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来

摘要：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积累，西方学界同行关于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西方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概况和特点进行初步归纳，希冀对国内关注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各类人士提供学术史的参照。

关键词：五四运动；西方；人物；思潮

中图分类号：D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11-0004-03

从五四运动发生伊始，西方学者就密切关注着五四运动这一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积累，西方学界同行关于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关于五四运动的专著和博士学位论文达数百本（篇），学术期刊的论文近千篇。显然，无论是从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角度，还是从中西方文化交往的层面，我们对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都无法视而不见。基于此，笔者拟对西方学人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成果进行初步的探讨，希冀对国内关注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各类人士提供学术史的参照。

一、研究概况

大体而言，西方的五四运动史研究成果可以划分为“综论性”论著和“专题性”论著两大类。所谓“综论性”的五四运动史研究著作，主要集中于从宏观层面对五四运动进行全方位的展示。所谓“专题性”的五四运动史论著，一般是从五四运动期间的重大事件、主要人物、流行思潮、重要地域等视角切入的个案探讨。西方的五四运动研究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19-1959）

这一时期作为西方学人关注五四运动的初始阶段，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关注并不多，只能说是略有触及。代表性的“综论性”著述包括：江文汉《中国学生运动》，该书是江文汉在其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学生运动的思想背景》的基础上出版而成，主要是从思想背景的角度来研究五四运动，详细论述了新文化运动、反宗教运动等，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恒慕义《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纪事》1930年11月，总152号），认为“文学革命的目的是简化文学以便让大众接受”。代表性的“专题性”著述包括：雷麦《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特别是它们的经济效用》，主要论述了1905-1931年间中国抵制外货运动的历史，认为1919-1921年间的抵制日货运动不同于以往的抵制外货运动。第一，它是由学生发起，主要依靠学生；第二，由于学生组织的宣传，它得到群众更有效的支持；第三，它是以清除某些“腐败”官员为主要目标的大众运动；第四，它拥有巨大热情，坚持了近三年。弗兰克·朗格唐《日本在1917-1918年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失败》（《太平洋历史评论》1957年第26卷第3期），认为寺内正毅内阁试图用建设性方法来尝试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但最终由于实施上的问题而归于失败。

（二）第二阶段（1960-1969）

这一时期是西方的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奠基阶段。随着冷战的开始，西方国家开始注重比较共产主义研究。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开始日益受到西方人士的关注。相应地，五四运动这一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开始更多地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代表性的“综论性”著述包括：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该书是周策纵在其密歇根大学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扩展而成。该书是整个西方世界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五四运动的专著，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至今仍是海内外公认的西方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五四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影响。第二部分论述了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运动。代表性的“专题性”著述是黄颂康《李大钊和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该书是研究李大钊的“第一本西文专著” [1] （P.5），主要翻译了一些李大钊重要的文章，对李大钊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不多。

（三）第三阶段（1970-1979）

这一时期作为西方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成形阶段，“专题性”著述成果大量涌现，构建了西方五四运动史的基本框架，对于人物、思潮、事件、阶级、地域等主要论题均有所涉及，此后整个西方学术界的五四运动史研究也大体是围绕着上述主题展开。就人物研究而言，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梁启超、毛泽东、蔡元培、刘师培、张君劢、邵洵美、梁漱溟、蒋梦麟、丁文江、顾颉刚等一大批五四运动的重要人物，这一时期均有研究著述问世。主要有：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格里德·J·B.《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费侠莉《丁文江：科学和中国新文化》、黄宗智《梁启超和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安格斯·麦克唐纳《1920年毛泽东和湖南自治运动：导言及对毛的5篇文章的翻译》（《中国季刊》1976年总68号）、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薛君度《近代中国革命领导人物》、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辞典》等。就思潮研究而言，代表性的作品主要包括：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斯卡拉宾诺和乔治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熊玠《思想与实践：中国共产主义的演变》。就事件研究而言，陈曾焘《重新定义五四运动》（《当代亚洲研究》1970年第4卷第1期），辩证地分析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相互关系。王庚武《五四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的疗法》（《太平洋》杂志，1979-1980年第52卷第4期），探讨了五四与文革的关系。就阶级研究而言，主要是让·谢诺《中国劳工运动》和白吉尔《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角色及经济背景》（《历史研究》1969年总241号）。就地域研究而言，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是赫尔曼《上海五四运动期间的戴季陶、孙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近代亚洲研究》1971年第3期）。

（四）第四阶段（1980-1989）

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西方五四运动史研究的调整阶段。随着中国打开国门，赴中国大陆进行资料收集和学术交流工作的条件大为改善，但这反而让整个西方的五四运动史研究有些措手不及的感觉，面临“海量”资料信息的冲击，西方学者需要一个消化与调整的过程。因此，这一阶段，大部头和重量级的“综论性”著述成果不多，只有在诸如白吉尔、毕仰高、杜勉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从革命到革命（1895-1949）》、托尼·塞奇、方德万等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视角》学术著作当中，将五四运动作为作品的一部分，进行附带性的阐述。代表性的“专题性”成果主要围绕人物研究展开，主要包括：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一个年轻革命者的成长——1919-1921年的毛泽东》（《亚洲研究杂志》1982年第42卷第1期）。

