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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方向的沦陷

2016-12-07杨献平

西湖 2016年10期
关键词:母亲

杨献平

同一方向的沦陷

杨献平

家里陆续来了好多人,挤满房屋和院子。叔叔、大爷、大娘、婶子,还有早就儿女成双的堂哥嫂们——同村的,或者住在对面村庄的。他们问我,要到哪儿去?或者反复嘱咐我说:到那儿了要好好干。十点多,大姨妈、小姨妈和两个舅舅也顶着太阳,踩着残雪走到我家院子。他们说话方式有所不同。舅舅脸色沉肃,说你小子必须得好好干,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别说找媳妇了,喝西北风都不知道该站在哪儿!大姨妈叹息说,平子,要听话,要有个出息!小姨妈接茬说,就是就是,要不恁家的时光可没法过了!

奶奶也来了,颠着小脚,满头白发。此前一年,即一九九〇年腊月,爷爷在一个正午猝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遭遇亲人离世,还不知道如何去惋惜和疼痛,以及物伤其类般由此及彼。我穿着肥大的军装,没有领花帽徽,一一打招呼。我想尽量躲着亲戚们,他们的话说了无数遍,他们对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唉声叹气甚至咬牙切齿。我错了!我早知道,也在努力悔改。他们教训或者讨厌我的原因是:中学毕业后,有一次,母亲把我狠揍一顿,我从一个熟悉的小卖部拿了一千多块钱。开始跑到山西左权县城,后又去了太原和阳泉,又转到石家庄、北京、承德,之后又去了长春、哈尔滨、郑州、西安。

这次离家出走,伤透了母亲的心。母亲步行到山西找了我三次。一边走一边哭,到亲戚家,俩眼都成了红核桃。母亲给山西的亲戚们留话说:献平要是来这儿了,就对他说,只要他回家,俺和他爹不会再骂他打他一下。而我,仍旧在外面,头发长到脊椎,耳屎也悬悬欲掉。去哈尔滨,我想去北大荒,听说那里有招务工的,可以挣钱。去西安,是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在火车上就听说,那里根本不招人。

钱花光了,我不愿意挨饿。我这个想法很是无耻,娘为了找我,一天水米不进,还步行几十公里的山路。我确实这般懦弱。趁一个黄昏,我绕道深山回家。在渐黑的夜幕中爬上房顶,循着父母的声音——他们果然还在猜测我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回来?不知道爹娘难受吗?我趴在房顶上,眼泪呼呼而出。终于忍不住了,大声喊了一声娘。娘惊了一下,手中的碗掉在地上。

从此后,村庄的人就都更看不起我了。人人都说我不知道钱中用,是个浪荡子,以后成不了啥好东西!虽然我没听到,但总觉得背后有一群飞溅着唾沫星子的大小嘴巴,戴着铁牙咬我。我羞愧,哪儿都不敢去,开始口吃。一年之后,那些没考上学的同学们都找了对象,有的结婚了,还不到十八岁。母亲着急,也想给我找个对象。请姑夫、小姨、舅舅、大姨,还有几位表哥嫂先后问了几家年龄相当的闺女。女方父母一听是我,头摇得都要掉地上了。还有的嘴快,说,俺闺女就是剩在家里,也不跟他!

这是最大的侮辱,而这是我自己造成的,怪不得他人,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乡人或者农人从来都是眼睛向上看的。做父母的,没有一个愿意让自己女儿跟着一个没出息的人吃糠咽菜,衣不遮体的。我有两个自己很喜欢的女同学,一个初一辍学在家,一个后来考上当地师范学校。我幼稚地想:她们其中一个会像王宝钏、七仙女,冲破一切世俗的阻力,像美好的梦境一样降临在我身边。辍学的那位,是姑夫去为我说媒的。回来对母亲说,不行,人家爹头甩得跟拨浪鼓似的。读师范那位我自己在努力,写了数封情书。收到一封回信,说:从此以后咱俩不认识!

