的异乡人

农民走向城市，非性从业者走向性从业者，使得通往文明的路，始终携带着分裂的意义、冒险的意识和暧昧不明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一方面区别于传统农民辛苦耕作追求生活的方式，但又是一种隐喻性表达。农民超越个人意义追求新生活的道路，本应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由于城乡若即若离的关系，当农村里的很多成员意图通过“民工”的身份进入城市，已经把他们原有的文化身份问题外在化和显明化了，具有了具体操作的要求和意义。由于这个根源，城市的居留与去还，如果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就会进一步加大加深身份的冲突，农民工进城，性资源的输出，如同民工和农产品的输出一样，在文学作品里，是一种想象性的表达需要，又构成了表达的内容。

风流故事与城市主义向来是相互连通的。屈辱与风流向来与性为伴。民工的性题材，是由流放和背井离乡的创伤来表征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即使没有因为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在地理意义上被移置，现代社会的发展，仍然会改变人们习惯了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这三部中篇小说都是出自男性作家笔下，都将空间从农村与城市挪移置换，这三部作品存在一定意义上的相关性，读者所阅读到的性工作者，都来自乡村，来自偏远落后的地方，来自次生级文明，她们身体的移置，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的焦虑，这种焦虑与空间有关，造成了一种不同的境遇。这三篇小说，无论是九月（《九月还乡》）、冯艳丽（《安阳婴儿》，还是孔三小姐（《梦中人》），她们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就是身体，她们用身体的交换来建构她们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

“妓女的身体就其定义而言是一个具有多重性的身体，当它穿越社会经济，它自身扮演着并且也创造着激情、欲念和贪婪的叙述。”②妓女用身体创造生活，证明自己与社会的联系。当这种证明遭到拒绝的时候，她们的价值就开始自我怀疑，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女性性工作者的无意识。在真实的“性”的世界，爱情被抽空了，只留下了生活，实实在在的生活，但是，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妓女情感的漂泊性。在作品里，这些性工作者，都或多或少地有过自己的私密感情空间，有过爱情滋生的可能，但是她们没有任这种可能发展，而是选择了爱情方面的空白，包括九月，虽然她用自己的卖身钱发展了家乡的经济，但是她的爱情依然是残缺的；在《安阳婴儿》里，冯艳丽为了婴儿与之同居的男人，也是可以拥有爱情的，但她没有给他，她认定他只是出于生活；《梦中人》里孔三小姐所谓的未婚夫，也只是一个符号，她并没有赋予他实际的爱情。在这些方面，也同样可以得出结论，乡村妇女的爱情，亦不因为贫贱就被收买或者阉割到没有，她们也有她们自己的喜好，有她们自己的选择标准，身体是可以出卖的，但情感无法赋予。

这三部作品里，男人都是焦虑的，他们焦虑于女性的身体，准确地说，女性的“性”，甚至在《梦中人》里，梦中人因为得不到孔三小姐的身体，杀了她。他的焦虑看上去属于爱情引起的精神焦虑，实际却是对无法控制的女性身体的焦虑，他无法真正管住“她”的身体，所以赋予其道德的审问、伦理的谴责，而这仍然不能去除他的焦虑，便只有不断地怀疑和否定，最后，杀了这个象征“性”符号的人，在肉体上终结她对他引起的性诱惑。三篇小说，出自男作家笔下，共同特点就是有意无意地审问性工作者的道德，不管他们赋予性工作者以怎样的形象，但是在这几部作品里，都在道德层面谴责了性工作者，性工作者不是在返乡之后受到乡人目光的诘难，落入伦理的审判；就是在法治层面被遣送还乡，要不就是被杀戮，以失去肉体生命为代价发出惩戒的信号。其实不只这三部，有关男性笔下的性工作者，尤其是女性性工作者，她们的身体，从上世纪鸳鸯蝴蝶派里的妓女书写，到现在“性工作者”的书写，性，尤其女人的性，在男人那里，几乎都是被凝视和审判的，他们用哀伤的笔调书写她们的创伤，却同时也在反面敲打女性，为女性的“不贞洁”立法，在文字里惩罚她们，以向其他女性告诫。

