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特性角色是社会文化的“道德表征”。现代性自我的三种“特性角色”：“富有的审美者”、“科层组织的管理者”、“心理医生”，体现着一种操纵性的社会关系而陷入困境。基于动物性同一性的“叙事性自我”，以善为目的，善规定了各种实践的“叙事”秩序，各种善决定了特定角色对自我的重要性。从而，在源头上杜绝了道德相对主义。

关键词 现代性自我 叙事性自我 同一性

作者简介：胡娟，金陵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道德哲学。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1.148

一、现代性自我及其困境

个人承担某种社会角色是其个人关于整体生活的信念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信念的一个部分。个体和社会角色之间通常处在一种相互限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当中。个体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提供给个体的社会身份和既定目标为个体自我的界定提供了实在内容和边界。反过来，自我对社会角色及其既定目标理解上的差异性又为社会角色的呈现提供了变化和发展的可能性。比如某人是某餐厅的勤杂工，每天辛苦工作，但这个人可能是一个餐饮业的爱好者，正在行业基层学习餐饮业的运营，以便将来自己创办餐饮公司，而这个信念又要求他相信餐饮业在社会中的重要性。

特性角色是社会文化的“道德表征”，特性角色以一种其他许多社会角色所不具有的方式，把某种道德束缚于那些角色承担者的人格之中。不同的社会文化有不同的特性角色。与一般社会角色相比，特性角色在体现道德信念的方式上有两个特点：一是特性角色所要体现的道德信念是社会赋予他们的、是外在的，他们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理想和道德理想；二是特性角色所体现的道德信念会对社会上其他人理解自己的道德信念以及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的道德信念产生影响。特性角色能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影响，是因为特性角色和其他社会角色有着一致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理想，而不是一方利用另一方。他们之间是一种非操纵性的关系。

麦金太尔认为，在现代社会却有三种特性角色是在一种操纵性关系中体现自己的道德信念的。这完全有悖于“人是目的”的价值理念。

（一） 体现现代性自我的三种“特性角色”

“富有的审美者”、“科层组织的管理者”、“心理医生”。“富有的审美者”指的是一群特定的富人，他们持一种享乐主义的世界观，他们的兴趣在于想法设法为他人做事，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和厌腻的胃口，避免现代有闲阶级特有的烦恼。麦金太尔指出，这些富人和被他们帮助的那些人之间是一种消费人的人和被人消费的人之间的关系。富有的审美者是消费人的人，而那些被帮助的人则是被人消费的人。在二者之间，无论那些富人仁慈与否，道德都是一种工具，一种满足自己兴趣和欲望的工具，一种操纵别人的工具。他们利用手中的金钱和闲暇无休止地搜寻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手段达到的享乐目的抑或避免烦恼的目的。在这里，麦金太尔提醒我们注意并不是所有富人才有这种态度，“我们其他人也常常在幻想和渴望中具有与富人们同样的态度”。富人们的态度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

科层组织的管理者指现代社会组织化领域的领导者。在组织管理中，管理者会自然地将组织的目的看作是既定的，而管理的重点就是将技术、原材料转变为最终产品、不熟练工人成为熟练工人、投资变为利润。在管理中，被管理者也不能对这一过程有道德争论。管理者的功能就是控制被管理者的行为和冲突，使其服务于效率。

可见，在组织领域，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并不具有共同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理想，他们之间是通过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管理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被管理者进行控制。管理者在工作中不能掺杂价值评判，才可以履行好管理者角色。现代社会组织机构的管理者在一种非常吊诡的意义上实现了人格和角色的内在融合。当管理者认为自己不掺杂任何道德判断，进行组织管理时，情感主义道德哲学看到的却是，管理者运用自己的情感对其他组织成员的一种操纵。