贫穷的爱情是一种糟糕的欲望,无望的爱情总是以卑贱为前提。这是法则。那时候我不理解,总想凡事都有例外,总可以从缝隙中找到光亮,哪怕再微弱。

母亲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们都喜气洋洋,没结婚的订了婚,没订婚的能挣到钱,马上就有别人家上门把闺女送过去。而我,尽管父母早就给我盖好了新房,打制了漂亮家具。但物质再多,也是一个人;家具再漂亮,也不能使得母亲高兴起来。

我自己也知道,必须要走了,如果继续在乡村,我一生似乎就这样了,不仅会光棍一根,还会使得父母也遭受白眼与煎熬。

一九九一年十月底,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南太行都白了,白得彻底,也毫无特色,没白的只是我们一家人暗淡到极点的心情。我去体检,一个月后有带兵干部来家访。接下来,通知我领衣服,再后来就是准备走。

就是这一天上午,冬日的南太行——我出生并长大的小村庄还被残剩的积雪围困,北风在枯了的山岗上浩荡。到中午,太阳很大,照得人想到春天。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那天的太阳似乎要把我照穿,让我此生在任何时候都深刻记起一般。背着行囊出家门,沿着山路向下走,父亲跟在后面,母亲不停地说:到那儿好好干啊孩子,自己吃饱穿暖。要不做出个样子,俺就没活路了!我嗯嗯地答应。低着头,看着路上的沙土和卵石,倒伏和折断了的草芥。出村时,我回身看了看村庄。太多时间的雨淋风吹,使得各家青石房顶颜色发暗,硕大梧桐树的枝桠把蓝得近似虚无的晴朗天空勾划得缭乱不堪。

我们家的两排房子在草木焦黄的山坡上矗立。那是父亲母亲连续用了三个冬天,一人手抓钢钎,一人抡锤,再用木头架子一块块背回来,才找人一起修建起来的。上车的时候,我看了看母亲,抓了她的手,粗糙得扎人。看了看父亲,不过四十五岁,胡子就白了,腰身像是小时候他给我做的木弓。亲戚们站在路边,看我或者说别的。我上车,离开,但没掉一滴眼泪。

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体味到人世之沧桑,没有觉得父母多么仁慈和难以割舍。因此,在亲人面前,年少有时候也是一种罪过。以至上了火车,还在为再次坐上了火车、能够长途旅行、看看外面的世界而暗自欣慰。这种浅薄的思想最后成为我自责的一个主要因由。尤其是这些年间,亲人们一再以各种方式死亡,再也不会教训、唠叨、恨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当年离开家乡时候那种漠然自私得可怕,且有着某种浅薄甚至是无耻的成分。

火车向西。黄河、郑州、西安、秦岭、天水、兰州、武威、张掖、酒泉,这些都是我向往的。不是仅仅因为它们的名字,而是名字背后的时间、往事和传奇。这些名字都是从历史教科书走近我脑海与想象的。不惟这些有名的地方,即使沙漠与大海之中,在人类的光阴里,也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神灵和人的踪迹与历史。现在,每到一处,或者在家里,一个个念头就会蹦出来:我所在的地方,从前是什么样子呢?是诸侯宫阙,还是杀人如麻的沙场;是平民百姓的蜗居,还是乱坟岗?也才懂得,不仅历史是重叠的,人也是;我们不管认识与否,在人世,在天上,在地下,都是面对面、背靠背的。

祁连山在黑夜中洁白,似乎超世神灵。同车厢的都睡了,我趴在满是霜气的窗玻璃上向外张望。忽然想,要是哪一天我倦了,或者行将就木,就到雪山里来。这个想法持续至今,也觉得,雪山才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归宿。到酒泉下车,风如刮骨。坐在大轿车上,到市区之后,想起霍去病倾酒入泉与将士共饮的传说。还有“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的李白及“恨不移封向酒泉”的杜甫、“酒泉太守能剑舞”的岑参。当然,还有修筑嘉峪关的冯胜。也就是说,到达异乡之后,我仍旧沉浸在与己无关的想象中,没有想到父母。也只是渴望,就此能够容身城市,过一种与父母乃至祖上截然不同的生活。

这可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甚至现在偏远乡村孩子们的共同梦想。不是厌弃乡村本身,而是厌弃乡村生活;不是厌弃乡村风俗,而是厌弃乡村人心。尽管多年之后,我明白,人性善恶是普天下的,绝非一地一时。

