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功能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研究

2016-12-06翟静

小品文选刊 2016年13期

关键词：功能主义学派人类学

翟静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浅析功能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研究

翟静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功能主义学派的一度盛行，对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本文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主要代表人物介绍功能主义学派的基本观点，并研究该学派的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发展、实践应用以及反思，探索功能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研究。

功能主义；结构功能；文化

1 功能主义理论概述

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是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被称为“功能论”，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理论则被称为“社会结构——功能论”，后者强调“社会”，而前者则强调“个人”。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解释的是文化如何满足个人的需要，而布朗的功能论，探讨的是社会结构如何在时间的推移中保持自身的作用，功能主义学派的存在已经完全超越了自身的价值，即使在5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的影响。

“功能主义”这个词语最早就是由马林诺夫斯基提出来的，功能主义的主要精髓和思想都体现在他的众多著作中，如《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文化论》等等，都提出了功能主义的方法论。在马林诺夫斯基的眼中，文化存在的意义，就是它的功能。它由物质设备、精神层面的文化、语言以及社会组织所构成，他认为，要研究社会、研究文化，只有从这四个方面去把握，才能够从整体上去理解文化。

从斯宾塞“社会集体轮”和杜尔凯姆“社会分工论”二者的理论中，布朗发展出他自己的社会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他看来，社会是一个自我延生的机体或体系，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其行为受社会的规范和准则的制约。他主要是从主体的外在因素出发谈论社会，把社会当成是外部形成的、把个人溶化为群体的系统。[1]他认为，文化和社会是有互相关联的要素形成的统一体，在社会中个人与其他个人相连结，形成了这种关系，如：亲属关系、不同的社会地位或阶级关系、分工关系、交换关系等，各种关系的综合就是社会结构。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有两面性：既是个体又是个人。

2 功能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发展

功能学派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从1935年开始。[2]吴文藻将西方人类学特别是功能学派的理论方法介绍到中国，使其在中国得到应用，他在1932年所写的《文化人类学》一文中简单的概括了功能学派的主要观点，之后在《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布郎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论文化表格》等文章，详尽的分析、阐释了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大力倡导功能学派的实地研究法。

1935年秋，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布朗受邀到燕京大学讲学，这样就使中国学者直接接受功能学派的理论，并在实际研究中得到布朗的亲自指导。再加上美国社会学家派克对人类学的社区研究的介绍，布朗把人类学推向中国的社会学，派克把社会学拉近人类学，一推一拉使中国的社会学同人类学合二为一了。

之后，费孝通又师从马林诺夫斯基，这样，中国学术界就同功能学派的两位创始人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中国的人类学者运用功能学派的功能——结构理论，在汉族的城镇和农村以及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写出了一批论著，比如，费孝通、王同惠的《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费孝通《江村经济》(1938)，林耀华《金翼》(1944)等等。

3 功能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应用

功能主义理论的引进，带动了全国各地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积极响应，他们深入实地进行一系列考察调研，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最后都战胜困难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著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费孝通所写的《江村经济》，该书以对江苏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作为样本进行微观研究，他描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对该村的社会制度的功能做了细致分析，之后又对经济文化的功能进行研究。

林耀华的《金翼》是用小说体裁写成的人类学著作，以福建省古田县的一个农村(书中成为黄村)为点，作者描述了农村的经济生活、农事活动、贸易、婚丧习俗和日常生活，通过研究家族的历史，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和家族制度。

将西方人类学传入中国，结合中国的国情，通过对不同乡村进行研究，应用类型比较法，逐步扩大实地调查的范围，积以时日，即使我们不可能一下认识清楚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村，但可以逐渐增加我们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的认识，步步综合，接近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3]正如费老所说：“以江村来说，它固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农村，但是确有许多中国的农村由于所处条件的相同，在社会结构上和所具文化方式上和江村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同的“类型”或“模式”。”

功能主义人类学的传播者李安宅通过在燕京大学求学以及工作期间，翻译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又名《蛮野社会里的性及窒息》)，他觉得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可以使人立刻分出远近布景、增添一种新的眼光，从而养成一种“透视力”；人类学的严格训练教会我们做实地研究、实地工作，因此，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正是针对八股文习气所下的“顶门针”。李安宅对马氏人类学理论不遗余力地进行译介，使得功能学派人类学在早期中国得以传播，为国内读者了解西学、观照中国社会做出了极大贡献[4]。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等都应用到功能主义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为我国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