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佳

(陕西师范大学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2)

论“中间人物”方文绰的形象

王佳佳

(陕西师范大学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2)

在理解鲁迅的创作思想及人物塑造上,很多研究将《呐喊》与《彷徨》中群众形象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对于农民与知识分子这不同的阶级关系进行了割裂，这样不利于认识鲁迅所揭示的国民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通过《端午节》中方文绰的形象定位，作为“中间人物”的他所联接了鲁迅笔下的中国人在横向与纵向之间的互通性与影响性，去进一步揭示了国民劣根性的顽固与复杂。

方文绰；知识分子；国民性

鲁迅作品的知识分子形象的丰富性深入人心，很多人不自觉将二者分类比较，有人谈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虽丰富多彩，影响却不及农民形象。主要是因为阿Q形象的典型意义影响深远，与阿Q相比，这些知识分子形象就逊色了许多。这种说法割裂了鲁迅的创作思想，农民或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都因受了封建阴霾影响，从旧社会中初次走出来，惶惶然地面对这动荡不安的世界。将他们放在一起分析，才能体会同一时代下所揭示的国民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对方文绰的形象定位，有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鲁迅思想及其笔下的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性。

在《呐喊》小说中，《端午节》这篇文章之前，这些小说多半是反映革命失败后人们的心境与处境，有浓厚的批判旧社会的意味，及对底层人民蒙昧无知的哀痛。走在斗争前沿的鲁迅，感受到了五四后，文化战线走向冷寂，破坏势力仍未褪去，《彷徨》是确切地反映了变化中的知识分子的风貌，但这些现象与思想并非一日促成的。早在他《呐喊》创作的后期，他就觉察到了在受到新思想洗礼的新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的那些灰色地带的“中间人物”。方文绰是鲁迅笔下知识分子彷徨的前奏，也是鲁迅首次描写新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革变动中的表现，故需慎重对待方文绰的形象。学术界关于鲁迅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分类，其中有以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有以封建卫道士为讽刺的对象，还有那些在民主革命中寻路，彷徨、苦闷的悲剧人物。但关于方文绰的评论不多，使他的定位也模糊不清了。方文绰不似孔乙己那样的迂腐，也不属于滑稽不堪的小丑，与那些反抗过，辉煌过后陷入苦闷的悲剧人物也不相符，鲁迅不再只单纯地客观地描写现实，一味的以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眼光去批判，去痛诉，而加重了人物主观自我方面的表现，开始向人物内倾去挖掘人物的灵魂。

1 阿Q式的旧印记

“差不多”说盘踞在方文绰脑里很久了，他借由这一警句，生出很多感慨，却也得到很多慰安，他对自己实行了瞒和骗，这样无事无非无善无恶的超然的心态，可以蒙蔽他的双眼，释然很多事情，叫他坐得气定神闲。看见欺压与不平，总是想出一条能说服自己的妥协的道路，想着大抵也就是这样吧，见此熟悉的场景，我们不觉想起了那个睡在土谷祠里瑟瑟发抖却叫嚣着革命的阿Q，阿Q的精神胜利法移植到方文绰身上，我们看到了二者的相通之处，“鲁迅有意挖掘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隐藏上的‘阿Q精神’，从许多方面来看，《端午节》这篇可说是鲁迅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阿Q正传》。”[1]他们的麻木，怯懦，借由自己的自我麻痹说来消弭现实中的矛盾，企图找到某种说服自己的合理性，然后自我圆说，自欺欺人，同样的劣根性，何其可悲。但是方文绰较于目不识丁的阿Q，毕竟是接受了一定的新思想，懂得文化的新知识分子，自己明明有意识去反抗，有思想及能力支配自己认清现实的一切，可是他所有的思想都为了“差不多”说来服务，相比于阿Q的无逻辑，随意性的说辞，读起来让人不禁产生苦涩的感觉，方文绰富有逻辑与思维的理论，甚至都可以去公开发表演讲，他有过觉醒，也看透过现实处境，但他却把自己遮蔽在“差不多”说背后，近乎怯懦地逃避了。鲁迅敏锐地察觉了思想上的不彻底性，受了新思想又如何，一切只是深化，并未剔除。