可是,大轿车并未在酒泉市区停留,而是越过它,前路越来越荒凉。尘土如雾,接天连地。干枯的树木,风动的村庄。再后来是巨大的连绵戈壁。在苍灰色的天穹下,简直就是一面阔大的墓穴。车子颠簸,后来又下起了小雪。雪硬硬地打在窗玻璃上,那声音,当当的,就像敲在骨头上一样。再向前,是村镇,黄土的房屋,尘土依旧弥漫。到纵深处,看到一片楼房,车子也戛然而止。

这是我在地理课本上得知的巴丹吉林沙漠,面积世界第四,中国第三。步入营房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这将是我此生第二个地方,也将是我命运分界的一道鸿沟。在寒风和乌鸦的叫喊中训练。慢慢地,我喜欢上了这里。有人,有单纯的生活,吃穿无忧,这对于一个贫贱的农村孩子而言,就是类似天堂的生活了。等到杏花开放,尘土散开,处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我觉得了一种人生的不得已。虽然,这种美好一方面有着担当和义务,一方面则是为我个人开启了一扇可能之门。对于我容身的集体乃至它背后的广袤与神圣之物,我热到骨髓里。而作为个人,我又时常觉得个体的微渺、脆弱、无能为力。这是我感到悲哀的。如西蒙娜·薇依所说:“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两类人,一类起着表率的作用,另一类却不能;在这群模范之中,他们或者激起我们的效仿之心,或者产生一种距离感,使我们对他们的看法混合着厌恶、怜悯和敬畏的复杂感情。”(《重负与神恩》)

与此同时,我还觉得了一种放任的美好。而这种美好是建立在可以懒惰与甚至有些可耻的虚荣心之上的。衣食无忧,消磨斗志。衣食无忧,也可以使得一个原本怀有雄心壮志的农家子弟变得不知天高地厚,混迹其中,茫然不知所为。最初,我便是如此。除了正常的工作与义务外,喜欢吃好的、热衷于扎堆玩乐、大手大脚花钱等毛病卷土重来,且有些乐此不疲。等到自己身无分文时,想起母亲的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也想起她总是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的省俭和吝啬情景。

把一毛五角一块钱卷成一卷,买油盐酱醋时数好,揣在兜里后,还用手摸几下;给我和弟弟零花钱时,摸索半天,才给五毛钱。欠别人一毛,跑五里也要送回去。不然,就天天念叨。而我在巴丹吉林沙漠从不考虑今天花钱明天怎么办,总觉得,到月底,还有几十块钱的津贴。有几次,在小卖部欠账达三百多块,相当于半年津贴费。实在没钱还,就写信给母亲说。父母亲不识字,找别人念。我的理由很堂皇,不是买书了,就是请领导吃饭了。舅舅对母亲说,别听他的话!小姨妈也说,他骗人呢!可母亲不听,步行跑到十里外的邮电所,让人给我汇来五百块钱。

拿到钱,我没有犹豫,还账,继续在小卖部喝啤酒,吃零食,啸聚三五个同乡周末餐馆吃饭。有几次探家,临走时,母亲给我路费,说是父亲给别人盖房子、到南山扛木头挣的,还有的是上山割荆柴编苤子(铁矿煤矿打顶用)、捡酸枣卖的钱。给了我三百块,我还嫌少,站在母亲面前一脸悲苦。母亲叹息一声,又给我二百。四年,回去三次,基本上都是父母亲给的路费。现在想起来,是揪心的疼。乡人说得没错,我确实是一个忤逆之人,甚至连那两位女同学断然拒绝我的求婚之举,也是无比“英明”的。

我自己也在反思,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物质太有诱惑力了,物质对一个少不经事且幼年贫苦的乡村孩子而言,更是有着核辐射一般的杀伤力。我常想:现在我还没有经济能力,花父母血汗钱也是应当的。可有时候也自责,在无人处自己扇自己耳光,痛骂自己是天下最无耻的人。可一旦看到其他人买东买西,在一起其乐无穷,就又旧疾重发,不顾一切地挥霍起来。

其实我们生来一无所有,靠的是索取这一本能。父母亲卑微地养我,给予我,所希望的不过是要我独立起来,成为一个人人说好、可以自食其力的人。他们以血汗换取生存的资本,忽略物质享受给人的那种荣耀和快乐,而将它们无条件转嫁给我。这是一种卑贱的姿态与爱意。在巴丹吉林沙漠军营第三年,我忽然长大了。也明白,更好地安身立命不是父母的一种要求,而是一个人必然的担当与责任。