在这三部作品里，性工作者的身体都呈现为两极意义，一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诱惑力，一方面在现实空间里又是不堪的。身体既是资本，又成了受责难的对象，这形成了一种文化的悖论，因为就身体而言，身体是中性的，只是当身体被赋予文化的凝视时，身体被贴上了各种符号的标签，既被生产，又被消费；既制造欲望，又消灭欲望。这种焦虑也体现在从事性工作的人身上，她们对自身的身体的焦虑同样展示了她们的矛盾。面对家乡，“她”（九月）是要奉献的，但献出的是身体销售所得的金钱；面对婴儿，做母亲的冯艳丽是要奉献的，同样也是身体的“销售”；面对资本的诱惑、城市的文明，孔三小姐是无可拒绝的，积极投入生活拥抱生活，但是却直接地毫无疑问地走向了“堕落”，销售了自己的身体。

二、想象的故乡（血缘纽带、文化身份隐喻）

性工作者一旦选择了性漫游，他们就失去了与旧有世界敞开的稳定联系，就找不到其他意义所支撑的象征，也就成了“无家可归”者。性工作者的“性”是不断流浪的，是漂而不泊的，是不自由的自由。

“性自由、性解放，不过是现代妄想。人类是等级制度的动物，将一种等级制度清除掉，另一个则将取而代之，也许后者比前者更难让人合意。”“行为主义者的性治疗相信无罪的即无瑕的性事可能存在的。但是性总是为图腾所纠缠而受到禁忌，不为文明所顾及。性是连接人与自然的交叉点，道德观念与善良意图在那里堕落为原始的驱动。”③

美国学者帕格利亚如是说，笔者虽然不赞同她的观点，但是也觉得说出了一定的看法，性工作者身体的流浪，是一种无主性的被动流浪，性自由显现的是不自由。以性的形式出现的“返乡”，也是一种茫然追逐，它将永远陷入失乡和思乡的悖论里。性放纵的当下性，就造就了家园的背弃，就不可避免地展示了当下人生的严酷隐喻。

《九月还乡》 《梦中人》 《安阳婴儿》等里面的性工作者实际是无名的，她们的名字很多时候只是个符号，但写作者为了自己的叙述目的，盗用了她们的形象，给了她们程式化的性工作者的名字，这种姿态本身就是对历史上妓女形象的挪用和认同。《九月还乡》里的九月，本是隐喻丰收的九月，隐喻粮草安顿的冬天的到来，却也形成了一种反讽和张力；《梦中人》里孔三小姐无名，因为身体的原因，被冠以“小姐”的称呼，孔三小姐这个符号，直接隐喻孔老二文化的失落；而《安阳婴儿》里的冯艳丽，二马为姓，携带着自己不被父亲承认的无父婴儿在大地上辗转漂泊，如同野马生活，既艳且丽的名字，只是一种符号的象征，如同“红颜“后面跟着“祸水”一样，她跌落进了自己名字所造成的符号深渊里。

这些女人被移出了他们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语境，这为写作者提供了一种命运的隐喻，它打断了叙述，就像橘生淮北淮南一样，但是，橘的属性没有被怀疑，作为农家青年，他们的品质橘生淮北化了，命运之神剪断了他们的生命之线，他们可以被最大程度地随意塑造和扭曲。名字的变化表明一种创伤的历史和想象的歧视被转移了，暗示了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创伤，本身就是命中注定无可逃避。农民入城，他们健康体魄携带的性，不再是具体的，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代表着一种可以入侵的将要发生的不可避免地重返的灾难和创伤。虽然不同的写作者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部分是非凡的技术和精湛的手法唤起了底层者的创伤，但是它也带来了认同的问题和创伤何以大面积存在的问题。作家们无能为读者提供性工作者如何走出创伤的途径，他们殊途同归地穿过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瞳孔，看到了一种命运的复归，却无法带领他们远离创伤，只能从即兴的创作技巧和结构中获得灵感，不断复制一个又一个的底层苦难性工作者形象，借以满足他们内心所幻想的崇高的悲悯。