2 不清醒的新知识者

方文绰作为接受了新文化运动，新思想的人，却并未完全清醒，他借着自己的新知识兼职教员捞金，做着官僚的职务也不肯辞去，这个知识分子界的阿Q，在学校公开宣扬自己的“差不多说”，对待自己的妻子，说是不愿守旧，居然就喊她“喂”，谈话从来只把她当做旧式家庭妇女，两人没有心灵交流，可见他并无真正的平等意识。在索薪问题上，把自己视为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但从不与民众为伍。或是以一种同情的姿态看待他们，殊不知，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有时是了解自己的，在索薪问题上，他疑心自己是因了没有本事去讨钱，装作孤高而已，但麻痹久了，甚至觉得自己真的是知识分子的孤高所以才不去“蹚浑水”。藤井省三指出：“该小说是对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针对北京知识阶级批判的回应”，接着便引用爱罗先珂在《知识阶级的使命》演说中对当时背景知识阶级的批判，并评论说：“诗人评判了背景的知识阶级‘梦想着中产阶级和贵族的安逸生活’，而实际上却连日常生活都难以支持下去。”。[2]方文绰的形象和吕玮甫等不同，他从未清醒的认识时事与自己，说明了他身上有古来有之的知识分子的某些通病，孤高傲气，但却独独没有骨气，胆气，他的新思想是懦弱的，是不清醒的卑怯的代表。

3 压抑下走向畸形的心理

鲁迅对他的心理揭示也刻画的十分准确，他看到很多不平的现象，从还会生出愤怒，怀疑，逐渐走向了心安理得。因为索薪运动，不去思考这些事情背后的真正原因，反而将那些奉行命令发钱的公职人员想象成阎王脸，去简单化问题，徒生闷气。妻子向他诉说孩子需要交学费的事情，他居然骂道，老子教书不给钱，儿子念书却要钱，这完全无逻辑无道理的话来，方文绰心理已经走向卑怯畸形，他借钱不得，是因为自己以前也如此待过别人，继而又去赊莲花白，想着不能便宜他人，这是对那店家的惩罚。他的行为甚至走向报复性的路，缺乏人性的温存与善良。所以当他打开新诗集《尝试集》，“这本作为五四时代的圣经，一半都是不押韵的自由诗，把它咿咿呜呜的念起来的时候，方先生一定感到有点困难，不过他只好念起来”。[3]方文绰并未脱去旧式文人气，只是咿咿呜呜的念起来，也并未关心这些思想真正的意义，眼睁睁的欺罔下去。

放入鲁迅惯用的模式“看—被看”，方文绰多次以看客身份出现，讨薪上他的自欺欺人，故作清高，对别人的态度也是有同情，有麻木，他看自己的时候，也是半清醒的矛盾心理，在怀疑与笃定之间游走。作为被看者的他，我们作为看客批判他身上的卑怯，也看到了知识分子群中的缺陷，而鲁迅也在他身上进行“看”式的自省，包含了鲁迅的一些影子，在《呐喊》出版的年次，他就立即开始撰写了后来收集于《彷徨》中的那些篇章。“《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孤独者》和《伤逝》，却又是洋溢着抒情色彩的篇章，在这里展开了追求新世界的广大知识分子的灵魂。”[4]从《呐喊》中的迷惘与寻找，到《彷徨》中的探索与战斗，这两卷描摹社会人生的画幅，也都反映出了鲁迅的对于战斗的渴望的心灵轨迹。而我们也被鲁迅这个第一位看客所同化，从寻找到失望再到寻找，这种心情契合当时大多数的青年群众。

将方文绰视为一个“中间人物”，他身上有新旧知识分子的影子，也有农民与知识分子性格弱点的相通之处，正因为有了鲁迅之前的那些愚昧者，卫道者，知道社会还是阴霾笼罩，故这些处在动荡时期的新知识分子才有不彻底性，正是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时期的不利的思想环境，才使初期信心饱满的革命者逐渐走向了颓败。这些都说明了五四思想运动的不彻底，不能忽略《端午记》中这个代表性形象，也不能割裂《呐喊》与《彷徨》中群众形象之间的联系。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画，表现了中国人在横向与纵向之间的互通性与影响。

[1] 彭明伟：爱罗先珂与鲁迅1922的思想转变—兼论<端午节>及其它作品[J].鲁迅研究月刊.2008(2).25.

[2] (日)藤井省三:鲁迅事典[M].日本:三省堂，2002.72.

[3] (日)藤井省三.中国现代文学和知识阶级—兼谈鲁迅的端午节[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3).236.

[4] 林非，刘再复.鲁迅传[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207.

[5] 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王佳佳(1991-)，女，汉，陕西渭南，文学硕士，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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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1-002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