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新

内容提要 作者认为，从记者到学者既面临着把实践转化为教学和严苛的科研挑战，也面临着体制难题和媒体迅速变迁下，经验和知识被掏空的风险。

关键词 记者 学者 转型 困惑

最近有一些优秀媒体人在新闻一线摸爬滚打多年后纷纷转身走进校园。这当然与高校新闻教育亟需一批有业界经验的专业教师有关。不过，认真考量一下这个时间节点，你会发现，转型潮的背后，其实与当下传统媒体受到严重挤压的残酷现实有关。

媒体人面对困境的这种新选择是否有风潮之虞？

我的转型之路却是始于10年前的2006年。那时，传统媒体至少还没像现在这样被人唱衰，夸张点说，还是一纸风行的时候。当年我的选择在今天看来，至少应该说是更理性些。

那么，从记者到学者的转型之路到底有多远？是充满阳光的康庄大道还是荆棘密布的坎坷之路？也许，我的经历、我的思考、我的困惑可以对想转型、正转型的同行有所裨益。

一、从记者到学者，至少有二道需要跨越的门槛

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记者到高校当老师还是有很多优势和长处的，最显见的就是丰富的业界经历了。带着这种经历走上讲台，就如同两只偶然相遇的蚂蚁一样，只要将触须轻轻一碰，经验和教学便会融会贯通地喷涌而出。记得当年我走进校园是非典报道“战役”结束不久，刚刚获得了中宣部授予的全国新闻界抗击“非典”新闻宣传优秀记者的称号。于是，在新闻采写、深度报道、专题制作等课程中，我信手拈来的一桩桩真实可信的报道案例，让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批改作业时，多年编辑岗位练就的功夫，也让学生对批改意见口服心服。而在指导学生进行课外采写实践时，“师傅带徒弟”的指导方式更是让学生受益匪浅。正是这样的业界经历优势，让我很快就站住、站稳了三尺讲台。而这背后还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就是10年媒体经历磨练而成的个人综合素质，它激励着我在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中，去面对、去适应、去突破。

当然，这只是硬币的一面。从记者到学者的另一面则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和挑战，至少有二道门槛是需要跨越的。

首先是如何把丰富的实践经验内化成教学的内容。一门课程毕竟是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作为一名教师，不能仅仅只会说“采访故事”，还必须根据课程教学大纲，为学生搭建起有规则、有规律，可借鉴、可操作的知识体系，进而还要能够流畅、生动、形象地把它表达出来，用时尚的表达句式就是要有良好的知识分享与传播能力。如果跨越不过这道门槛，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名“讲座老师”。

接下来就是更为严苛的科研挑战了。很多人以为，当老师无非就是把课上好就是完成任务了。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在中国现有教育体制下，高校教师完成上课工作量就等于一个人每天必须吃饭睡觉一样，只满足这些生存的基本要求，不去上班、社交，你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校教师的科研工作比教学任务更重要。往高点说，它是高校教师服务社会的价值体现。往低点说，你要进步，你要晋升，全赖这科研成果了。当年我就是戴着“主任编辑”的副高头衔进入校园的，10年的努力追赶还是未能转“正”，问题就出在科研课题方面的不足。这是转型高校的媒体人致命的软肋。因为不管是从教育背景还是学术积累或是科研方法等，媒体人都要比“从学校到学校”的那些老师们逊色。如果你不去再学习再出发，就很难适应高校的“游戏规则”，甚至会被淘汰。

二、接踵而至的N多困惑

在接受挑战与考验的10年里，接踵而至的是N多的困惑。

首先遇到的便是实践教学的问题。多年媒体工作经历告诉我，新闻采写是一种应用性能力，只听不写是练不出好笔头的。因此，当我走上讲台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定下目标，绝不能把采写课上成“讲故事”课，一定要多安排时间和机会让学生多参与真实采访，多动手写作。可当你接手课程之后就会发现，影响制约实施理想的条条框框太多了。比如既定的教学大纲规定好了多少学时的理论讲授课时，你让学生参与实践，有违大纲规定。你带学生走出课堂哪怕是在校园的某个点进行实践活动，也是不符合教学地点要求的，都得提前写申请报批。布置写1篇新闻稿，全班80几号人，总得每人改一遍吧，这是当编辑时养成的职业习惯了。想当年每天播发的每一条新闻不都是字字句句审出来的，连标点符号也不例外。所以，当我挨个面对面给学生批改作业时，有学生竟然发微博说：“这是我上大学见到的第一个如此批改作业的老师！”难道大学老师不是这样批改作业的？其它课程我不敢妄自议论，至少新闻采写课应该是这样！