这三部作品都运用了重复回旋的手段，来唤起人们对大时代变革的忧郁想象，在其中历史（如文革）没有得到恰当的哀悼和释放，所以连带着现在的思想和行为进入了瘫痪的尴尬境地。这些作品都有力地呼唤和加强了小说中性工作者的创伤主题，让读者感到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的创伤在当下文化中的渗透性和不可逃避性，证明了我们都被拉进历史的后效之中。在我看来，文革和改革开放这种国家性的经济政治行为，是一种历史性和现代性的症状，反映在文学作品里，以性工作者为表征，就是性的流放和禁锢，身体的背井离乡所造成的巨大创伤，以性工作的流动做隐喻。其实，就是我们没有因为政治和历史以及经济的原因在地理的意义上被挪移和换置，现代性仍然会挪移我们习惯了的时空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与其说是对社会和时代进行控诉，不如说是在探究我们精神内部是否失去了避风的原有港湾。就如思乡的主题一再被传达一样，性工作者还乡和每个人还乡在文化和心理层面上殊途同归，是一种文化隐喻，人类找不到回到母体子宫的途径，人在存在主义层面上需要还乡，需要一个灵魂退守的地方。许多作品将还乡浪漫化，把母体浪漫化，实际是，承载着进入和接受的性器官，就是一种还乡，由生理到心理的短暂还乡，所宣泄的黏液是温暖的羊水隐喻。从这个纬度来看，性的还乡，是一种替代性满足，性工作者所提供的，是一种短暂的虚幻的原乡。

波德里亚说：“性是符号的尸体，符号是无肉的性。”④符号的存在，是人类生存境遇的隐喻，从这个层面来讲，所有的性，都是追求原乡，在短暂的微微的死亡里，抵达故土。

三、身份焦虑（当代人普遍的处境隐喻）

残酷的死亡或者分别，人和人之间的丑陋，价值的冲突和荒诞，虚无与绝望……构成性工作者文学题材的景观，然而，性工作者文学中却到处体现着一种充满乡愁忧伤的情绪，充满家园忧郁的情调，这种乡愁，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乡愁。在对性工作者经验想象的塑造创作中，作家们习惯于表现一种悲剧性的紧张，这种悲剧性与人的生存悲剧是一致的。

做当下的中国人，每个人实现其价值和追求，都几乎毫无选择地流入城市，接受教育。可是对于这些底层性工作者来说，接客，从不同的客人身上学习不同的文化，却成了一种途径，因为他们并没有很好地接受城市教育的路径。农村文化一直以来是次生文化，尤其在现代，当农村女工踏入城市，就已经不再是农村人，就已经体会到自身根源越行越远的惆怅。如果说，女人出嫁是根源的背弃，那么，进城也是一种离弃，同时，这种离弃在她们却是一种追求进步的表现。在城市，她们很难找到确定自我身份的坚定不移的内在依据，很难为自身生存的价值定位，于是，提供性的被需求，成了一种价值的体现和体认。这一方面，身强体壮的农村男性性工作者，也是一样的。但是，这种行为的选择却缺乏法律的合法性，而只有经济的合法性和意义的合法性，因为被需求就是一种意义，这也加重了他们对生活的疑惑。随着他们逐渐远离旧有的生活方式，这种疑惑加重了他们对身份的焦虑。

