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丹

对李鸿章的人物评价，是一个复杂而又沉重的话题，就总体而言对其人负面评价要多于正面评价。对他人生的后半段签订卖国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负面影响人们已有共识，即使在其发迹的前半段也有为人诟病的劣迹，比如在苏州的杀降。所谓“杀降”，是指杀戮已投降己方的降将降卒。这种行为历来都被看作是不义之举，有违传统道德。历史上，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和项羽杀害投降的秦兵都给他们带来了不好的名声，故而古人有“杀降不祥”的说法，意思是说做这样的坏事会遭到报应。李鸿章的苏州杀降，说的是1863年在苏州的太平军守军向李鸿章的淮军投降，但开门献城的太平军迎来的却是一场屠杀。不过此事的发生有点蹊跷。首先，“杀降不祥”的道理李鸿章也懂，丧失诚信对一个军事将领是会有严重后果的，一旦杀降以后谁还敢放下武器向你投降。其次，李鸿章本来也非杀降之人。在此之前，他曾接受太平军常熟守将骆国忠的投降，而且对骆也很宽大，让他仍带本部兵马，配合淮军作战，有了军功，李鸿章就上奏保荐。正是在招降纳叛方面的名声不错，苏州的太平军才会愿意向他投降。再次，从各方面情形判断，李鸿章并不是一开始就蓄谋要杀降，而是在受降之后突然改变主意，由纳降转变为杀降。这其中必有隐情。要想弄清事情的原委，还要从李鸿章率淮军在江南一带的征战说起。

郜永宽背主乞降

1863年2月起，在救援上海后，李鸿章率领淮军以上海为根据地向西征战。与他配合作战的还有一支特殊的武装，这就是由英国退役军官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常胜军是一支有外国背景的雇佣军，主要由中国勇丁组成，但其各级头目大多是洋人，装备的武器比较先进。淮军携同常胜军先后进攻太仓、昆山，随后又北犯江阴、无锡等地。在攻打太仓的战斗中还发生了太平军诈降的事。先是太仓的太平军守将乞降，李鸿章派他的弟弟李鹤章去受降。守军开门相迎，李鹤章部渡过护城河就要入城，突然城内伏兵四起，李鹤章连忙退却，因躲避不及脚部中了枪弹受伤，差点送命，所部也伤亡惨重。这一突如其来的诈降事件让李鸿章不免会对降人心生疑惑，这对他后来在苏州的杀降有一定影响。

在从太平军手中连续夺得几个城池之后，李鸿章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苏州。自1860年6月苏州被太平军攻克后，这里被定为太平天国的苏福省省会。为了巩固这一重要的基地，太平军加固了苏州的城防，在各座城门设置大炮。当淮军和常胜军到达苏州城下时，与太平军多次交火，太平军将士浴血奋战，导致淮军和常胜军久攻不克、伤亡过大的不利局面。

本来，太平天国在攻克苏州后，驻守苏州的主帅是忠王李秀成，但因李秀成带兵去援救天京（今南京），当时不在苏州城中。李秀成临走前，留下爱将慕王谭绍光镇守苏州。除谭绍光外，协同守城的还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和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启发共八人。面对防守严密的苏州城，李鸿章感到强攻颇为困难。就在李鸿章为此焦头烂额之时，戈登手下的一名奸细探听到郜永宽等人与谭绍光有矛盾。更让戈登高兴的是，郜永宽竟还有投降之意。此时，郜永宽通过淮军副将郑国魁（此人原是巢湖上的盐枭，曾在太平军干过两个月）乞降。戈登马上把这一消息告知了李鸿章。为了联络郜永宽，李鸿章委派程学启与郜永宽联络。

程学启是苏州杀降的关键人物。正是由于他的竭力撺掇，李鸿章才下定杀降的决心。此人原本也是太平军降将。他是安徽桐城人，在太平军打到他家乡时参军。程学启骁勇善战，在太平军中屡立战功。在安庆保卫战中，他率500人守卫北门外的石垒，多次击退曾国荃麾下湘军的进攻。为此曾国荃用了离间计。他打探到程学启与其乳母的感情很深，就把他的乳母抓来，以要杀其子恐吓，要乳母去程学启营中劝降。乳母去其营房，伏地痛哭乞求程学启归降。这件事被守安庆城的太平军统帅得知，命人传程学启来见。程学启见自己已被怀疑，于是就带着手下的82人投奔湘军。起初，程学启当叛将的日子也不好过，曾国荃派他去守最危险的营垒，所发口粮以日计。而且湘军将领因忌其敢战，多进谗言，“曾国荃乃决计杀之”。只是由于这时太平军在安庆城头悬出了程学启妻儿的头，曾国荃才放过了他。后来他因战功卓著，受到曾氏兄弟重用。1861年组建淮军时，曾国藩将程学启所率的开字营拨归淮军。在淮军中程学启的地位隆盛，两年多时间就成为李鸿章麾下的干将，与李鹤章各带一支主力作战。