心理医生作为现代治疗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角色，与管理者一样，在对患者治疗过程中，心理医生同样也把患者的目标视为外在于其范围的东西，只关心技术，“亦即，把神经症状转变为有方向性的能量、精神失常的患者转变为正常的个体的效率问题”，不参与道德争论。心理医生角色只关心把精神失常的患者转变为正常的个体的效率问题。为了达到此目的，心理医生在治疗过程中会使用相关的技术、手段和相关的知识，这些因素都被看作事实领域，是可以通过理性证明的、能够达成一致的。但在情感主义看来，心理学家基于事实领域的各种判断最终也只不过是一种无法进一步证明的论断，也是人的情感、偏好或态度的表达。因此，当心理医生对某一个患者给出某种治疗方案时，情感主义者看到的却是，心理医生运用自己的情感对患者的一种操纵。

富有的审美者是在少数人的生活中抹杀了“人是目的”的价值理念。管理者是在更广泛的组织机构领域抹杀了“人是目的”的价值理念。心理医生则是在个人生活领域抹杀了“人是目的”的价值理念。不管在哪一个领域，情感主义看到的都是一种操纵性的社会关系。当情感主义把一切社会关系都看成是操纵性的关系时，进而把一切道德判断都当作人的情感、偏好或态度的表达时，实际上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道德的历史。由此，在情感主义看来，基于人的情感、偏好或态度的道德争论就是道德生活的常态，它们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

（二）现代性自我及其困境

现代社会的特性角色作为现代社会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理想，体现了现代社会中自我和社会角色之间两种不同的关系：一是自我完全等同于角色；二是自我完全脱离角色。由此就产生了独特的现代自我，即情感主义自我。情感主义自我导致情感主义道德文化的盛行。情感主义自我有两个关键特征：第一，缺乏任何终极标准，没有实在内容；第二，缺乏连续性，没有历史。

情感主义自我缺乏任何终极标准，没有实在内容。承担特性角色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会把自我完全等同于角色。但因为事实和价值的分离，使得现代社会的特性角色在自我和角色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非常奇妙的关系。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作为特性角色，他们实现了自我和角色的融合，但现代社会的两歧性要求他们把自我和角色分离，在道德信念上他们也认可自我和角色应该分离，这样，事实上，这些承担特性角色的人坚信自我和他们承担的社会角色是相分离的。因此，他们可以跳出这些特性角色来对其进行评价。同样，无论承担一般社会角色的人认可不认可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的分离，他们都不允许在社会组织领域或工作中参与道德判断。这意味着，个人价值观和这些领域价值观的疏离。个人的价值观被看作是与生俱来的、完备的，可以脱离社会角色的要求独立存在。因此，无论自我扮演任何社会角色，都不会影响他是一个道德行为者。

情感主义自我缺乏连续性，没有历史。情感主义自我缺乏任何终极标准，因此，当他们从社会组织领域撤离出来，在私人生活领域采用某种标准对其进行道德判断时，无论他采用的是什么标准，都会被归结为个人的情感、偏好或态度的表达。这意味着个体自我内心发生道德冲突时，必然会被看作是几种偶然的主观任意性的相遇，而不是两种规则、标准或价值的相遇。因此，当个体自我从一种道德立场转向另一种道德立场时，不是一种理性的反思、传承过程，而是一个缺乏任何既定连续性，没有任何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只是承载着它的肉体，以及在过去积攒下来的片断化的记忆。可见，情感主义道德文化对历史的漠视是有社会现实背景的，即自认为可以脱离社会历史背景而存在的现代个体自我。在现代性社会中，很多人都信奉这种自我，因此才导致了情感主义道德文化的盛行。因此，在更具体的层面上，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危机其实也就是个体自我生活中的道德危机。

二、自我之动物性的同一性

麦金太尔认为，在现代性自我中最重要的症结，就是人的同一性问题。道德自我，确实具有相对于角色、相对于共同体的独立性，这不仅是一个事实，而且也是进行道德实践推理的前提。但是，独立性的自我如何确立自我的同一性，角色是在不断变换的、共同体是可以随时退出的，假设当一个人与原来的环境完全脱离了关系，比如到一个使用另一种语言的国度时，他还是原来的他吗？他是不是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将会是十分恐怖的。这是现代自我沦为情感主义自我的问题所在。