我开始有了自制力,同乡拿酒来,我让他拿出去喝。两年时间,中午和晚上把自己关在人去楼空的办公室里,看书,写字。一个月不去一次生活区,半年不沾一滴酒。瘦到46公斤。回家一进门,母亲惊呼,冲上来看着我的脸说,怎么儿瘦成这样了!在家二十天,天天给我煮鸡蛋。也就是在这一年,山西老舅给我介绍了他的邻居,一个姓侯的女孩子。我去他们家,父母哥哥都对我好。每天晚上,她给我铺好被褥,我躺下,她还坐在床边看着我,和我说话,直到她哥哥也来休息。

有一次和她一起到左权县城,住在一起,情不自禁,但最终没有做爱。我知道,乡村女子一旦有了第一次,以后再嫁就会遭受男方冷眼甚至嫌弃。在彼时乡村,贞操,仍旧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女性一生的命运和幸福与否。一年多后,我已经知道和她不可能在一起了,如果不能成为夫妻,那就要为她以后考虑。这一点,我问心无愧,也知道,这可能是自己自小以来唯一的好品质。事实上,和她一起最后几个月,我就已经移情别恋,是一个大我四岁的女子。在江苏,我让她一起到我们家。父亲哥嫂反对,她不管不顾,毅然和我一起向北。

到郑州,我们身上的钱只够买一个人的票。我塞到她手里。等车时,坐在郑州站广场上黑暗处,我趴在她怀里忍不住放声大哭,怎么也止不住。俩人到家,第一夜在一起。我回巴丹吉林沙漠,她留下来几个月。父母和亲戚们特别喜欢她。原因是她善良,能干,解人意,会操持家务和处理乡间琐事。再四年后,我到上海读书。地位就是阶级。我再次移情别恋。母亲要和我拼命,也气得身体常不舒服。母亲打电话说:你回来种红薯,也必须得要人家!我不。有一次,说她病了,马上就不行了。我赶回,母亲逼着我结婚,且定好日子,通知了亲戚。我不知如何办。逃离会气死母亲,不逃对不起现在的妻子。

我坚持不去登记结婚。第三天,就离开了家。我知道,这是我一生的污点。我必将抱着愧疚终了此生。没想到的是,我从上海回到原单位,领导就把我叫去。始乱终弃,这是什么素质,什么作为!我无言。为了来之不易的命运拐点,我也觉得,她是爱我的,不管不顾,与我一个陌生人走出家门,已经给予我足够的信任与荣耀了。我之所以再次移情别恋,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已经不再适合我。或者说,即使强行在一起,对她也是一种更彻底的伤害。因为,一个人心走了,剩下的就只是躯壳,且我这副躯壳还不一定会紧靠着她。

因为在经济上蒙受了一些损失,对她的愧疚一度减轻。现在的妻子,那时候她还小。在上海读书时,她知道了我家里情况,要与我分手。我从没失眠过,却连续两昼夜没有睡一分钟。半夜,室友呼呼大睡,打鼾磨牙放屁。我走出去,站在楼宇之间的拱桥上,若不是有人,就会跳下去。我检点内心,确实是很喜欢她、爱她,而不是某种物质及其他外在的因素。我至今记得,我和妻子在午夜的大雪中拥抱,她把最厚的手套给我戴。岳父母及她的亲戚们也都坚决反对。有很多次,岳母狠劲打她,不让她和我见面。但她不管不顾,在我面前不掉一滴泪。

另一方面,我母亲和亲戚们也不要我和她结婚。理由很多:1、外面的人不可靠,我能挣钱了,过一些年,等我回来时,人家不跟着来,我还是光棍一根;2、这个没有原先的老实和孝顺,还不会做针线活儿,讲究吃穿;3、说话很怪,天不怕地不怕,到家里来谁也管不了她。诸如种种。我想,母亲和亲戚们根本的理由就是:让我继续和江苏的生活。我当时就对母亲说,娘你放心,我看人没走眼的。这个媳妇,肯定是很孝顺的,最后也是能为您和爹养老送终的人。

母亲生气,骂我。我哭,把烟头按在手心。回到单位,我就和她登记结婚。母亲和弟弟去了。待了半个月,又返回。两年后,我们有了儿子。母亲特别的高兴。一个人千里迢迢来看时,一进门就奔着孩子去了,摸着她的孙子,说小脸圆丢丢的,小嘴好像苹果花,小脚水萝卜一般。笑得连眼泪落了满脸。