（五）第五阶段（1990-1999）

在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转型”调整以后，这一时期可谓是西方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深化阶段。尽管大部头的“综论性”著述成果仍不多见，但是“专题性”成果不断涌现。就思潮研究而言，金如歌《中华民国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张君劢的政治活动（1906-1941）》、陈安娜《未来的梦想：五四时期的公社试验》等作品，分别研究了五四时期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和新村主义等重要思想流派。就五四新文学研究而言，代表性的当推陈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五四文学的解释学》，该书探讨了胡适、鲁迅、茅盾对五四文学的贡献。此外，还有冯丽萍《民主和精英主义：五四文学理想》（《近代中国》1996年第22卷第2期）。就人物研究而言，最重要的当属管·丹尼尔《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中国的劳工运动：邓中夏（1894-1933）研究》，全书共七章，探讨了邓中夏如何从一名五四激进学生转变为一位共产主义工运领袖。其他的重要著作还包括吴素乐《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辩与顾颉刚（1915-1923）》。就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关系研究而言，主要有：柯临清《造就中国革命：二十世纪二主要研究十年代的激进妇女、共产主义政治与群众运动》、叶文心《省的迁移：文化、空间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

（六）第六阶段（2000年以来）

这一时期可以称为西方五四运动史研究的继续发展阶段。这表现在“专题性”学术论著成果的不断推进。就思潮研究而言，吴国光《从后帝国主义到前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从五四到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变迁》（见《第三世界季刊》2008年第29卷第3期），认为20世纪90年代和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不同，五四的后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起源于贫穷落后的中国，要寻求国家的富强；20世纪90年代的民族主义则是要捍卫中国的发展模式。就人物研究而言，代表性的就有：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陈晓明《从五四运动到共产主义革命：郭沫若和中国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法比欧·兰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的学生：集体传记》。就地域研究而言，重要的论著包括：詹姆斯·卡特《创造一个中国的哈尔滨：一个国际化都市的民族主义（1916-1932）》、叶文心《现代性中的历史：五四运动与上海》（见周锡瑞等编《帝国、民族国家：晚清和近代的中国历史——魏斐德纪念文集》）、大卫·肯利《新文化在一个新世界：五四运动与新加坡的华人群体（1919-1932）》。就学术史研究而言，主要是洪雅克《中国现代性的多元性：对近期五四运动学术研究的回顾》（《现代中国》2003年第29卷第4期），该文主要评论了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叶文心《成为中国人：通往现代性和超越》等四本著作。

二、研究特点

一是比较重视史料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就开始注意史料收集的基础工作。就文献史料而言，康拉德·布兰特、费正清、本杰明·史华慈等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邓嗣禹主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文献研究（1839-1923）》等中文文献的英文译本，都翻译了一大批五四时期重要文献；就口述史料而言，较重要的包括唐德刚利用口述史学的方法，协助五四运动重要人物胡适完成的口述自传。

二是高度关注资料性工具书的编撰工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版了周策纵主编的《五四运动研究指南》、刘春约（音）的《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争论：期刊文章（主要是五四和后五四时期）的分析目录》。此后，基本上每隔若干年，就会有西方学人出版各类的研究指南和工具书。计有：季博思《中国现代文学（1918-1942）的研究目录和翻译》收录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著作的目录。这些工具书的主编者多为五四运动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学者，他们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与资料目录无私地贡献出来，为广大研究者所共享。例如，《五四运动研究指南》一书，主要就是周策纵将其成名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引用的所有资料来源加以整理而成。

三是通过召开学术会议的方式来不断掀起研究高潮。1969年5月4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五四运动五十周年纪念讨论会”，会后出版论文集《五四运动的反省：专题论丛》。1972年，召开“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和保守主义问题”学术会议，会后出版论文集《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中保守方案的论文》。1974年夏，在美国召开了一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论文集《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1989年9月10日—15日，在美国召开了纪念中国四个周年的研讨会，涉及清末（1839）、五四（1919）、中国人民共和国四十周年（1949-1979）、邓小平时代（1979-1989）四个时期，会后出版论文集《现代中国的视角：四个周年纪念》。1989年3月13日-17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国际汉学研讨会，与会的近70名学者分别来自中、美、澳、意、加等国，会后出版论文集《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的文学方面》。1990年3月11日—13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召开“当代中国小说及其文学先驱”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论文集《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电影》。1994年8月29日—9月1日在捷克举行“五四运动的负担”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论文集《文化资本的拨款：中国的五四工程》。1995年6月，在美国召开“成为中国人：通往现代性和超越（1900-1950）”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论文集《成为中国人：通往现代性和超越》。

四是开始加强与国内学者的学术交流。随着对外开放开启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西方学术交流不断加强。如果说就五四运动史研究而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西方学者的学术互动还更多地停留于个别学人的零星互动的话，那么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和中国学界的交流呈现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特点，学术交流更加频繁，学术争鸣更为深入。例如，周策纵、余英时等众多西方知名学者都纷纷来到中国，参加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各自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会后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了论文集《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五四新论： 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2003年2月14日-15日，在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召开了“追求现代性：五四运动再检讨”学术研讨会，西方学人又热情邀请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多名学者参加，会后出版论文集《超越五四范式：追求中国的现代性》。2008年10月27日—29日，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发生九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以五四为场域的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众多西方学者与会，会议分十个议题：重思二十世纪中国、作为文化转向的五四、五四内部的知识与政治、五四的文化想象与政治、文化变迁的政治学、五四与鲁迅、五四与中国革命、后五四时代对五四的重写、世纪转折时期的文化、五四传统的回声。数十位中西方学界同行就上述论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参考文献：

[1]Maurice Meisner， Review： Li Ta-chao and the Impact

of Marxism on Modern Chinese Thinking[J].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8 （Oct. - Dec. 1966）.

[2][美]艾恺著，王宗昱，冀建中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 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3]梁怡，李向前.国外中共党史硏究述评[M].北京：中 共党史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