麦金太尔通过对人的生物学基础的“叙事”指出，“我们的身体是（与其他动物有着同一性的）动物性身体，并且是动物身体的延续。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不仅仅是有，而且就是我们的身体。”离开我们的身体，自我既不能存在，也不会拥有自我的同一性。把人的同一性看作身体的同一性，有两层含义，一是说我们的同一性是一种动物性的同一性；二是说我们的同一性是承认依赖性的德性的同一性。

（一）人的同一性是动物性的身体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是真实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丧失。在谈到人的同一性时，道德哲学家一般都不会关心人的动物性。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动物没有道德，而人在道德上的同一性问题也与人的动物性无关。动物确实没有道德，但并不能推出人的道德与人的动物性无关。

麦金太尔认为，动物虽然没有道德，但某些高智能动物却具有一种前道德能力，人在婴儿时代也具有这种前道德能力，正是这种前道德能力才使人有可能拥有道德。从婴儿到独立的实践理性者并不是突然转变的，同样，人的道德也不是突然降临的。婴儿产生德性需要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和某些高智能动物拥有的信念是同一种信念。比如，小猫吃鼩鼱的过程，第一次吃了后身体很不舒服，从此以后，它就不在吃鼩鼱了。这时，小猫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信念，就是鼩鼱和老鼠是不一样的，鼩鼱是不能吃的。人的婴儿时期同样具有这样的信念。人学会使用语言后，许多信念仍然和动物的信念一样，离不开感性实践。而且，人的那种确定性信念的产生、修正或增强，从根本上说仍然依赖于那些与非人动物一样的认识、区别和感性注意的实践。因此，“成年人的活动和信念最好被理解为我们与某些其他种类，包括海豚在内的有智力的动物共有的信念和活动方式的发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仍将继续依赖于这种共有的信念”。当我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实践理性推理者时，“我们只是变成了被重新引导的和重塑的动物，而不是别的什么。我们具有文化意义的第二性的、形成语言使用的性质仅仅是我们的最初动物性的部分（仅仅是部分）转变。我们仍然是有着动物同一性的动物性的自我”。

（二）人的动物性的统一性是承认依赖性德性的同一性，而且这种同一性贯穿于人的一生

承认依赖性的德性必然要求自我生活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自我不可能独立于其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而存在。由于人的动物性的身体存在，人与生俱来的就有生老病死等无能性和脆弱性。要克服这些，必须具有承认依赖性的德性，通过他人的帮助和扶持克服这些。人只有具有承认依赖性的德性，才能开始进行德性实践和理性判断。比如，孩子不愿意刷牙，最初可能是因为母亲强迫或用玩具诱惑他，后来则听从母亲的去刷牙。这既是因为母亲的权威，更是出于对母亲的依赖和信任。这种依赖就是承认依赖性的德性。人的这种成长方式要求母亲必须有一种无条件的道德承诺：不论发生什么，母亲都会接纳他，母亲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孩子，而不是为了她自己。只有这样，孩子才能逐渐产生承认依赖性的德性。如果没有这种德性，孩子可能就不会区分自己的欲望、母亲的欲望和真正的好，就不能进入德性实践，进行理性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德性是先于理性推理的。

因此，在麦金太尔看来，基于人的生物学基础的人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决定人的同一性不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贯穿人的整个一生的。

三、叙事性自我的辩证探究

（一）叙事性自我

根据人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可以通过对个体生活实践进行叙事，形成一种叙事性自我，在叙事的过程中，辩证探究自我在承担社会角色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冲突，提升道德能力。

与情感主义自我不同，“叙事性自我”的同一性既以人的动物性为基础，又以“我”所参与的实践，以及实践中“我”目的为基础。这种目的，即是我自己“探究”的结果，也是“我”所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社会道德文化传统赋予“我”的。因此，“叙事性自我”不是先在于一切的独立存在，自我与角色是内在同一的。而现代性自我脱离社会角色和生活的特定道德背景，追求一种理论上或心理上的人格同一性，这种人格同一性在现实面前往往不堪一击。“叙事性自我”以善为目的，善规定了各种实践的“叙事”秩序，各种善决定了特定角色对自我的重要性。因此，自我承担何种角色决不是无所谓的。“叙事性自我”在源头上杜绝了道德相对主义。

