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飞

霍姆斯大法官也提出异议，法官不能让这种“肮脏交易”得逞，“政府违法比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更为邪恶！”

10月1日起，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实施。媒体解读：个人电邮、微信、博客、微博、朋友圈、网盘内容从此成“呈堂证供”。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学者指出，中国宪法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警方必须依法搜查公民电子数据。搜查权如何约束？放眼海外，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严禁公权力无证搜查。此后两百年，警察搜查权和公民隐私权一路拔河角力，渐趋白热化。沃伦法院高举宪法大旗，使各州刑事程序全面宪法化。在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更是宣布，警方无搜查证，不得搜查个人手机内容……

被滥用的搜查权

美国对搜查权的警惕由来已久。

彼时，富饶的北美十三州，吸引无数欧洲移民远渡重洋寻求财富和自由，也让英国政府心动不已。1754年英国国会通过《海关法》，授权税吏持通用令状搜查北美殖民地居民住所，扣押一切“禁止和未报关”的商品。

截止1750年，治安官手中唯一的搜查令就是通用搜捕状。学者卡迪希称之为“通用搜捕状的殖民地瘟疫”时期，殖民当局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随时随地对人进行搜查，极少受到制约。

1767年英国财政大臣唐森德提议，国会通过四项向殖民地征税的法案。新法规定自英国输往殖民地的纸张、玻璃、铅、颜料、茶叶一律征收进口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