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默的“忧伤”
2016-12-05周李立
湖南文学 2016年11期
→周李立
雷默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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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雷默,在北京,我装淑女。他也很配合,主动装莽汉。在一间颇有艺术气氛的餐厅,他坐下就大嚷:“啤酒先来六箱!放着慢慢喝。”穿黑长衫的服务员瘦瘦的,看不出男女,但表情怪异,最后用小托盘端出了大概六小瓶喜力,或者嘉士伯。
“这还不一口一瓶,”雷默抱怨瓶子太小。
这难免造成“豪放派”的错觉——这个江南青年,似更应生于西域,手持半斤重大肉串,拿络腮胡去蘸杯中琼浆或盘中孜然。我说是“错觉”,意思是事实上我认为雷默是“婉约派”。见过雷默的人此时也许会喷饭,如果他们非要想象一番雷默身处“婉约派”的“杨柳岸晓风残月”那般画面的话。小说家东君写过以《异人雷默》为标题的印象记,东君比我更了解雷默,也更敏锐。
其实,就像我伪装的淑女面目终不能长久一样,雷默那副“莽汉”“异人”的皮囊下,跳动的仍是属于江南的忧伤心脏。这一点,在我们数次关于小说的探讨中,终于被我识破。
有一种一直很吸引我的文学形象,我称之为“南方少年”。“南方少年”小说的开创者可以推及鲁迅的部分小说,郁达夫更是热衷书写“南方少年”的忧伤、沉沦或踟蹰,及至苏童,苏童最好的小说几乎都出自南方少年的视角,比如《桑园留念》。韩东的《同窗共读》《三人行》等小说中,“南方少年”的年龄比苏童的要略大几岁,算是“南方小青年”。当下熟稔于“南方少年”视角的作家也不少,虽然他们并不一定都生于南方。路内的“南方少年”有浪漫情怀,韩寒的“南方少年”则多了些解构与不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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