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诺奖宣布的整整三周以前，我的博后导师戈德斯坦发表一篇文章，以绘画艺术常见的一个画框三个物体的表现方式，讲述科学大奖多授予三人的道理。除了调侃性地讲述西方文化对数字三的执迷：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到独立的司法，立法，和行政；甚至垒球的三振出局； 说明“三”确实是个神秘的数字。从他的文章中我们还了解到科学大奖授予三人并不是由来如此。 从诺奖起始阶段的很多年多授予一人；到拉斯克奖曾经一次给了十几个人。最终约定俗成，科学和艺术相通，以三为框，即可突出主要内容，表现的故事又比较完整。听起来还真有点道理。

其实戈德斯坦不清楚是“三”这个数字在中华文化中的意义更是比比皆是。从三皇五帝到三国演义的历史；从佛，道，儒三种对人世间的看法；连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也一定要三顾茅庐。看来三这个数字特别适合人脑自然喜欢的框架。它足够小而凸显，而又足够大而普适。

结果今年诺奖首奖，竟然颁给了大隅良典一人。奖励他在细胞自噬机理阐述的工作。看来不管如何对诺奖委员会说“三”道四，诺奖还是经常有意外和惊喜。对大隅先生得奖，我是无意外而有惊喜。因为对大隅先生的工作和他本人，我和我们北生所的同事们都不陌生。张宏博士和杜立林博士在我们研究所的实验室首次用线虫和裂解酵母为模式生物系统研究自噬，相对于大隅团队在啤酒酵母为模式的工作，在更复杂生物体内，分别有多个独特的重要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