（二）叙事中的辩证探究

个体对自我的“叙事”是对自己真实生活的“叙事”，是围绕一个目的展开的，而不是漫无目的对自己的想象和感觉的陈述。“叙事”需要一种以某种目的为前提，这个目的可以被修正，但没有一个目的却是不行的。“叙事”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了解其真实目的的过程，我通过对多种目的的排除来了解他人，但如果一个目的都没有，他人的任何行为将都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古怪而令人讨厌的。

而且，对于一个暂时还没有寻找到自己人生目标的青年来说，通过对这个是时期自我的叙事，有可能辩证探究出人生目的和方向。这个阶段是一个孕育期，各种各样的问题开始显露出来，并随着“探究”的深入激化开来。这时候叙事探究的“叙事”，叙述的不是那些生活的主流内容，而是要“叙事”那些支离破碎的内容，那些没由来的情绪，那些不成道理的判断，叙述偶然所为的行为及其后果。正是对这些在生活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内容的“叙事”，让人们进入真实的、复杂的生活，并改变生活。仅就这一阶段的“叙事”来说，它确实是没有结论的，也没有太多的实践的，而且还可能是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无结论、无行为的平平淡淡的时期，但从日后回过头看，人们往往会发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和时期。

围绕各种目的，个体通过对自我各个视角的叙事，有可能解决现实中的道德冲突。以古希腊的著名悲剧《菲罗克特特斯》为例，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辩证理性的不同之处。希腊人在进军攻打特洛伊城的途中，把受伤的菲罗克特特斯抛弃在了荒岛上，不过他因为有一把神弓而活了下来。9年过去了，希腊人依然攻城未果。他们获悉只有用菲罗克特特斯的神弓才能攻下特洛伊城，这时奥德修带着年轻而无经验的纽泊托勒姆斯来向菲罗克特特斯寻求帮助。纽泊托勒姆斯面对着一个悲剧性的选择，要么让希腊人失败，要么欺骗可怜的菲罗克特特斯。对于前一个选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共同体的利益），自己也得到好处（个人利益），而且他是奉了合法权威的将军们的命令（道德规范）。对于后一个选择来说，他又希望自己洁身自善（美德），不要伤害菲罗克特特斯（他人利益）。于是，在这里两种善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无论他怎么做，都不可避免地是恶的（或者对于城邦，或者对于菲罗克特特斯）。最后，他被劝服，还是骗走了神弓，因为，希腊的善（共同体的利益）被认为是压倒一切的。

可见，在叙事的基础上，通过辩证自身所面对的各种目的和道德要求，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世界。

首先，只有出现一种更高的善，才可以对这两种选择做出说明，才能解决这种冲突。在上面这出悲剧中，希腊人的善就是那种所谓的共同体的善，即压倒一切的善，在这个意义上纽泊托勒姆斯尽管非常痛苦，而且仍然会感到内心的责备，但他的选择仍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其次，如果没有一种更高善被提出，这种冲突就是不可解决的。因为希腊人战争只不过是追求希腊人的利益，但从这点来看，纽泊托勒姆斯选择就是错误的。

最后，辩证理性是开放的，面对纽泊托勒姆斯的悲剧，这种评价将来还有再次开启的可能，比如当希腊人获胜之后，想法挽回了菲罗克特特斯的损失，那么将会重新证明纽泊托勒姆斯的选择是正确的。

与现代性自我的情感主义偏好不同，在叙事基础上形成的辩证理性不是从事件本身寻找理论依据，而是在事件之外更广阔的背景下寻找理论依据；辩证理性不是得出一确定的不可更改的结论，而是一个开放的、可以进一步争论和讨论的结论。

参考文献：

[1][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著. 万俊人，等译.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2][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3][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