可坚持几个学期下来后困惑随之又产生了：虽然效果很好。可批改量太大了，每届近百人的学生量真是容不得如此“精雕细琢”。况且，占用的课余工作量也是无法计入教学工作量的。所以，也就难怪不会再有人如此批改作业了。

但你心里明白，新闻采写是记者最基本的技能，如果只是纸上谈兵，不去亲口品尝梨子的滋味，怎能培养出业界需要的人才？要解决这些问题，涉及课程的方方面面，触动的是现行教育体制的顽疾，非一日改革能成，也非一人努力能就！

大批量培养人才出不了精品，能否另辟蹊径？转机源于2008年的香港考察。浸会大学的工作室培养机制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窗。回来以后，由我牵头组建了三人行新闻工作室。这是课余实践活动的新平台，只向那些对新闻有热情、有抱负、专业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优秀学生开放，一般在大二下学期以双向选择的方式纳新10人左右，利用课余时间在老师指导下开展业余新闻创作，所有采制的新闻或作品均以在专业媒体上刊播或参赛为目标，实行“师傅带徒弟”的作坊式指导。几年运作下来，确实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带出了一批精英学子，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困惑：师生双方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和肯定。于是，经过论证审核，校方同意开设工作室课程，学生有学分，教师有工作量。这看似好事的进展很快又派生了新的困惑：既然是一门谋，校方就要按课程来管理，比如，必须机会均等地开放给所有学生自由选课，结果就有不符合工作室目标定位的学生掺杂进来了。比如，外出采访又得逐级申报，常常遗失了一些抓好新闻的机会。比如，按照设班的要求校方对人数有底限规定，工作室课程又蜕变成了普选课程……如此困惑透露出，改革之难就在于无法逃脱体制的“紧箍咒”。

转型高校的媒体人常常会被冠之于一个动听的称谓“双师型”教师。当你戴着这个光环沉浸校园一段时间后会发现，这种“双师”只是相对的。比如，现在就有这样的提法，媒体人转型高校两年后就不能算是“双师型”了。因为媒介的发展日新月异，一旦脱离这个行业两年以上就等同于外行了。

回想走进高校的这10年，媒体的变化简直让人瞠目结舌，现在我已无底气再以“双师型”自居了。为了不夜郎自大，这10年，我努力敦促自己利用各种机会走回媒体，经常参与业界举行的各种评奖会、研讨会、听评会等，籍此了解业界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但这样的努力毕竟都是自发的、松散的，缺乏计划性和有效性。据了解，香港高校就有这样的制度设计，校方会定期派遣教师去校外媒体交流学习，然后返校再教学。一这种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做法值得借鉴。

其实，以上的思考暗藏着一个更大的困惑，就是媒体人转型高校后，经验和知识被掏空了怎么办？10年前我参与非典报道的案例今天在90后的学生听来，已是陈年往事，如果还永远以此为例，津津乐道，注定难与学生产生共鸣。过去，你在传统媒体浸淫历练出的诸多看家本领，如今可能瞬间就被新媒体颠覆。比如，当你还在孜孜教诲学生如何制作新闻标题时，标题党已成一种潮流扑面而来，你教或不教？以前，你专注于某一媒介，练就了单一的专业技能，或是能写、或是能拍、或是能编，今天，面对媒介融合，你懂全媒体制作吗？你凭什么教学生进行跨媒体创作？哪怕今天你是戴着新媒体人的头衔走上讲台的，可诸如VR这样的新技术、新课题明天也许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新技术的不断更新，必定带来媒介的不断变化，转型高校的媒体人如果固守原有的经验和知识，注定是适应不了新闻教育发展需要的。那么，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媒体转型人？自我救赎还是依靠体制？作为一名先行者，我是越走越困惑……

最后想借用上海大学陶建杰副教授的话作为本文的结语：“各行各业都是围城，每一行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想进高校当学者的媒体人，做决定前，请先充分了解信息，谨慎地评估自己。”

编辑 张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