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关于博古（秦邦宪）在瑞金及红军长征途中的回忆资料，堪称凤毛麟角。偶尔见之，也多为碎片化、概念化的东西。还是长征前夕即担任了博古警卫员，并一直陪伴他走完长征路的康念祥，对他亲见亲历的博古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的追忆，得以让人们感受到一个真实的博古。

“我和挑子比，我是第二位的”

康念祥的老家在江西吉安禾埠桥康家村。清宣统元年除夕（公元1910年2月9日），他出生于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的贫苦农家。幼年时，父亲外出谋生，他便帮着母亲劳作，16岁开始给地主当长工。1930年10月4日，红军打下吉安，他参加了红军，并在两个月后编入红二十军，在军部当通讯员。193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次至第五次反“围剿”，以及巩固发展苏区的多次重大战役（例如漳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等），经受了战火的淬炼和考验。

“红二十军军部通讯员”的出身，给康念祥带来了荣辱相伴的际遇。因为红二十军是“反革命行动”的“富田事变”的责任方，不独其排以上干部被以“AB团”分子的罪名处决，建制被撤销，余下的2000多名战士被分别编入红十二军和红七军；而且“AB团”的嫌疑如影随形，久久笼罩着幸存的原红二十军战士，使他们备受冷落与猜忌。康念祥虽因出身贫苦和普通战士的身份幸免于难，但也逃不过一再被审查的厄运。时任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都亲自介入了对他的审查和处理。直至奉调参加国家政治保卫局警卫训练班时，他还受到该局局长邓发的严厉考验。康念祥每次都以诚实而坚决的态度，表明自己革命到底的决心，以此得到组织上和领导者的信任，也为他贴近中央高层领导铺平了道路。

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的警卫训练班，是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步骤，目的是为保卫转移途中中央机关和中央首长的安全，挑选和培养过硬的警卫人员。训练的主要内容，包括警卫理论和军事训练两个方面。由于康念祥学习努力，各方面综合素质较好，又经历过多次战斗，加上一米八的大个子，警卫训练结束后，他被邓发分配给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当警卫员。1934年10月1日，邓发亲自带着康念祥，来到瑞金云石山马道口的梁家祠博古住处。邓发对博古说：“博古同志，我给你选了一个最忠诚可靠、最好的警卫员。”博古了解了康念祥的情况后，看到他高大强壮的身板，显得很高兴。从此，康念祥成了博古身边的四个警卫员之一，另外三个是警卫班长罗正基、警卫员陈先光和陈年标。此外，还有个特务员吴振英，跟随博古从事译电员兼警卫工作。

博古“因人设事”，安排康念祥在战略转移途中的具体工作，是负责保管一匹马驮的挑子及行李，照顾好他的生活、工作等。这可是一副非比寻常的挑子呀！挑子挑的两个铁皮箱子里，装着象征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的印章，此外还装有重要文件和党的经费、金条等贵重物品，重约50斤。由此可见，博古对康念祥高度信任。行军时，这副挑子由马驮着，宿营时则由康念祥保管。遇到特殊情况，康念祥也常常挑着它。康念祥时刻记着博古的嘱咐，与挑子形影不离。博古对康念祥说：“小康，这个挑子很重啊！你一定要保管好。在外国，有一种官，叫‘掌玺大臣’。现在你就是‘掌玺大臣’了。在紧急情况下，先顾好挑子，再来顾我，我和挑子比，我是第二位的。”博古尚且把挑子看得比自己重要，康念祥岂能不更加爱惜、保护它！因而在长征路上，在移交之前，挑子里的东西始终完好无损。

康念祥曾问过博古什么叫“掌玺大臣”，博古解释说：“掌玺大臣”就是执掌印章的官，我们红军还没有设置这样的官位。起初，康念祥总是称呼博古为首长或博古首长。博古听着不习惯，于是对康念祥等警卫们说：“以后你们叫我博古或博古同志吧，不要老叫首长首长的。”后来，大伙就“博古”“博古同志”地叫开了，彼此也就更亲近了。

“大家都不许乱”

1934年10月10日，按照中革军委第5号命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和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各群团中央、卫生后勤部门人员等8万余人，编成野战纵队，从瑞金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康念祥护卫着博古，离别云石山，投入长征行列。在一个来月的时间里，红军先后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围堵红军的三道封锁线，于11月下旬行进到湘江边。一路上，康念祥就想着怎样照顾好博古和那副挑子。但他却看着博古除了行军，总是忙于开会、看电报、和人谈话、写东西，休息时间甚至比警卫员还少，心中不免涌起不安又崇敬之情。