这是贫贱之中的赐予。侯、张和妻子都是的。在我看来,她们在某些时候高尚和高贵得令人承受不起。我只是一个贫民,或者说从底层攀爬而来的一个平民。从贫贱到稍微不贫贱,这个距离艰苦漫长,而在此过程中,她们先后在我生命乃至灵魂里出现。这使我荣耀,也必将一生荣耀。有时候,妻子会突然问我想她们不。大多时候我说不想。其实偶尔也会想起来,想知道她们现在过得好不好,还在怨恨我不,我也想有机会当面向她们说一声对不起。但一声对不起又有何用?我自己都觉得虚伪不堪。

有一年回老家,与弟弟借去看老舅名义,去了一次山西。见到侯的母亲,身体还是那么好。说话还多。问我现在咋样,几个孩子了等等。丝毫没有怨言。中午还留我吃饭。我从老舅口中得知,侯后来嫁到邻村,仅三里之遥。当时,我想去看看,说声对不起,再给他们孩子买点玩具。可一想,打搅了他们的平静生活,可能是更大的不安。说不定,她已经忘记我了。这样是最好的。还有张,我至今没有音讯,也不愿意再想起。我知道这一切都沉淀成了愧疚,如同一根铁丝,扯紧我内心最隐秘的部位。

时间如哄抢的土匪,风沙不舍昼夜,生命如火如荼。多年的沙漠生活,我的嘴边挂上了黑色的绒毛,先是软,后变硬,皮肉层层粗糙,眼神也节节沧桑。至此我明白,生来是为了拥有,也是为了丢失。而丢失更彻底,更令人不堪承受。在沙漠,婚后的生活如层积的沙子一般展开,散落一地。最初一段时间,我坚信我不适合婚姻,或者说,我注定是单身的命。因为,婚姻太多事情了,琐碎如藤丝缠裹。幸好,妻子是会打理生活的人,自觉承担家务,我只是上班下班。

好妻子是有母性的,好女人始终有一颗善良的心。我出身农村,又贫困,老家的事儿乱而多。弟弟婚后,因为连生两个女儿,计划生育躲不过,罚钱多,而家里又没有。妻子和我商议,帮着交吧。母亲一定要弟弟生个儿子。这是典型的宗法传统。“无子就是绝户头”,乡人认为,女儿是水,最终都会泼出去。女儿也是外人的,嫁了人就忘了爹娘。一家夫妻没有儿子,那么,他们就会遭受非议甚至无端凌辱。其实,在乡下,屈辱也来自多个方面。一家人捍卫自身尊严与利益的“防火墙”仅仅是地位、权力和钱财,当然还有娴熟的生存技巧和处事方式。

而这些,母亲和弟弟都不具备。母亲毕竟是女人,看事情处理事情常常是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说话也缺乏逻辑,更无说服人的口才与讨人喜欢的处世技巧。乡村利益纷争源远流长且乐此不疲,家长里短的闲话倒在其次。乡人的矛盾主要发生在树木、林坡、水、土地和房屋等切身利益上。包产到户后,人们便将这些视为私有财产。而南太行乡村这类资源又相当匮乏。没有树木,就无法起房盖屋,给孩子们做家具嫁妆;没有土地,就相当于断了口粮;没有水,就意味着庄稼枯死,殃及人身;没有房屋,人人会笑话,且儿子也极难找到媳妇……这些现实利益纠结成串,牵着每个人内心最敏锐的那根神经。似乎从我幼小年代,家里不是土地被分得少了、差了,就是到旱季时候,庄稼快枯死了也抢不到水浇地;不是分到自家名下的树木被人抢锯,就是林坡被人哄抢;不是房基地批不下来,就是批下来之后与邻居发生纠纷。父亲在世时一般不参与这类事情,都是母亲一个人在争,在说。有一年,二分多地被邻居抢去,弟弟去说理,还遭到了他们父子四人一阵毒打,留下后遗症,至今还脑子不很清楚。

