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文摘

检测非洲猪瘟病毒的新方法

非洲猪瘟（ASF）是一种高死亡率的病毒性传染病，各品种及年龄阶段的猪群都具易感性。对此迄今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非洲猪瘟的持续蔓延已对全球养猪业构成严重威胁，故在当前无有效疫苗的条件下，对被感染动物的早期检测对于控制该病的暴发及蔓延显得极其重要。目前实验室诊断主要是根据病毒学方法（抗原和基因检测）和血清学诊断。

在目前的工作中，针对非洲猪瘟病毒的侧流试验（LFA）抗原检测方法已被开发和评估。该试验是基于使用非洲猪瘟病毒VP72蛋白的单克隆抗体（该蛋白是主要的病毒衣壳蛋白且具有高度免疫原性）。首先，利用LFA对半提纯的VP72病毒蛋白与灭活的培养病毒进行检测，以初步检测该方法的有效性。结果显示其灵敏度与商业化的非洲猪瘟病毒ELISA试剂盒的灵敏度类似。此外，采用试验中受感染猪只的血液来测试LFA检测的有效性，且与PCR和ELISA所检测的结果进行比较。首先对实验室提供的感染猪只血液样本进行测试，结果表明LFA和ELISA之间有很好的相关性，而PCR检测灵敏度更高。对于自然感染非洲猪瘟病毒的血液样品进行检测，PCR的灵敏度依然高于ELISA或LFA。对于这两组血清，特异性接近100%，表明几乎没有任何假阳性样品被发现。综上所述，虽然LFA对非洲猪瘟病毒的检测灵敏度比RT-PCR低，但它更适用于现场检测，它是一种快速、经济、简单易用的诊断工具，而不受任何实验设备和实验人员的限制，其检测结果一目了然，且具有很高的特异性。

（编译自：http：//bmcvetres.biomedcentra1.com/ artic1es/10.1186/s12917-016-0831-4）

断奶仔猪血清microRNA与小肠microRNA的表达分析

完全消除断奶应激所引起的仔猪不良生理反应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全面理解断奶期间所涉及的生化分子机制将有助于减轻因应激诱发的损伤。MicroRNAs（miRNA）在调节应激信号通路和疾病中起重要作用。血浆中的miRNA首次在肿瘤患者被检测到，并且已证明血浆和血清中的miRNA水平之间无显著差异，miRNA水平不受高温、pH或反复冷冻/解冻循环等因素的影响。与其他生物体液相比，血清miRNA水平是很有应用前景的稳定性生物标志物。过去的研究表明，断奶应激会引起仔猪调控小肠新陈代谢、应激反应与免疫功能的miRNA出现差异的表达。为了更好地理解miRNA在仔猪断奶应激中所起的作用，我们采用miRNA芯片技术分析了相同日龄断奶仔猪（断奶后4d）与未断奶仔猪（作为对照）血清中miRNA的表达谱。我们共检测到179个miRNA在两组间呈现差异表达。通过Go分析和KEGG通路注释预测这些差异表达的miRNA的生物学功能。在断奶仔猪中我们鉴定出了10个高表达的miRNA，包括miR-31，miR-205，miR-21（上调）和miR-144，miR-30c-5p，miR-363，miR-194a，miR-186，miR-150，miR-194b-5p（下调），这些miRNA可能与断奶应激密切相关。此外，在断奶仔猪的血清中，mir-194b-5p显著下调。以上的研究结果表明，断奶应激影响仔猪血清中miRNA的表达，血清mir-194b-5p水平可反映断奶应激引起的仔猪小肠中mir-194b-5p的表达变化，它可能是断奶仔猪中小肠损伤的一种潜在生物标志物。

（编译自：http：//journa1s.p1os.org/p1osone/ artic1e？id=10.1371/journa1.pone.0162776）

猪只不同生长阶段占地面积的优化

本研究旨在确定可最大化以下5个生长阶段猪只生长性能的最优占地面积（根据体重范围）：阶段1（体重11～25 kg）、阶段2（体重25～45 kg）、阶段3（体重45～65 kg）、阶段4（体重65～85 kg）、阶段5（体重85～110 kg）。共有1 590头杂交猪（长白×约克夏×杜洛克猪）每个生长阶段被分为4个处理组，每组3个重复（即每组3栏）。阶段1～5所对应的栏舍面积分别为6 m2、11 m2、16 m2、19.5 m2和20 m2。在各生长阶段的4个处理组中通过改变每栏猪的数量（T1组22头猪，T2组25头猪，T3组28头猪和T4组31头猪）来改变每头猪所占的栏舍面积。在每个生长阶段的最后一天采集血液样品以供后续的试验分析。

结果显示，除了阶段2，其他生长阶段猪只的平均日增重（ADG）随猪均栏舍面积的减少而明显降低。猪均栏舍面积的减少没有对阶段1～4猪只的平均日采食量（ADFI）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在阶段5，猪只的平均日采食量与栏舍面积呈线性关系。血清皮质醇浓度（表示猪只应激水平）随猪均栏舍面积的减少而增加。最高的血清皮质醇浓度在阶段2～5的T3处理组。相比于大的猪均栏舍面积，小的猪均栏舍面积阶段2、4与5猪只的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显著升高。除阶段4以外的其他生长阶段的猪只中血清白细胞介素-1β水平也随猪均栏舍面积的减少而线性增加（P=0.068）。综上所述，有限的栏舍面积会降低猪的生长性能，并诱导应激和炎症反应。研究表明，在所有生长阶段的T1和T2处理组的猪均栏舍面积对猪只生长性能和血清皮质醇浓度无显著影响，得出结论：每头猪所占的最佳栏舍面积按体重11～25 kg、25～45 kg、45～65 kg、65～85 kg和85～115 kg阶段分别为0.24 m2、0.44 m2、0.64 m2、0.78 m2和0.80 m2。

