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丽华

内容提要 从记者“转型”进入高校，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学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者介绍了自身所经历的打破“常识化”，重新“学术化”；在了解各种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脉络中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以及如何更好发挥记者职业所天然具备的“想象力”优势等诸多方面的感受和体会。

关键词 转型 常识化 学术化 记者 学者

今年7月我有幸参加了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暑期学校为期十天，每天扎扎实实7个多小时的讲座或工作坊；此外，厚厚的中英文阅读资料已在开班前发给了每个学员。我住在一个名叫“为波精品客栈”的小旅馆里，白天听课和参加工作坊，晚上整理资料和补充阅读。

终于“熬到”了最后一天，暑期学校班主任廖圣清老师特别组织了一场师生对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两位教授黄旦和孙玮代表授课教师和我们围坐一室，提问与反问，诘问与追问，成就了一个思想激荡、精神愉快的下午。

在那次师生对话中，我用三个词简单总结了自己参加暑期学校的感受与收获：“学术”“脉络”及“想象力”。如今，要谈谈从记者“转型”进入高校，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学者，我也想用从这三个关键词展开谈谈自己的感受。

一、学术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曾直言不讳地说：“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学者不仅要面临微薄的薪水、艰难的晋级，还需要勇气、热隋、灵感以及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格。韦伯强调：“不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

在今年的复旦暑期学校，孙玮等多位教授提醒我们对新闻传播研究中的通病之一——“学术概念常识化”抱以警醒。对于学术概念，不能丝毫不加辨析与说明地拿来就用，“学术研究的任何概念不能停留在常识层面”。

黄旦老师认为，有些新闻传播学研究从来没有对自己书写的对象本身进行过辨析，比如研究报纸历史，好像有一个不变的“报纸”标准存在，从而提出了将报刊看成是变化的、不断构成的甚至是断裂的“新报刊史”书写。

这些批评与提醒对我来说尤其是“当头棒喝”：十年记者生涯，面对广大的读者书写，把深奥、复杂梳理得通俗易懂可以说是一种职业要求，那么“常识化”于我会不会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

2014年9月至2016年1月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访学，期间（2015年2月9日），我和该校传媒学院（College ofMedia）教授里昂·达什（LeonDash）进行了一场访谈。达什教授在《华盛顿邮报》工作长达30年，凭借对黑人母亲罗莎莉及其家庭的系列解释性报道获得普利策奖，该报道还入选20世纪美国最优秀百篇新闻作品。访谈中我问起达什教授在任记者时有哪些职业规范，当时用了“norm”这个词。达什教授立刻反应：“啊，你用的是学术用语，而非记者的语言。”这也许从侧面说明，自身就是从记者转型而来的达什教授对于“学术”和新闻的区别同样敏感。

另一位美国学者汤姆·波尔斯托夫（TomBoellstorff）及其合作者在讨论民族志研究方法时也曾特意提到民族志和新闻有“惊人的”相似性。记者和民族志学者都需要前往行动发生地，以处理正在发生的丰富的人类活动。两者都有赖于访问、观察、档案资料等方法。两者都生产符合全面、真实标准的书面记录。在这一点，小说家则完全不同，尽管他们也热心于观察人类，但他们的写作享有编织事实和想象事实的自由。

但紧接着汤姆·波尔斯托夫及其合作者就强调了两者在学术框架、研究性质及最终成果等方面的不同。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民族志学者的研究最终要汇入学术对话的河流。而学术对话源于从共同关注和问题出发的持续不断的知识生产，核心是概念及理论的发展，其“时效”常常跨越数十年。

二、脉络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美国访学期间旁听博士生课程的情景。其中喀麦隆·麦卡锡（Cameron McCarthy）教授开设的文化研究与批判性分析课不仅阅读量大（课程表上列出的阅读材料目录长达31页），而且难度大（马克思、尼采、福柯、阿多诺等大师的经典作品）。刚开始听课，我极为痛苦，且不说课前把握阅读文献精髓的困难，课上也面临不知所云、无法参与讨论的尴尬。当他们谈论一个事物、概念（如现代性、殖民主义）时，我当然知道那个英文词的字面意思，却还是常常迷失，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谈论什么。这种“当他们谈论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的状态背后就是对学术脉络缺乏了解。

