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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童小鹏与他的《军中日记》

2016-12-07童丹宁

红岩春秋 2016年11期
关键词:造反派中南海长征

童丹宁

我的面前,摆着6本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薄薄的日记本,边角已经磨损,呈锯齿般的模样。每一本的封面上,都写着“军中日记”几个字,旁边还标记着年月、编号,画有红色五角星的简单图案。

《军中日记》,是我父亲童小鹏留下的一部珍贵日记。

“红军的生活是最光荣的生活”

《军中日记》的第一本是棕褐色的软封皮,记录时间从1933年1月1日到12月31日;第二本是一本已泛黄的练习本,记录时间从1934年1月1日到12月31日;第三本是稍大点的练习本,顶部还用了纸绳加固,记录时间从1935年1月1日到6月30日;第四、五、六本均是硬纸壳的封面。第四本的记录时间从1935年7月1日到1936年4月30日。第五本的记录时间从1936年5月1日到9月30日。第六本的记录时间从1936年10月1日到12月16日。也就是说,《军中日记》可以分为三部分:《中央苏区日记》《长征日记》和《陕北日记》。

我小心翼翼地翻开这些80年前的日记本,注意到在每月一日前都画着各式各样的简图,类似于墙报式的宣传画。而且,第一本日记的上半部分有水浸过的痕迹,可能受过雨淋或者曾掉到水里。这些日记使用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笔写成。有用红色、蓝色、黑色钢笔水写的,有用黑色铅笔写的。有时用兑了水的蓝色钢笔水写的——淡蓝色的字——这也是我上初中时有过的经验。但日记多数还是用黑铅笔写的,以至于有些铅笔字已相当模糊,要眯着眼费劲看才能辨认出来。可见当时钢笔水还是供不应求,或者是行军作战中不便携带。

翻开第一本《军中日记》的首页,父亲用红墨水笔写着两行大字:“无论如何忙,此事切勿忘!”轻轻翻过来,在同一页上他又用蓝墨水写着:“‘当红军是共荣的,那么,红军的生活是最光荣的生活了。这是我记日记的动机了。”

我知道,父亲在长汀新桥师范读书时,在中央苏区土地革命高潮中,由担任教员的中共党员黄亚光带领,于1930年6月上旬参加红军。那时候,他不满16岁。由于在行军、学习中表现不错,经红四军政治训练队高传遴的介绍,于6月下旬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红四军政治训练队长兼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柳队长找父亲谈话,之后调到队部,任机关党委干事,负责收发文件,做会议记录,刻蜡板油印文件等。父亲名义上是干事,工作性质是秘书。也就从这时起,他开始了漫长的秘书生涯。

“那么,从1930年6月参加红军到1932年12月31日,怎么没有写《军中日记》呢?”我曾经问父亲。

父亲说:“当时红军正在‘打下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左的口号下,不断行军、作战。而我初入部队,缺少锻炼,又先后害了痢疾和疟疾,身体极端虚弱和疲劳,除了勉强跟上部队外,已无精力记日记了。1931年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年,连续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1932年攻打江西赣州未遂后立即东征福建漳州,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久又转回江西,准备迎接敌人新的‘围剿,虽然有丰富的战斗生活可记,但始终没有实现。”

“这支钢笔,鼓励我坚持写了4年日记”

我曾听父亲说过,他在新桥师范学习时就有写日记的习惯,教员黄亚光看了他的日记,发现他对当时的旧社会不满,才有意识地启发引导,给他看进步书籍,教他唱俄罗斯歌曲,介绍苏联是怎样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讲中国共产党正领导红军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府。这为父亲参加红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父亲又说:“1933年初,苏区发展到江西的黎川一带,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正在准备,我军也得到了休整的机会,我的身体也锻炼得比较好了,我就下决心开始记《军中日记》。一开头就以‘无论如何忙,此事切勿忘!来督促自己,从当年一月一日起,坚持每天记,包括整个长征过程,一直记到1936年12月16日,我随周恩来同志一起到西安工作后才停止。”

我翻开第六本《军中日记》,最后一篇写于1936年12月16日,里面这样记载:“同周副主席等由延安飞往西安。”我知道,此行是为解决西安事变而去。

父亲说:“纪律规定,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不准记日记的。所以从这一天起,告别了抚育我成长的亲爱的红军,也就结束了我的《军中日记》。”飞往西安前,父亲将《军中日记》交给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保管。

“每天记,《军中日记》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中及长征中是怎样保存下来的?”我又问。

父亲说:“1933年2月,我在红一军团政治部任秘书,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黄陂战役中打了个大胜仗,缴获了很多战利品,罗荣桓主任决定发给我一支派克钢笔和一个图囊。这支钢笔,鼓励我坚持写了4年日记,那个图囊使我的6本《军中日记》得以完整地保存到陕北延安。”

或许读者会问:“文革”期间,《军中日记》没有被造反派抄走吗?当时,我已经是大学生了,在北京石油学院上学,“文革”期间的事我记得很清楚。《军中日记》及相关历史照片能完好地保存下来,一是得益于住在中南海里,二是得益于周总理的一句命令。

“表示深切怀念的一片心意”

1958年,父亲从中央统战部秘书长调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兼国务院副秘书长,因此我们一家五口从府右街135号统战部大院搬到中南海国务院“民政局”(沿用北洋政府时期对此地的称呼)的一个大四合院,与另外两位副秘书长的家合住。1963年,我家又迁到国务院礼堂西边一个长形四合院。1966年夏,为了接待红卫兵串联,我家又迁到靠北门的方形四合院,直到1968年父亲被隔离审查后迁出中南海。

1966年6月4日,周总理找我的父亲谈话:“中央决定调你到中央办公厅当第一副主任。”父亲表示坚决服从,几天后就上任了,还兼任中办秘书局局长。由于父亲是跟总理的,不听江青“打砸抢”那一套歪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中南海造反团”就在1967年1月24日宣布夺父亲的权。从此,父亲就在“造反派”的监督下接受劳动、挨批斗、写检查。但是中南海毕竟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的地方,也是许多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这是决不可以被扰乱的。所以,“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到处搞内外串联,为保持中南海安静的工作环境,周恩来下令:中南海内的“造反派”不准和中南海外的红卫兵串联,不能把外面的红卫兵引进中南海来。

因中南海内的“造反团”势力不大,不敢闹得太厉害,没敢来抄我们的家。有一次,有几个“造反派”来到我家,要把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杨尚昆、李维汉这些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照片剪掉或打上“×”。我父母据理力争,说这是历史资料,不能随便毁掉,而且不能根据大字报来作结论。

但这么对峙下去也不行啊!父亲毕竟久经风雨,想出一个高招,他提议:可以全部封起来搬到秘书局楼上保存,将来请示中央领导决定处理办法。这几个“造反派”哪是我父亲的对手,他们只好同意,不仅把这些照片搬到秘书局加封保管,还得承担丢失的责任。直到1973年父亲恢复工作后,这些照片才全部收回,重见天日。而《军中日记》和照相机等其他革命历史文物则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家里。

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将自己编著的《老爸童小鹏的长征情怀》和父亲的自传《少小离家老大回》中第三部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节合编成此文,正如父亲所说:“作为对红军的缔造者和卓越的领导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对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表示深切怀念的一片心意。”

(责任编辑:韩西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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