其实，“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精神分析本身也有特别的吸引力，这是因为流动和极端个人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焦虑，这是因为无限制这一想法本身就意味着没有人会满足。现在还是老样子：没有人能够‘全都有了’，然而经济和文化却怂恿人们以为他们办得到，人们于是就不停地求那不可求者。”⑤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人们精神的焦虑，性的泛滥也造成了性的匮乏，提供性资源者与性剥削者都是匮乏的，这就造成了双方的焦虑。对于性工作者来说，由于他们身份的焦虑缺少道德拯救的希望，所以全力以赴追求世俗意义的成功就是必然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追求“钱”和“性”的最大放纵，因为这两者被当做了解放了的欲望的具体实现，就成为个人与真实世界之间可以唤起感知的清晰媒介。因此，很多讲述底层的性工作者的文学作品里，文学描写粗鄙化，甚至有意流于恶俗，它们其实并不是要展现的那样不太文明，而是作为失去了意义的社会角色的代表，性工作者在当下的社会中担负了追求生活但走向另一面的重要功能。一定程度来说，这不是传统文化所落实的俗世幸福追求的具体表露，因为不管怎么说，在文化里，这不是一种高尚行为，这种性的裸露和出售多半被人认为是畸形的、不健康的。但正因为这一点，在现实里的任何挫折都会被指向这种创伤，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虽然在性方面被需要，经常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为什么还会经常性地表现出精神上的溃败。他们难以在精神上重返家乡，除了因为在家乡无法建立起来生活期许，还因为回到家乡就会体现他们追求现代生活的失败，这种失败是追求理想的个人奋斗的失败，是一种彻底的精神挫败。因为无论如何，性工作者的经历，让他们不能体认自己的社会身份和个人身份，让这些人无法解决他们的文化矛盾，身份的焦虑会制造矛盾和空虚，会引起他们的心理混乱和精神迷失。

当代底层农民奔向城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追求，是一种曲折形态和替代形态，是农村走向城市次生文明追求先进文明的隐喻。性工作者不是天生的，在选择出卖身体之时，这种心理失衡必然涉及到非常深刻的从生存基础到世界观的巨大调整，并且这种调整又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心审判，这体现了他们内在断裂的深刻悲剧性，尽管这种创伤有时是显性的，有时是隐性的。作为一个初次从事（每份工作都有初次）性工作的人来说，必然经历社会环境的适应，结合着他们在心理基础上所遭受的挫折，面对一种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一种生活的冲突。现代消费许诺给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性工作者很多好处，但是也同时给他们建立了一套消极的情绪体验基础。他们被高度地他者化，失去了情爱的附丽，性的出让失去了性典礼和性仪式，变成了一种商品，原有身份失效，个人孤悬。个人主义和死亡焦虑融成一体，一方面是个人的恐惧，一方面是社会资本的诱惑，一方面是精神失落需要证明，一方面是个人价值需要体现，这造成了他们肉身和精神的分裂。

四、高尚的缺席（神性的缺席）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贯穿在当下的文学作品里性工作者的悲剧宿命的不是别的，最根本的不是以往社会的物质的匮乏，而是高尚的缺席，可以更明确一点，是信仰的缺席，上升到宗教，应该是神性的缺位。性工作者从农村向城市的流走，从底层各处的游走，是失去原乡的流走，这种追求本就不可能获得任何终极价值，但是这种追求又是对现代化的适应。不同作品里，性工作者的死亡（如卢新华的《梦中人》）和遣返（如王超《安阳婴儿》），都是一种还乡，精神和肉体回到原始的地方，回到“母体”。不管是想象的还是现实的，这些作品，有大量细节上的不同，但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到 ，它们给性工作者的文学想象和表达带来了广泛的反应和一种连贯的理解，从《九月还乡》开始，到世纪初的《安阳婴儿》，接着到又经过十多年变化发展的《梦中人》，性工作者可能已经不再是专门为经济在卖身，但是她们依然在不同的家园之间奔突。无论是王超，还是卢新华等，他们都通过充满隐喻性的写作，反映作为特殊人群的性工作者的焦虑，也同时反映了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的焦虑，文学中每个人的生存焦虑，这些焦虑，既和每个人个体经历本身有关，又和那些没有从事性工作者的其他人的处境也相关。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幻象”，每个人都在这个“幻象”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宗教，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但是对于性工作者来说，边缘境遇造成了他们的失落和荒诞，自耻感又潜意识无情地吞噬着他们。