找派出所,派出所说管,到最后杳无音讯;到大队讲理,大队说你们自己处理。在巴丹吉林沙漠,我每周至少往回打两次电话。每次打前,心都像是井里的水桶一般,像是怕掉下去的晕眩感,想把心脏也狠命吐出来。虽说我也无能为力,但我是长子,必须说和做。尽管没有效果,但这是责任,也是一个家庭的尊严的一部分。我和家里每个人的关系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而我远没有达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地步。我只是一个平民,只可以保自己一家三口衣食无忧,对于庞杂而汹涌的社会,我就是一只鸡蛋,它们都是犬牙差互的石头。

妻子也跟着着急。有多次,我说,我们离婚吧。妻子说,为什么?我抱着她说,我们家事情太多了,连你也一起受累。妻子说,傻瓜,这有啥,夫妻就要共患难。我不怕!我苦笑下。每次回去探家,村里找事的人风平浪静,家里消停好久。等我和妻子一走,便又卷土重来。妻子在老家待得不多,可都知道她性格乖张,有理便不饶人,处事方式也远胜于母亲。即使敌人,她也能和他们打成一片。我的性格也忽然不懦弱了,遇到麻烦事或者气人的人事儿,会冲上去动用肢体语言。而在有很多时候,我发现乡村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的可怜,他们无法出去拼生活,只能在山坳里自家门前窝里斗。看到外面来的人、“上面”的人,马上献出一副笑得骨头都块块错位的脸。

这是多么悲哀的事!农民永远都是媚官、媚富的。他们只能在茫然而单薄的生存中攀附掌握更多资源的人,梦想有朝一日得到一点施舍。这是基本的生存能力,也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如鲁迅笔下之孔乙己、祥林嫂,而不是眉间尺、刘和珍君。有段时间,我读鲁迅,发现其中很多语词是不朽的,命中要害。“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鲁迅全集》)现在,我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健在,弟弟弟媳尚年轻,我们的儿子和他们的儿女也更青葱。我的根在乡村,我从里到外都还是个农民。因此,从亲情乃至立场和思维方式上,我这一生都会与他们站在一起。

我常常因此而悲伤如酥,骨头发麻。在我眼里,他们仍旧如此卑贱,乡村的宗法乃至无师自通的潜规则与人情世故,我至今摸不着头脑。这使我惭愧至极,连自己亲人都无法保护的人,究竟能做什么?我最大的目标是做个比较清醒的“看客”和“忍者”,尽管这个目标会耗费一生。多年以来,父母亲就是这么在农村卑微甚至贫贱地活着的,以前是祖父母乃至无数先祖,现在是弟弟一家,甚至还有他的儿女。我不知道这种轮回究竟是一种天赋之责,还是后天营养。所幸的是,在我卑贱至极的时候父母亲没有厌弃我,我和妻子乃至儿子也没有厌弃过他们。尽管沉重、无奈和悲哀一些,但我们一家人生死相依,荣辱与共,我已经觉得很幸运的了。

在巴丹吉林沙漠十多年,我就是这样过来的。一个是自身的生存,这是一个沉重的命题。儿子出生,我觉得了生命传递的美好。然而,面临的又将是一种可望可即而无尽的长途。老家亲人之卑微和屈辱的生活,好像是一把蛮不讲理的刀子,刮骨一样切割。但这种切割并不是为了疗毒,而只能增加毒性。在沙漠,妻儿是我最偎贴的人,唯有回到家里,我才可以全身心放松。在他们身边,我始终觉得有一种缠裹的温暖,如冬日峭壁上一只暖炉,时常让我在濒临绝望的边缘感到了活着的美好。

可是我时常对着时间哀叹。看着儿子,我盼他早早长大,又怕他长大。他长大了,我老迈的样子可能就像父亲。因此我感到悲哀。觉得人就是光阴的咀嚼物,像我们通常吃的米粒和菜肴。儿子呢,刚生下时哭得多,有时候让我束手无策,但偶尔出去几天,听不到他的哭声就有些心急火燎。带他回南太行老家,对陌生的乡下事物,他兴致盎然,有时候说得头头是道。高兴时说心情好得像乌鸦,不高兴时说心情坏得像鳄鱼。忽然有一天,儿子语气沉重地对我说:老爸,人生来就是被压迫的。你说是不是?我惊诧,半天合不拢嘴。我不能说儿子说得没有道理,也不能告诉他,这就是本质,就是事实。

