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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理论发展主要问题

2016-12-06张真真

小品文选刊 2016年13期
关键词:本土化理论课程

张真真

(聊城大学 山东 聊城 25200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理论发展主要问题

张真真

(聊城大学 山东 聊城 25200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理论不断进步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遇到一系列问题。本文主要总结和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理论发展的五个主要问题,即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问题、借鉴与批判的问题、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单一取向与综合取向的问题、本土与世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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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理论不断进步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主要遭遇了五个问题:

1 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问题

多数研究都主张“理论应该关照实践”、“理论应该指导实践”,但主观上的“应然”并不等于过程的“必然”和结果的“实然”,课程论研究仍然遭受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现实。从价值论的角度讲,课程理论的价值取向存在理论至上论、理论灰色论两种主要的价值取向。理论至上论者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认为任何实践行为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正确开展,极力反对消极的理论灰色论,认为“如果说理论是灰色的,那么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必将是黑色的”。理论灰色论则认为,课程理论是有限度的,课程实践的历史性与情景性不足以让理论来主宰具体的实践行为,人们的实践行为更多不是依赖理论的指导,而是依赖个体的经验。由此造成了课程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与此同时,不同学科理论对课程问题的涉入,使课程这一本来具有简单起源和明确内涵的教育术语变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广泛的研究领域,催生多元的课程理论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对峙状态,造成价值取向的混乱,并带给课程实践“多难选择”的困境。

2 借鉴与批评的问题

我国的课程研究经历了从移植到借鉴的过程,从最初的对国外课程理论的照搬,到对国外课程理论的借鉴和超越,为课程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内容支持和方法论思考。但借鉴并不等于完全照搬,需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借鉴。在过去的课程理论借鉴过程中,研究者往往重理论中得出的结论而轻理论中的研究方法、推理过程和理论背景,这种借鉴显然是一种理论的不良“嫁接”。批判继承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方法与内容的整合性,二是在推理过程中演绎的条件性和归纳的不完全性,三是理论生成的现实根基性。只有在批判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避免片面、抽象、简单的借鉴,采用理智的态度和谦虚的精神去学习和掌握国外先进的理念和方法,才能提高国外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提高课程理论指导我国课程实践的适切性。

3 继承与创新的问题

课程理论总是在连续不断的继承与创新中发展,然而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没有继承,课程理论就会断裂;没有创新,课程理论就会枯竭。鉴于我国现代课程理论成果以及理论体系是通过借鉴西方课程理论而发展的,对传统课程理论采取了有意或无意的忽略,致使我国古代的许多课程思想没能在现代教学中发挥指导作用,其原因在于:我国传统的课程思想多为星散的观点、主张或心得,缺乏系统的论证,致使不能直接用于现代课程论的理论构建;传统课程思想因在课程理念、课程目的、课程内容以及课程媒介等方面与现代课程“格格不入”,而使得研究者采取了“抛弃”的态度;我国课程论研究的现代定位也致使传统课程思想被“束之高阁”。继承的断裂带来了创新的偏失,课程理论也无法在良性的轨道上发展。课程理论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留传统中的优良因素,并加以转化,使其为课程的现代发展服务。具体而言,我们需要意识到:首先,传统与现代是对立统一的。其次,继承主要是对我国传统课程思想中具有长久价值成分的接受与发扬,同时要注意对国外先进的课程思想的吸收与借鉴。其三,正确认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4 单一取向与综合取向的问题

从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看,课程论研究无疑需要研究者确立自身的立场和价值观,但这并不是说偏执于自己的研究领地而对课程进行封闭研究,课程论研究需要关注不同理论与方法之间的联系,采取反思—批判取向为基础的综合取向。“研究取向和视角不仅直接影响研究成果的品质,还往往形成集体的思维惯性”,对课程论研究的深入推进有直接影响。总体上讲,我国的课程论研究主要存在这些取向:从方法论取向上看,主要有本质主义取向和反本质主义取向;从文化哲学层面上看,主要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研究取向;从研究技术层面上看,主要有质的研究方法和量的研究方法取向;从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看,主要有个人取向、社会取向和政治取向。

5 本土与世界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同文化与思想之间的碰撞,产生了本土与世界的问题,如何认识本土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国外理论和如何实现我国课程理论的本土化,必将成为我国课程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我国课程论研究关于本土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究竟应该采取本土化的研究取向还是本土化的研究,本土化取向一般指课程的应用研究,而本土化研究则既指向应用研究也指向理论研究。其二,是以“本土”为主还是以“世界”为主,学者们一般认同需要辩证统一这两个问题,但对于如何进行辩证统一,保持二者之间的张力,没有达成共识,甚至出现放弃研究的现象。其三,就本土化的方式而言,对本土化的维度、本土化的层次以及本土化的路径等仍然没有系统的认识。要正确对待本土与世界的问题,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五方面。第一,国外理论在解决本土问题的时候具有局限性,但本土理论也有自身的局限性。第二,本土理论局限性的克服主要是建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各种理论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结果。第三,本土化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不能否定“国际学术潮流”和“国际学术前沿问题”,否则便不利于本土理论走向世界。第四,本土化需要正确对待传统和世界理论,采取正确的本土路径。“本土化对我们的要求无非是两条:批判的吸收、创造性的思考。”第五,本土理论最终要走向世界,这需要在与国外理论进行对话交流过程中寻求共识。

[1] 刘启迪.课程理论发展与实践进展——全国第五次课程学术研讨会综述[J].课程·教材·教法,2006,(10).

[2] 郝德永.课程研制方法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6.

[3] 刘世民.教育功能研究的取向和视角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3,(3).

[4] 庄西真.“接轨”还是“拿来”:教育学本土化的思考[J].当代教育科学2004,(11).

张真真(1992-),女,汉族,山东省济宁市人,硕士研究生在读,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基本理论。

G632.3

A

1672-5832(2016)01-02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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