“性的口号与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因为这种口号也力图消除死亡。我们将只是换一种禁忌。我们通过这场‘革命’（性革命，笔者加），也许甚至会设置一种根本禁忌，这就是死亡禁忌。这样一来，性革命便会自我吞灭，因为死亡是生命的真正性化。”⑥

从这句看，无论是性经济还是性政治，归根到底，是人类对死亡的探究和追寻，就如求生本能一样，求死也应该是一种本能，人的驱死性在性里得到了根本的体验。所以，这三部作品里写到了孕育，也写到了死亡，性工作者的性，作为人类孕育的方式，在死亡里彻底固定下来。人，作为耕种土地的隐喻，作为大地的投射，彻底回到了大地，人在返乡情结里，彻底回到了源头，以一种不可能的可能，自我吞灭。

然而，无论是对于文学作品里的性工作者，还是对于读者，文学是现实的一种投射，当然也包括社会现实，性工作者的存在，都创造了一种意义危机。这种意义危机在于性工作者自身作为一种特殊的工作者渴望追求世俗的物质和财富用来解释这种奋斗的意义，虽然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对于金钱等物质方面会有所成功，但是形不成令人满意和心安理得的社会环境，他们的世界环境如果不被有意回避和隐藏，就会以身份的暴露造成新的失落和荒诞感，最后形成新的创伤。而对于读者，却是一种精神焦虑。

以身体出售获得金钱建设家乡的女性性工作者的碑被唾弃（《九月还乡》）、为了养活无父婴儿继续卖淫的女性性工作者被强制遣返（《安阳婴儿》）、爱情里蒙难寻找自由解放的女性性工作者的生命被杀戮（《梦中人》），这三部作品从经济/政治/个体生命的自由三个维度呈现了女性性工作者的命运，同时也以性工作者身体和精神的创伤为意象，显出了异常社会下人的精神生活的特征。

自我放逐与耗损/创伤体验/无助彷徨/抑郁或亢奋……这些，无疑是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性工作者的普遍心理特征，都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情绪，它们其实也渗透在真实的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问题是，文学作品中性工作者精神的崇高性缺失，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从事性工作而缺失吗？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虽然这些人，不同程度的经历都几乎可以算得上曲折艰难，有的出于生存境遇，有的出于精神创伤，但是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象征，人的生存境遇的象征。他们是大地上的流亡者，自我命运的放逐者，这本身就是一种隐喻。不过这些描写农民工性工作者的写作的危险在于，主人公被困在迷宫里，它没有为读者提供从创伤意义上重复上演的逃离的治疗路径。小说通过在风格和故事的层面上唤起创伤的无方向感和它的症状纬度来对创伤做出反映，但没有提供任何与他们提出的创伤经历的对应的和解方法。作家们依然带着一种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心态，潜在地隐秘地表达着他们的崇高，像农民工的性创伤一样，他们的崇高在作品里是分裂的，不断中断又延续。虽然这些性工作者经由意义和书写的过程被给予了动机和希望，但他们令人担忧的命运在徒劳的试图尝试阐释中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人物命运的凝重。另外，这些作家对性工作者的冒险性想象其实带着普遍化的模式，并没有较好地写出性工作者特异性的奉献，写出他们内心的复杂人性，也许这是笔者的求全责备，以后专论继续探讨。

【注释】

①［俄］帕斯捷尔纳克：《凝眸斑驳的时光…保护证书》，马永波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②［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③［美］卡米拉…帕格利亚：《性面具》 （上册），王玫、王锋、李巧梅、萧湛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④［法］让…波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⑤［美］罗伯特…麦克艾文：《夏娃的种子》，王祖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⑥［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页。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