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高

(贵州师范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0)

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

崔永高

(贵州师范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0)

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康有为对《春秋》三世说的重解，旨在通过现代变革重塑大同理想，通过确立新的宗教教化化育民情，从而实现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王国维藉社会科学之综合演绎方法，以《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以史治经”，确立了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意，从制度、民情乃至思想精神入手，重塑中国文明之本源、制度精神之普世价值。陈寅恪所治“不古不今之学“，则从中古史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总汇贯通之法”，考证中古之思想和风俗流变，构建出一部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场景。

经学；史学；康有为；王国维；陈寅恪

1 从马克思的历史观说起

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活的历史，是以不同的样态出现的：既有普遍历史的规定性，又有社会结构的生成和总体运行的逻辑，既有具体历史事件之再构造中的复杂演绎，也有像《人类学笔记》或恩格斯执笔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呈现的演化史的进路。这些多重维度的历史研究相互交织，构成了对现实经验体的多棱镜般的透视。唯有此，今天所谓的经验研究才能获得其真正的思考资源，社会学才会有安身立命之本。

其实，这里讨论的马克思的历史观只是一个例证。百余年前的世纪之交，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社会学家们无一不在社会研究中注入了历史的视角。涂尔干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和《教育思想的演进》曾被后人誉为社会史的开山之作(艾默贝耶，1997)。的演进史出发为西方文明之社会传统的构成奠定了基本论题，并通过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再到近世变迁的历史考察，揭示了契约权、财产权以及民情状态中的民主制政体的建构过程。后一部著作则系统研究了基督教世界确立以来，人的教育是如何通过“用理性来检验信仰”的方式来实现的，是如何通过构建“大学”这样的职业法团组织和仪式活动来塑造社会秩序的。可以说，没有人的重塑和社会组织的团结，没有人对于社会生活的依恋感、归属感以及对神圣存在的敬畏感，社会便会失去它的道德基础。

2 康有为的经学革命

1981年，康有为意欲正本清源，确立“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历史演进的三段论，很类似一种基于普遍历史的自然史观，其目的是要一扫中国两千年来“维笃守据乱世之法以治天下”的局面。换言之，正因为经书之伪湮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所以中国长久以来处于“君尊臣卑之说既大行于历朝，民贼得隐操其术以愚制吾民”的乱世状态。由此，康有为做出了一个明确判断，即当今时代为据乱世，而由此时超拔出来，唯一的取经是重新确立孔子的“圣王”

形象，以圣王代君王，从而实现信天命、存天道，贯彻历史进化的春秋大义，从而为中国现代历史变迁提供一个通往普遍历史而非君王治术的走向。

可以说，康有为提出的经学变革，从历史观上确立了近世现代化的几个基本原则：(1)进化之道。从进化论的角度确立了历史演化的普遍公理，即所谓“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用在与时进化”。(2)改革之道。借以孔子代文王的义理，确立了儒家的“变通之道”，即用君主立宪制替代君主专制的政治改革方案，为维新变法提供思想基础，“故君子当因其所处之时，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上下无常，惟变所适”。(3)民本之道。“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此专发民贵之义，而恶轻用民命。国之所立，以为民也；国事不能无人理之，乃立君焉。故民为本而君为末，此孔子第一大义，一部春秋皆从此发”。(4)工商之道。《孟子微》中说，“孔子尚文，非尚俭也”。“据乱世人少，专于农田；升平世人繁，兼于工商。然均平之义则无论农、工、商而必行者也”。

不是关于康有为思想的专论，而是要说明现代中国之起点，是在一种有关文明体存续和改造的宏大历史观中展开的。康有为提出的经学革命的极端思路、历史进化论的思想、风俗革命中的移风易俗之主张以及旨在消除一切等级差别的乌托邦思想，成为了现代中国后来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基因，似乎与西介而来的左派学说更为贴近，始终忽隐忽现地左右着我们的命运。他由此塑造的抽象平权意识和政治理念，在中国的现代乐章中时常浮现出基调般的旋律。

3 王国维与陈寅恪的史学转化

从《殷周制度论》来看，王国维求中国历史之本原，用的恰是综合演绎的办法。他批评传统史学“有辩论无名学，有文学无文法”，恰恰是要将文献与器物、名与实、逻辑与历史相互参证，对经学化的史学或“以史治经”进行科学的重新奠基。不仅如此，该文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诸篇所呈现出的经世志向也是昭然的。在国家衰弥之际，王国维所及“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一是坚信周孔以来的中国文明之制度精神不会泯灭，将继续孕生出一种世界历史的普世价值，二是期望这一传统应随中西际遇的时刻，兼修外来的观念与方法，以达自我文明的再生与复兴。如王国维所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不过，“特

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今人再看这句话，会心者必会哑然失笑。

最后也是最为要紧的是，陈寅恪的历史研究着重选择了魏晋隋唐的时代，汪荣祖说的好，“不古不今之学”的真义恰是“中古之学”。但汪荣祖只说对了一半，陈寅恪治中古史的原因，并不是不愿在古史上与人一争高下，也不是因家族避讳而不专近世史，实为中古史有着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局面。汉末以来政治上的政统不举以及外族政权的取得，都使得中国历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中古史的这种“不古不今”的形态，不再像传统的封建制那样依宗法制度来确立家国秩序，而是塑造了以士风和民情为核心的历史构成的逻辑，如陈寅恪所说：“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庭，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是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

[1] 艾默贝耶.涂尔干对历史和社会学分析的贡献[J].吴飞,译.国外社会学,2014(21):1-2.

[2] 柏拉威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M].梅绍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崔永高(1989-)，男，土家族，贵州省铜仁地区沿河县，贵州师范学院(学生)，研究方向：历史学。

O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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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1-02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