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语婷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未完成的“重写文学史”
——简评80年代以来文学史叙述的话语资源

张语婷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重写文学史”是80年代后期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兴起的一股潮流。以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而得名。而追根溯源，“重写文学史”是建立在自1978年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基础之上。“重写文学史”，虽然到1988年才以赫然的姿态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它是作为80年代积蓄的一个话语资源的存在。虽然作为一个专栏，它的生命只维持到了1989年，但它的开花、结果、以及它的变异贯穿了90年代一直到今天。“重写文学史”不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历史事件，由它所开启的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新建构，不断地引起人们的思考与讨论。“正是通过一系列有意识的‘建构’，历史才得以敷衍生成。”[1]“有意识”和“建构”，实际上已经暗含了每一段被“建构”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其自身所依持的话语资源。

1 人道主义、审美性：80年代语境中发生的“重写文学史”

今天我们之所以怀念80年代，企图“重返80年代”，是因为80年代的确是一个纯粹而又单纯的时代。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们，仿佛是做了一场冗长的梦。当他们醒来时，他们发现被禁锢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对人性的渴望与诉求表达是如此强烈。戴厚英的《人啊，人》，铁凝的《哦，香雪》，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绿化树》等都体现出了文学人道主义的复苏。1985年刘再复在《文学评论》发表《论人的主体性》，再次深化了文学的人道主义观。文学是以人为其目的和中心。由对人的重新发现所带来的是对文学的独立性的诉求。文学的独立性，也即非功利的审美性。文学史也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一种新的诉说与建构。从“重写文学史”专栏所刊发的文章来看，主要是针对茅盾、赵树理、柳青等“17年文学”作家，集中在对左派文艺的批驳。同一时间，在《文学评论》上，夏中义发表了《历史无可避讳》一文，从审美性出发，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胡风、周扬的文学观都不留情面地给予批判。

“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在80年代匆匆落幕。它在80年代的告别有其必然性。80年代的单纯，是一种简单，也是一种单一。代表了人的一种认知模式，二元化思想，非此即彼。正如在这时，文学批评界提出的“何其芳现象”——思想的进步与艺术的退步，也是从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中来解读的。如果说80年代，文学史叙述是从政治的牢笼中夺回了自身的话语权利，救赎了自己，让文学回到文学自身，那么可以说到了90年代以后，文学史叙述是让文学进入到现代性的视野之中。

2 现代性：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叙述

历史的轴轮行进到了90年代，所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开放的世界，也是更丰富复杂的文学世界。早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小说，无论是在文学的内蕴，还是其形式语言上，都与80年代前期的文学图景是不一样的。文学正在发生着一种现代性的转向。马原、残雪、刘索拉等或许也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性为何物，但日益开放的中国现代社会已经让一部分敏锐的作家感受到了一种来自现代开放的工业社会强大的气息。西方现代派文学，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不仅更新了中国作家的小说观念，也正在改变着人们对于世界，对于生存的观念。各种主义在这一时期大量地涌入，一方面加深了作家的体验，另一方面也刺激着文学史从其中寻找资源。

如果是苛责“重写文学史”在80年代只在推翻，没有重构，那么也要谅解在当时还没有找寻充分的话语资源作为强大的理论依持。正是在“9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恶补‘现代’课……正是在‘现代性知识’体系中，对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的辨析达到了如此的深入和细致……中国现代文学史至此有望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性’或‘现代学’意义的文学史叙述。”[2]张爱玲，沈从文、金庸等作家意义的进一步发掘与认同，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在现代性视野下的观照。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叙述不再是一种“纯文学”思维的叙述。文学更多地是被纳入到现代性的视野中的考察。

3 对现代性的反思：未完成的“重写文学史”

近年来，对“重写文学史”和“现代性”的质疑甚多。其依据的话语资源：人道主义与主体性，现代性，可以归结为两个运动——思想解放和新启蒙。李陀认为，“前者是要再对文革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上的新秩序”，后者则是“凭借从‘西方’拿过来的西学话语来重新解释人，开辟一个新的论说人的语言空间，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的知识。”[3]在援西入中中，他们的核心与利器就是现代性。

且不说现代性为我们带来多大深度的思考，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新启蒙也在处处碰壁。中国越来越复杂的现实粉碎了现代的乌托邦的神话，也才有了90年代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随之而来的也有“后现代”的话语作为对现代性戏谑的反驳。对现代性的反思充斥在文学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史研究与叙述上。在对自由主义文学极大地追捧后，人们又开始重新客观地审视在80年代就一直被贬低的左翼文学。出现了很多以重估左翼文学遗产为主题的文章。不仅如此，文学史方面也在突破现代性叙述；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新批评式”的内部研究，转而投向与文学产生，发展相链接的偏向外部的研究。旷新年也指出，不应“简单地捍卫文学的文学性，而是充分认识到文学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广泛、密不可分的联系。”[4]

“重写文学史”，没有终结，它始终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命题。从80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言说始终是在对话语资源的找寻与反叛中完成的。每一类话语资源的存在，都是历史语境下的产物。历史是在不断演进与发展的，“重写文学史”作为一段历史的语库，也是会不断地被更新。而对文学史的评判，对与错，好与坏，只能交给历史的时间来言说。

[1] [3]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以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为中心》，当代文坛，2007(6)

[2] 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2)

[4] 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南方文坛，2003(1)

张语婷(1989.6-)，重庆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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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1-004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