我们父子俩有时候也闹别扭,我说他不听。也难怪,从小我就没把自己当成他面前的横着的权威和统治者。我对儿子说,我们是朋友,是哥们,是伙伴。儿子笑。因为自己小时挨饿挨打长大,再不愿儿子经受那种苦和疼。

一九九八年,奶奶癌症,父亲守在身边,喂饭、接倒大小便、梳头,寸步不离。这一行为我深受感染,觉得父亲这一品质简直可以与传说中的任何一个孝子相提并论。这一美德我继承下来了。不仅对爹娘,即使少小时待我如亲生的大姨妈,也是如此。我回去一次,给她一次钱。她舍不得花,后来又还我。我说,我小时候就没了姥姥,你待我就像姥姥一样。这点算什么?小时候,我经常去大姨家,和几个表哥表姐一起玩,有啥吃的,大姨都给我。

大姨妈最终笃信基督教,可没得保佑。翻车后全身大面积摔伤,唯一的女儿和外孙也当场死亡。几个月后,大姨妈在儿子儿媳的吵闹之中与世长辞。我对母亲说,为什么好人没好报呢?母亲说,好人可能从来没得好报。还举例说1997年猝死的大舅,那也是一个好人,可惜,六十六岁那年初冬,从房顶摔下再也没起来。2008年,父亲罹患癌症,苦厄六十二年的他也走到了死亡的边缘。父亲一辈子从不损坏别人一点东西,即使我和母亲挨别人的打,分给我家的田地、荒坡、树木被人明抢暗夺,房基地被人多占数米,母亲跟人争理,还破开喉咙大骂,不注意时被人殴打,父亲也从不吭一声。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生命也太过短暂了。父亲卧病期间,看着一生在地里坡上劳苦、农闲时四处给人打工挣钱养家的他,我想了好多。我想问问父亲:当年你看到我和母亲被人殴打,自家利益被邻居抢占,为什么不站出来大喝一声?哪怕是一句宽慰话,也可以让母亲觉得安慰。但我一直没问,我想,父亲一定懂得了什么,比如,在以人口多少形成利益共同体的乡村,原始的暴力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和最佳手段。父亲为独子,他可能知道:弱者在强者面前再多抗争都是无效的,反抗越多,打击越重;抗争越是歇斯底里,施暴者越是能够获得某种满足,不如逆来顺受,听天由命。

父亲病了半年,妻子带着儿子回去照顾了四个月,为父亲输液,陪父亲聊天、做好吃的。父亲很高兴,也很欣慰,对村人说我妻子比亲生的女儿还要好几倍。二〇〇九年三月十日凌晨,父亲永远地沉默下去了。我和妻子乘坐火车赶回去,进门,看到父亲的左眼一直没闭。母亲、小姨妈和弟弟说,那是在等我和妻子。儿子在巴丹吉林沙漠听到爷爷死的消息,拿了一个罐头瓶子,到楼下挖土,放在阳台上,又叫看护他的姥姥买了一把柏香,跪下给爷爷磕头。儿子说,我去河北老家时候,爷爷给我烧花生、核桃和栗子吃,还给我抓知了和蝴蝶。

有几次,妻子病了,我不在家,儿子给妈妈倒水拿药,还学会了煮方便面。我出差前,儿子总要抱抱我,说,爸爸,你要早点回来,在外面注意安全。七八岁的孩子,有此心,我必须要感谢上苍,感谢我刚刚逝去的父亲乃至已成骨头的爷爷奶奶。我时常想,我们一家虽然历经苦难,尽管这些苦难在人间微不足道,尽管我们时常有一些怨言、不满足,但血脉相连的每一个人都彼此包容、感恩、帮扶与和谐。连同我在人生路上遇到的那些人,我总是觉得愧疚,想尽量报答,哪怕是当年拒绝甚至非难过我的人。给予我一粒土,我以为是黄金;给予我半杯茶,我当是汪洋大海。我也始终相信,慈悲和爱同质并重,是最纯洁与珍贵的一种传承,是一种方向。爱使我们越陷越深。因为,在爱之中,我觉得此生不虚,也觉得,人世如此美好,不仅我和我的亲人们,还有芸芸同类。如果生死是一种更替,那么,我们可以在此间循环往复不止,如水融水,如血溶血。

(责任编辑:钱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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