下面继续讲郜永宽乞降。1863年11月28日，郜永宽派康王汪安均出城潜入清军军营，与程学启联络洽降。恰好就在第二天，李秀成回到苏州，发现郜永宽等人守城的意志不坚，就对他们说：“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事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意思是说现在大势已去，人各有志，你们要做什么我不管，但我们彼此不要相害。大家看李秀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都下跪表示对天王洪秀全的忠心。为保全实力，李秀成决定放弃苏州，但谭绍光坚决不肯，表示誓与苏州共存亡。无奈之下，李秀成于12月1日凌晨带领万余人挥泪作别苏州，从胥门出光福、灵岩一带小路搭桥而去。

李秀成一离开，郜永宽等人就加快了投降的步伐。12月2日，郜永宽、程学启、郑国魁、戈登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上的一条船里商议投降的事。程学启要求郜永宽杀李秀成、谭绍光。郜永宽不忍杀李秀成，只同意杀谭绍光。对投降后能否保全性命，以及能否得到清廷的重用，郜永宽也有疑虑。为了让郜永宽放心，戈登担保，投降后会保证他们的安全。程学启还答应事成后给郜二品总兵武职，其他降将给予副将官职。条件谈妥，程学启和郜永宽结为兄弟，焚香设誓，程学启赌咒：如果背盟，必死于炮；郜永宽赌咒：如果背盟，必死于乱兵。双方还约定在行动时以头裹白巾为标志。

鸿门宴八将授首

12月4日中午，郜永宽等八人一同应约前往谭绍光的慕王府用餐。餐后，大家就在慕王府内聚会。谭绍光首先发言，他要说服众人同心协力保卫苏州，并指责有些人存有二心，当即遭到汪安均反驳，接着两人便争吵起来。突然，汪安均从衣服里拔出刀来，向毫无防备的谭绍光砍去，随之割下谭绍光的头。紧接着，谭绍光的亲信部属1000多人遭到捕杀。第二天，谭的首级被送到淮军大营，在对谭的身份确认无误后，苏州城门洞开，清军入城。这时城内的太平军约有4万人。

两天后，李鸿章和程学启在太平军投降的问题上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纳降转变为杀降。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程学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这两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据程学启说是因为郜永宽等人提出了非分的要求。这八个降将找到程学启，向他申明，“乞公（程学启）请于李公要总兵副将官，署其众为二十营，分屯阊、胥、盘、齐四门”。他们要程向李鸿章要求兑现向他们许诺的总兵、副将官职，并同意将他们的部众编为20个营，仍由他们指挥，分屯四个城门。这四个城门控制的范围几乎是半个苏州城，只留了一个东门给淮军。程学启听到这些要求，尽管有些是他当初允诺的，仍然顿生恶感。在他看来，这些人“围困始降，毫无悔罪之意，仍多非分之求”，但程学启表面不动声色，装着同意这些要求，对降将们说：“明日我去报告巡抚大人（指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

接着，程学启就去见李鸿章，在陈述了降将所提的要求后，直截了当地提出“请诛八人者以定乱”，要把这八个人杀掉。李鸿章有些惊愕地拒绝：“杀已降不祥，且令常、嘉（常州、嘉兴）贼闻风死守，是自树敌，不可。”说的是杀降会带来坚定对手抵抗意志的负面效果。程学启的反应很激烈，“脱所着冠掷李公曰：‘以此还公，某从此诀矣。今贼众尚廿余万，多吾军数倍，徒以战败畏死乞降，其心未服也，今释首恶不杀，使各将数万人，靡军饷大万百余，与吾军分城而处，变在肘腋，吾属无遗类矣！”他脱下头上的官帽扔给李鸿章，表示要与李诀别。他还称城内太平军有20多万人，是淮军人数的数倍，这是在夸大其词。城里的太平天国军民总数不超过十万，有战斗力者当在三四万之间。同时他还竭力渲染降军的危险，似乎暴乱一触即发。程学启还以自己当过太平军的经历说事，“程学启谓曾在贼中，熟知情伪，此辈罪孽重大，杀数头目即可解散余众，保全实多”。在程学启的反复劝说下，李鸿章始同意杀降。对此，程学启的表白是：“某极知杀降不祥，然不杀此八人者，苏城终不可得，虽得之不安。吾宁负贼，不负朝廷。”事后李鸿章在上奏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如此述说了他杀降的缘由：“官军入城查探，降众实有二十余万，其精壮者不下十万。郜云官（即郜永宽）等歃血立盟，誓同生死。献城后遂占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又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其挟众要求之状，种种堪虞。”而奏折中所说的太平军降人的这些“隐然树敌”表现大多是不实之词，他们实际只是要李鸿章兑现诱降时的承诺，保荐他们得到总兵、副将的官职。