尽管困难，我还是“厚着脸皮”地坚持旁听，至临近课程结束时略有进步，至少能听懂教授的讲解和同学的讨论，并能参与其中。而最大的收获则是“通过密集式的原著阅读，厘清了文化研究及批判性研究中一些核心概念与理论的发展脉络。”

一位学者曾批评，对于一些新闻传播研究来说，“时间像是停滞了”。这些研究罔顾理论的历史脉络和具体情境，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或理论，却没有意识到这些概念和理论自有其“来去”：“来”即其发展演变的源头，“去”即其后续的不断推进、乃至颠覆。这里同样强调的是学术脉络。

在美国访学期间，阅读文献时我发现很多学者都非常重视个人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尤其是在研究和讨论一个具体学者时，常常会对其个人知识史进行追溯和回顾。

在访学期间，我还修过一门专门针对母语非英语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开设的“高级学术写作”课，其中一堂课是关于文献综述部分。在讨论写作文献综述必要性的时候，其中一条理由就是“表示你是特定学术共同体的一员（Show others youare amember of achosen academic community）。”

从某种意义上说，告别新闻行业，转头进入高校，相当于“一穷二白”地白手起家，需要各种补课，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可能就是了解各种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而在这一脉络之中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如果自己的研究能在这一脉络中有个小小的位置，那应该是极幸运之事了。

三、想象力

1959年，C·赖特·米尔斯出版了其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是美国社会学家，曾接受过拉扎斯菲尔德的私人教导，斯坦利·巴兰和丹尼斯·戴维斯在其合著的《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一书中，称米尔斯为“被拉扎斯菲尔德庇护的叛逆者”。《社会学的想象力》出版后，影响深远。根据1997年世界社会学大会对其会员所做的一项调查，《社会学的想象力》在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著作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如美国著名质化研究方法学者诺曼·邓津（NormanDenzin）甚至将其称为“圣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

《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开篇就描绘了“受困的现代人”形象：“普通人所直接了解及努力完成之事总是由他个人生活的轨道界定；他们的视野和权力要受工作、家庭与邻里的具体背景的限制；处于其他环境时，他们则成了旁观者，间接感受他人。他们对超越其切身所处环境的进取心与威胁越了解——不管这种认识多模糊——就觉得似乎陷得更深。”

而要解决现代人乃至社会学的困境，米尔斯提出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对于领会人与社会之间，个人生活与历史之间，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或缺的心智品质。“社会学的想象力使得我们能够理解历史和个人生平，以及二者在社会中的关系”。

受米尔斯影响，“想象力”在中国也一度成为热词，几被滥用，各门学科都在谈“想象力”。新闻传播研究也不例外，很多学者都试图寻找“传播学的想象力”。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努力通过自己的研究试图打破原来的对传播的想象与认知，开启新的研究议题与研究范式，使得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成为可能。

当然，在这里我无心也无力去谈论整个新闻传播研究的想象力问题，我想问的是：作为有过较长新闻实践经验的所谓转型学者，在拓展传播学的想象力方面会更有优势吗？担任记者编辑的经验会使得我们对个人生活具有更深的体悟吗？长期“吃透两头”的训练会让我们更容易在社会（宏观）与个人（微观）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从而更好地“理解并把握自身命运”吗？

答案当然不一定就是肯定，但无论如何值得努力，并仰赖对前两个关键词的深度理解与切实执行。

有一次阅读文献，无意中发现有个专门的复合词来形容从记者转型为学者的人：“journalist-turned-academic”，当时忍不住在朋友圈感叹：“终于找到身份了。”这当然是玩笑，无论你来自哪里，既然选择了以学术为志业，那么同样需要面对整个学术共同体的审阅与竞争，并争取最终汇入人类知识生产的洪流中。

编辑 张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