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灵灵

一姓名，三个字，字字不离中国史一个人，一辈子，分分秒秒中国情。

费正清：头号中国通

在1927年进入哈佛时，费正清尚未考虑研究中国，而且，当时的哈佛还没有开设系统研究现代东亚的课程。他主攻文科，包括希腊语、历史、哲学、政治、艺术和经济。

直到费正清1932年来到中国，他在北京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与他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梁思成告诉他叫“费正清”好，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而且“正清”两字又他跟英文原名John King谐音。“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

而往后，他竟然真的人如其名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这一切都源于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入交流。在与蒋廷黻、胡适、梁思成夫妇、费孝通、金岳霖等人的交往中，他被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感染，如成年后的孩子找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这其中的一草一木都让他感动忘怀。从《马可·波罗游记》开始，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始终建立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之上，而费正清毕生所致力于建立的，是一种全新看待中国的方式，他说：“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2013年《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的出版更让人们找到了一把最灵活的通过近现代中国的钥匙，与此同时，人们也从这位老人身上看到了某些比海还深的情感。

曾有人问费正清：“你远在西方，如此热爱中国，东方文化是如何召唤你至此的？”他笑着摆摆手说：“不是中国在呼唤我，而是我在呼唤中国，我们不再对立，我们彼此相融。”

傅高义：执着邓小平时代

2013年3月23日，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傅高义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这是对于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毕生研究的最佳诠释，只不过他一生对中国问题和对邓小平时代研究的执着让许多人心怀敬意的同时，更让人不解。

傅教授一直都觉得邓小平时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这是一个转换的时代，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都肇始于这个时期，中国的很多现代性问题也是从这时开始出现的。他觉得对这个特殊时代，做一个社会学的观察和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不同意说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他的贡献在于他成功控制了开放的进程。”

2012年1月18日，傅高义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小平是总经理，不是总设计师。”而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他决定出一本书，而耗费他十年心血的这本书叫《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在首发式上感慨地说：“使我感动和敬佩的是他十年磨一剑，用十年时间写一本书，写一本大书的这种精神。回想我们当下，有的学者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一年磨十剑，学术心态非常浮躁，更显得傅高义先生坚持精神的难能可贵。”

如今，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傅高义在70岁高龄时还坚持每天学习3个小时汉语，现在他已经能够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对《邓小平时代》中文版修订，极为严格精细，书稿译成中文以后，他分别寄给国内的10余位专家和学者阅读。所谓阅读就是请同行提意见。然后他再参考这些中文意见修订英文原稿，同时又由译者将英文修订版再度翻译成最后的中译本。除此之外，他还是《邓小平震撼世界》的编者。他编的这本书是中国著名学者于光远所著《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的英译本，副标题是“对1978年11月至12月中国党的工作会议及三中全会的目击”。

傅高义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明确表示过，对中国的兴趣和热爱，但纵观其一生，又联想起先生退休之时说的那句：“接下来，会集中心力做一些能有所贡献并能延续的事。”

史景迁：司马迁的粉丝

史景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以3年一部的速度，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这样的写作效率甚至超过了国内许多当红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大多数是人物传记。他在选择传主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样，一定要有盖世业绩、赫赫盛名，他只是选择在悠长历史中某一时段中的一个人或一群人，这个人或者这一群人的生活，既表现出自身的存在与价值，也反映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投射在他们生命中的光影。

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教授曾经这样形容史氏选人物、编故事的能力：“给他一本电话簿，他可以从第一页的人名编故事，一直编到最后一页。”正因为如此，史景迁笔下的人物纷繁多姿：有雄视天下的封建君主（康熙、雍正）；有激情澎湃的革命者（毛泽东、鲍罗廷）；有叱咤风云的造反领袖（洪秀全）；有才华卓众的作家（曹雪芹、鲁迅、丁玲）；有封建天威之下驯服的臣仆和不安分的子民（曹寅、曾静）；有“以上帝之名”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有闯荡世界的冒险家（华尔、戈登），甚至还有普通的平民百姓（胡若望、王氏）。综观史景迁所有的作品，都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人文情怀，二是问题情结。在他的笔下，大英雄也好，小百姓也好，我们所谓的正面人物也罢，反派角色也罢，都是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有欲望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思想、语言、行动，无不是置身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个体要求的必然。

在俨然成为近代中国史标杆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老人这样写道：“我理解的一个现代国家应是整合而且兼容，既保有自己的特性，又能平等地参与探寻新市场、新技术和新理念……不论是那时，还是20世纪末，中国都不能算是一个确实的现代国家。我希望，着力于对现代中国追寻的过程，能弄清中国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洞察它的现状。”正是这种洞见，赋予了史景迁无可替代的价值。

作为一个西方人，如何对中国历史倾情投入，至此，或许从他的名字中就能看出。“史”字除了暗合他的姓氏的发声（Spence）外，他与之打交道了一辈子的学科历史也是同一个字，至于说“景迁”，历史就是人与自然之景的变迁，而他所景仰的中国大学者司马迁也是这个迁。正是：一姓名，三个字，字字不离中国史；一个人，一辈子，分分秒秒中国情。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