（编译自：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1s/anima1/artic1e/the-effect-of-optima1-space-a11owance-on-growthperformance-and-physio1ogica1-responses-of-pigs-at-different-stages-of-growth/04400115159073F14F91278E1A8953BE）

应对谷物价格上涨的几种饲喂策略

应对饲料价格上涨的最简单方法是提高饲料效率，但这不是唯一的措施。以下是一些一般性的想法，采用非营养和营养的策略来控制饲料成本。

根据投资回报率剔除某些饲料添加剂

使用合适的添加剂是每个农场的营养师应做的工作。基于投资回报率，我们应对添加的添加剂种类进行评估。并不是所有的添加剂在任何农场或任何时候都适用。困难的是，何种添加剂应第一个从饲料配方中剔除，不同的人这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故需要一个知识渊博的营养师来决定，剔除那些可以安全剔除的添加剂种类。

探索饲料厂的潜力

乔·汉考克博士的实验室研究表明，饲料颗粒的粒径每减少100 um，饲料转化效率就会提高1.4%。但这仅适用于猪，而肉鸡的结果是喜忧参半。不管怎样，提高饲料效率的预期收益应超过粉碎谷物到更细粒径所需的费用。粉碎豆粕并不会提高猪只的生产性能，故此方法只适用于谷物。

重新制粒

根据日粮组成、所添加的成分、动物种类及体重的不同，颗粒饲料可将饲料利用率提高5 %～15 %。预期在年轻的动物如肉鸡和仔猪会有更大的改进。与往常一样，制粒的额外成本不应超过预期的收益，此外，制粒还提供了额外的好处，可以评估对营养成本的经济影响。

（编译自：http：//www.wattagnet.com/artic1es/28027-anima1-feed-strategies-to-combat-high-cerea1-prices）

针对母猪跛行问题的研究

猪只的跛行表现在临床上比较常见，但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事实上，所有农场的母猪4 %～18 %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跛行。在美国，跛行是淘汰母猪的第3个最常见原因。母猪跛行影响其繁殖成功率和增长率，但母猪由于繁殖性能差被淘汰是否是由于跛行导致目前尚无定论。有很多因素影响到跛行的发生与严重程度。总体而言，饲养于半漏缝或全漏缝水泥地板母猪的跛行发生率比饲养于深床或户外的母猪高4倍。漏缝地板系统中地板缝隙的宽度、地板边缘及其表面粗糙度也是导致跛行的相关因素。

由于我们已认识到不能完全避免跛行的发生，故最近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减轻跛行，并缩短母猪的恢复时间。减少母猪跛行的第一种方法是为母猪提供舒适的环境。所有的母猪被转移到室外饲养是不现实的。当前俄亥俄州立大学正在研究橡胶垫对母猪跛行严重程度和恢复的影响。已有一些研究表明，放置橡胶垫降低了母猪跛行的患病率，并可促使母猪更频繁地站立，减少了母猪的躺卧时间。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橡胶垫的存在对母猪跛行严重程度或跛脚母猪的恢复时间的改善没有显著影响。虽然放置橡胶垫是防止母猪跛行的一种有益手段，但我们仍需做更多的工作，去了解如何将橡胶垫用于跛脚的母猪群体。除了探索提高母猪舒适性的橡胶垫替代品，未来几年，研究人员将致力于提高母猪整体生产力和其福利水平。

（编译自：http：//www.pigprogress.net/Sows/ Artic1es/2016/9/Lameness-issues-among-the-sowpopu1ation-2869088W/）

利用猪背膘厚和平均日增重的显性效应和印记效应模型进行基因组预测

显性和印记遗传效应已被证实可以促进某些性状的遗传变异，但是在家畜复杂性状的基因组预测方面通常被忽视。本研究的目的是在丹麦杜洛克猪的背膘厚（BF）和平均日增重（DG）的基因组数据基础上评估加性效应、显性效应和印记遗传效应的变异，并且评估对遗传进展进行的预测。

方法

8 113头来自育种和繁殖畜群、已经测定基因型的猪群矫正表型用于本研究。根据遗传效应类型区分的4种贝叶斯混合模型包括：（A）加性效应，（AD）加性和显性效应，（AI）加性和印记效应，（ADI）加性、显性和印记效应，并用贝叶斯因子比较4种模型，比较模型预测遗传进展的能力的预测可靠性和偏差。

结果与结论

根据ADI模型，估计DG和BF的狭义遗传力分别是0.18和0.31，显性和印记遗传力分别占表型变异的4.0 %～4.6 %和1.3 %～1.4 %，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差异显著的。通过4个模型的计算，AD和BF的预测总遗传值（GTV，遗传效应总和）的可靠性范围是16.1 %（AI）～18.4 %（AD）和30.1 %（AI）～31.4 %（ADI）。GTV的最少偏差预测是通过模型AD获得的，GZT矫正基因型的回归系数是0.824（DG）和0.738（BF）。4种模型估计DG育种值（GBV，加性效应）的可靠性差异不显著（16.5 %～16.7 %），然而，估计BF的育种值发现，模型AD（31.3 %）的可靠性显著高于模型A（30.7 %）的可靠性。GBV的最小偏差预测来自于模型AD、DG和BF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872和0.764。显性和印记效应有助于丹麦杜洛克猪BF和DG遗传变异的发生，包含显性效应的基因组预测模型能提高遗传预测的准确性，减少了遗传预测的偏差。

（编译自：http：//gsejourna1.biomedcentra1.com/artic1es/10.1186/s12711-016-02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