湘江一带是国民党军围堵红军并企图聚而歼之的第四道封锁线，既有天险可凭，又有重兵布防，成了中央红军突围成败的命门。为守住湘江界首渡口的安全，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一北一南，拼死抵御着从全州、新安两个方面压过来的桂军和湘军的进攻，战斗极其惨烈，双方伤亡惨重。然而，急待过江的两个野战纵队的行军速度，却因太多辎重拖累，实在太慢，致使守卫渡口的红军迟迟不得脱身。博古眼看军情危急，只有一次次地催促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同时不间断地就地开会，分析军情，研究行动方案。康念祥眼见博古皱着眉头，没有一丝笑容，看电报时极为专注，一边挠头，一边时不时扶一下眼镜，谁来了都没个好脸，就连见了李德也没好气地样子，就知道他在强压着自己不发脾气，心情沉重啊！康念祥也看到情况在恶化，但他没法帮到博古，只有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后，做好力所能及的事，尽量让他精力集中思考问题，并随时听候他的命令。

好不容易到了湘江渡口，却看见渡口的便桥上，部队过桥的秩序混乱。博古忍无可忍，爆发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脾气——他拔出腰间的勃朗宁小手枪，踏在桥边高处，将枪高举空中，大声喊道：“大家都不许乱，都退后几步，按规定次序过江。谁乱就军法从事！”大家看到博古亲自出来维持秩序，混乱的场面很快好多了，部队渐渐按编队过江，速度明显加快了。关于这个情节，还有另一个说法，说是博古既深感责任重大，又一筹莫展，于是拿支手枪向自己瞎比划（似乎要自戕）。这应是误判误解，因为没有谁能比康念祥贴身看得分明。

“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

红军突破乌江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主要议题是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战略转移）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教训。博古在会议的第一天，首先代表中央作了被称为“主报告”的、反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此前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检讨，却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过多地归之于客观条件的不利，因而引起与会多数的不满，遂使第二、第三天的会议变成对他的批评会，以及改变党和红军高层领导的决策会。

康念祥这回担任会议内卫，和其他内卫人员一道负责会议的直接警卫。白天围着会场轮流到四周巡查，把守会场大门；晚上开会也一直守候着，片刻都不敢疏忽。他当然无法知晓会议情况，但他从博古会后的表现，看得出博古心情很沉重，平时能言善辩的他竟然不爱说话了，而且成天埋头写东西、找材料，不让别人打搅，有时连吃饭都会忘记。一天中午，康念祥把博古的饭菜热过三次，博古还是没有吃这顿中饭，直到晚上才中饭晚饭一起吃。另外，康念祥感到保卫局对会议的警卫搞得特别严密，不像以往开会，有个大点宽敞点的地方就行。由此他觉得这个会议非同寻常。后来，他才慢慢知道这是一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重要会议，博古在会上受到了严厉批评，而因此进入了深深的反省、自省期。

渡过金沙江后，有一次康念祥在给博古擦那支勃朗宁手枪，他把分解后的每一个枪支零件，都擦得锃亮，一尘不染。坐在一旁沉思的博古，突然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毛泽东是对的。”然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显得轻松些了。博古这种实事求是、勇于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的精神，给康念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5年2月4日，红军来到云南扎西水田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洛甫）及博古等中央领导，都住在一个号称“鸡鸣三省”的小村子（俗名花房子）里。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但博古仍是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并代行军委政治部主任一职。博古服从党的安排，第二天便要康念祥把他保管的那副挑子的两个铁皮箱子，挑到张闻天住处，移交给张的警卫员，就算交权了。康念祥后来回忆说：“挑子里的东西我是很清楚的，那时移交很简单，也没有一件一件地点清，说一说几件重要的东西，这是文件，这是金条，这是印鉴，一看在里边，洛甫警卫员一点头，就结了。连洛甫同志本人都没仔细看，只是重要的物件看了一下，也没有移交清单之类的手续。”

关于博古交权这一节，有人撰文介绍说，博古坦然告诉来找他的周恩来，自己想通了，再干也没人听了，“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有意思的是，有人望文附会，想当然把此“小康”说成是“康克清”——博古让那个跟挑子毫无关联的“康克清”，把挑子送去洛甫那里。

“革命的力量是大的”

红军挥师占领天全、芦山后，开始做翻越征途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的准备。这是一座海拔4260米、常年积雪的山峰，当地人奉之为“神山”。翻山前，康念祥由军委直属队组织去听了一次课，得到一些有关雪山的知识及翻山要领，比如行军速度不能太快，要保存体力、多穿衣服，上山前要喝一点辣汤或烧酒；途中不能停下休息，要紧跟队伍，一口气翻过去；不要东张西望，尽量看有颜色的东西，避免得“雪盲症”；等等。据此，康念祥努力把各项准备做充分些，并劝说博古喝碗辣汤。只是博古平素既不喝酒，也不吃辣，因而不肯喝辣汤。他还说，在苏联天气那么冷，雪那么厚，我也没吃辣椒，也没喝酒，都挺过来了，这点雪算什么？多穿点衣服就过去了。何况，比我年纪大的有之，比我年纪小的有之，体弱的有之，女同志有之，他们能过得去，我就过不去吗？翻山前，博古给康念祥打气说：“小康，山那边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我们很可能与他们会合，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的事情。你要相信：革命的力量是大的。”

