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传颖

仅仅两天时间，新上线的支付宝“校园日记”和“白领日记”等“圈子”就因涉大尺度照片，迫于舆论压力关闭，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金服的董事长彭蕾也公开道歉。

支付宝的这两个应用实际上是基于几亿的用户数量和建立在其之上的征信体系。这个信用体系通过对几亿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收集，并且通过一定的算法给个人信用进行评级和打分。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个人信用评级只能由政府来做。但现在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具备与政府同等甚至更强的个人信息收集能力。互联网企业可以用这种能力来回馈社会，帮助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如支付宝用户可以用“蚂蚁信用”来贷款、撮合交易，甚至是办理签证事务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用这次公共资源进行商业开发。

单纯从事件的商业逻辑来看，支付宝做的非常成功。一个新的应用推出，短时间内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两个应用的使用量在24小时内都突破了千万级。

可社会的反应却超出了商业的层面，也远远超出了支付宝的预期。

这件事背后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互联网大型企业如何将商业逻辑与社会利益兼容到一起，而不是仅仅从商业创新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如同彭蕾在道歉信中反思的那样，支付宝是如何从一个“你敢付我敢赔”，甚至是让“天下无贼”的创新、责任和担当变成了今天被冠以各种污名。

问题在于，支付宝以及其他大型互联网企业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商业平台，事实上承担了很多公共服务和监管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