为了实施杀降的计划，李鸿章设下宴席，邀请郜永宽等人赴宴。接到邀请，郜永宽等人欣然允诺，却不知他们要赴的是一场夺命的鸿门宴。12月8日，郜永宽等八人骑马至娄门外淮军军营谒见李鸿章。八人入酒席，席间李令身边的八名武弁捧出八顶红翎、花翎顶戴，恭送到他们面前。李说：“现在做我大清官了，好共立功！”八人得意地将翎顶戴在头上，这时李托故退出，说：“吾属有公事当去，吾令此裨将（程学启）代吾为主人觞（陪酒）。”等李鸿章出去后，伏兵突然涌出，武弁们拨出腰刀砍杀了八个降将。还有史料这样记载：“甫就席，有军官自外入，投谍（紧急公文）李公，李公就谍出。酒行，旋有武弁八人，各手一冠，皆红顶花翎，膝席前，请大人升冠。降酋不知是计也，竟扬扬得甚，起立，自解其额上黄巾，手冠者俟其侧，从官尽起，目注之。转瞬间，八降酋之头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

接着城内的降卒也遭到屠杀，“一声炮响，四起杀声”，程学启带队入城呼曰：“八人诈降已杀之，余不问，若等勿动，动者皆斩”，“大兵汹涌而入，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苏州一带口音者被“放归”，而南京以西安徽两湖人则“不分良莠尽杀”。具体杀死了多少人已难考证，一般认为大约有2万多人。据帮助过太平军作战的英国人呤唎记述，城内的太平军大多是被押解到双塔寺院中集体处死的。他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写道：双塔寺的“庭院约半英亩左右，地上浸透了人血，抛满尸体的河道水带红色，马佳尼医生可以作证，地下三英尺深也浸染了鲜血”。事后有人责备程学启，说你也是降将，为何如此荼毒？程却大言不惭地声称：“杀降负盟，为国无私，此心可质鬼神。”第二年，程学启在攻打浙江湖州的战斗中被枪子打中太阳穴，送回苏州医治，后因伤重脑浆迸流而死，与他赌咒发誓如背盟必死于炮的死法略有不同。

戈登问罪李鸿章

李鸿章的负盟杀降之举还惊动了一个人，这就是在阳澄湖上洽降时作为担保人的戈登。戈登对杀降的筹划事先全不知情。不久，郜永宽的叔叔躲过屠杀，带着家人逃到戈登的驻地，跪求保护。郜永宽的义子向戈登哭诉父亲已被砍了头。戈登这才知道发生此等之变，顿时火冒三丈。他声称李鸿章背信弃义，而且是蓄谋而为，于是提着枪去李鸿章军营，“欲杀鸿章以偿其罪”。李则躲避不见，戈登向李坐过的椅子连放数枪而去。在戈登看来，因为他是担保人，这个失信事件严重损坏了他的声誉。戈登找不到李鸿章，留下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辞职，不然他要率常胜军攻打淮军，把苏州还给太平军。然后他率常胜军返回昆山的驻地，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的调遣，想借此从中方手中夺回对常胜军的控制权，同时又去苏州对李鸿章大发雷霆，要李鸿章“备文认错”。李鸿章则以这是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为由，针锋相对地回答：“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伯郎“一怒而去”。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外国侨民签署了一份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责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李鸿章没有想到，他的杀降居然会引起外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慌了手脚的李鸿章于是一方面急忙向对中国政局影响颇深的英国人赫德（时任总税务司）求援，请他代为调解。李鸿章还奏请奖励常胜军7万两白银，其中1万两赏予戈登本人。另一方面他在《骈诛八降酋片》中辩称：“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唯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李鸿章以退为进，希望在这场冲突中得到朝廷的支持。

李鸿章的这两手果然奏效。朝廷下旨不仅明确支持他的所作所为，说李鸿章“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认为“洋人不明事理”，而且指责戈登“意殊叵测”，“唯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另外，经过赫德调解，英方认为维持与清政府的“和好”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主张将此事交总理衙门处理，制止了戈登的过激行为。而且，此时淮军人马已达5万，且大多装备了新式武器，而常胜军只有3000人，从实力上说也不是淮军的对手，戈登只得作罢。他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此事与己无关。李鸿章立即声称，杀降时“戈总兵已调队回昆山，无从晤商，亦无由获知，实与该总兵无涉”。一场风波总算平息。回国前，戈登接受了朝廷赐予的提督头衔、几套华服和象征最高荣誉的黄马褂，但没有接受那1万两赏银，仍然表示对苏州杀降的不满。

李鸿章在给他母亲的信中对杀降的解释是：“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让人想不到的是，以崇尚理学自许的曾国藩竟也为李鸿章的杀降叫好，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郑国魁对杀降事先并不知情，但他是苏州太平军投降的牵线人，并与郜永宽“焚香为誓，许以不死”，发生这样的事是他未曾料到的。当他得知事情真相后，“涕泣坚卧，自谓负约，誓不居首功”，并请来和尚、道士，为郜等超度亡魂。

李鸿章杀降的影响是极坏的，充分反映了他心狠手辣的凶残面目和不讲信义的痞子作风。梁启超在20世纪初写的《李鸿章传》中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李鸿章“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故此举有三罪焉：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梁启超所说的“三罪”可算是对李鸿章苏州杀降一事的盖棺定论。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