其实，从接触博古起，尤其是这一路走来，康念祥听博古讲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革命的力量是大的。”这应该是博古面对湘江惨败、遵义交权等严重挫折、荣辱进退，而能依然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条对康念祥的影响极深，他不由得想起过湘江时，自己随博古察看设在湘江岸边、一个叫“三官堂”小庙里的渡江指挥部的情景。当时，博古给他讲解了“三官堂”的来历：“三官堂”里的三尊菩萨，分别是天官、地官和水官。老百姓祭拜天官以求增富，祭拜地官以求减罪，祭拜水官以求转运。当然，我们红军是不会相信这些的，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要靠自己来完成我们伟大的使命。我们过江前没有求神拜佛，也照样过来了。伟大的不是神灵，而是我们红军，是我们自己。后来，“三官堂”被修缮成红军渡江指挥部遗址，并易名为“红军堂”。

6月14日上午，红军大部队开始翻越夹金山了。康念祥等护卫博古行动，开始还算顺利。当快爬到山顶时，博古出现缺氧眩晕，站在原地走不动了。班长罗正基见状，赶忙过来和康念祥一道，搀扶博古挣扎着往前走，走几步停一下。过了一会，博古缓过劲来说：现在好一点了，风太大，有点冷。康念祥听了，忙把他的一条毯子从马背上取下给他披上，裹严实。正在大家都很疲惫的时候，吴振英提醒博古拽着马尾巴上山。博古照着做了，效果真不赖。博古看见一些雪堆，指着它们对康念祥说：“这下面是牺牲的红军同志，我小看雪山了！”

终于翻过夹金山顶。下山时，博古裹着毯子，和大家一起坐了回“雪滑梯”。下得山来，他回头看了夹金山一眼，说了句俄语：“达斯维达尼亚（再见）！”随后，他得意地对康念祥说：“我说我能过去就能过去，我还不至于连一座山都翻不过去。”天真得就像少年一样，连康念祥他们也深受感染，高兴得又蹦又跳。

“送你去学习，了却我心思”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以及东征山西求发展、求抗日的行动方针。为适应抗日形势，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忍痛割爱”，将长期跟随自己、经过长征考验的忠诚革命的警卫们，几乎同时送进了红军学校学习，以培养、造就他们，发挥他们更大的作用。

瓦窑堡会议结束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博古把康念祥叫到他的住处，推心置腹地对康念祥说了一大通话。博古说：“小康，我本是不想让你去学习的，但是现在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全国都在抗日。你是很好的同志，应该到抗日最重要的地方去，再把你留下来，我就太自私了，就是对你、对革命不负责任。你也应该到红军学校去学习学习，提高提高，到部队去锻炼了。你各方面都好，就是文化太低，去学习一些文化和军事，主要是学习文化，会对你很有好处的。将来学习回来，你的担子就会更重，多学点东西吧。现在你是班长（罗正基在过草地时牺牲），总不能永远留在我身边，将来还是要进步的。吴振英同志也去学习，你要好好向他请教。我已经对他有交代，让他多帮助你。过去你多次要求到部队去，我都没有答应，是因为你的文化太低。要知道，搞革命带部队，没有文化是不能成功的。”

康念祥听着听着，不由得一点热泪夺眶而出。他为博古的真情深爱感动了，既想去学习，又割舍不下对博古的情谊，还有对继任警卫员的不放心。博古好像看出了康念祥的心思，就对他说：“以前你积极要求到部队去，是我不同意。现在有了条件，让你学习去，你又犹豫不决，我是一定要你去的。这里的事情你不用担心，会有新同志来接替你。到学校后有时间就来看看我，把你学习的情况给我说一说。过去我对你的学习、进步关心不够，是我欠你的。现在我送你去学习，也了却了我一个心思，我祝你学习好。”博古还送给康念祥一些学习用品，并对他提出了要求，要他把本子写满，学会认两三百个汉字，还说将来要检查他的笔记本。

博古的这番劝慰、道歉、鼓励，更加令康念祥感动，还有不安。其实，博古一向关心康念祥的文化学习，他的名字就是博古教会写的。博古知道他不识字，曾对他说过，你有一双好眼睛，却没有好好使用，眼睛不光是用来看吃饭、走路的，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学习。我观察你是个好同志，不识字，没有文化怎么行？今后的革命路程还很远，从现在起，我有空就教你学认几个字吧。康念祥高兴地答应了，博古找来一支铅笔和一张纸说：“就现在开始，今天先教你写你的名字。”后来又断断续续教了几次，可是由于行军、作战、开会，博古实在太忙，康念祥的识字也就有一天没一天。尽管如此，康念祥还是体会到了博古为自己今后的前程打基础的良苦用心。

博古不仅关心康念祥的文化学习，也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在贵州茅台镇，博古就教他用茅台的酒泡脚、摩擦肩膀及喝酒解乏。其时，康念祥喝下了有生以来第一口酒，记住了博古至亲至切一句话：“别的事不急，洗脚没有政治问题，先把脚洗好了再说，你听我的，再泡半个小时。”

（作者系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赣南师大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 /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