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爽

摘要：伪满时期东北文学创作中的节俗书写，展现了战争状态下作家对国家民族的想象。传统节日的到来触动着流亡者的思乡之情，撞击着知识分子的漂泊之心，引发其理想失落的精神苦闷。对节日中百姓物质贫困，尤其是饥饿苦难的着力书写，剥落了节日欢庆的外衣，揭露了日伪所宣扬的“协和”假象。内含着作家在民族危难状态下的不屈与抗争。以节俗作为表现重心或创作背景，作家对民族性格进行批判与眷顾的双重审视，显露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和地方色彩，表现了文学的反抗意识和民族立场。

关键词：节俗；东北文学；苦难叙事；流亡模式；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9-0096-05

在国家和民族历史演变过程中，节日及其所包含的风俗不仅展现了一定时空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生活图景。而且成为民族文明进程的文化文本和国民精神的象征符号，因此，在中国新文学场域中出现的传统节日书写，成为解剖民族生活样貌的典型范本，往往承载着言说国民性的作用。新文学作家们透过对节日风俗、习惯的描写与反思，寻找改造中国文化之路。并形成了大致两种视角：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作家站在启蒙文化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反思，重在改造国民性；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一派作家多用自然的态度审视传统风俗，表达对理想乡村家园的眷恋，建构理想的文化乌托邦。相较而言，伪满时期东北文学创作中的节俗书写，在继承新文学风俗叙事传统的同时，表现出独异的时代特征。在日伪政治高压和思想钳制下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们，以节俗作为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对处于异族殖民统治之下的东北乡土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样貌进行展示，表达了战争状态下作家对国家民族的书写与想象。

一、饥饿体验：节日苦难叙事

伪满时期的东北文学是“国难乡愁的写真”，国土沦陷的衰败景象和民不聊生的生存状态被真实地记录在文学作品中。节日的到来往往成为作家们描写苦难、展示苦难、宣泄苦难的集中点，形成了节日苦难叙事。作家林珏在诗歌《年》中表达对“年”的不满。因为“它带来了人间不同的愁和喜”，“就因为它！添了多少穷人的哭泣？”作家将原本寓意祥和美满的“年”称为是“历史上遗留的垃圾”。节日中原本所蕴含的欢愉情绪、喜庆色彩和祝福基调均被剥落，生存之难与生活之苦成为作家节日书写的核心主题。

相比新文学作家借助节俗书写唤醒民众警悟的目的，或者左翼文学用年关叙事呼吁民众反抗压迫之用意，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节日苦难叙事往往回归到最基本的层面——饥饿苦难。饥饿，成为东北沦陷区人们最普遍、最基本，也是最严重的现实威胁，尤其当节日来临时，这种对饥饿的切身感受更为深刻。舒群在诗歌《中秋节》中以一句“我们的米都干了锅”揭示出节日对于苦难者来说只是苦难的加重，让其陷入更加凄凉的境地。陈隄的小说《元旦之夜》中，父亡母病的儿童冬子在元旦之夜给妈妈寻觅吃食而不得，无奈之下只能偷窃，被五六个汉子抓住怒打后，送往警察所。广大下层民众挣扎于饥饿的漩涡中，填饱肚子生存下来成为他们关心的重点和奋斗的首要目标。在节日的压迫下。以饥饿为核心的种种生活苦难被引发和凸显出来，寒冷、病痛、债务等生存危机逼迫走投无路的下层百姓不断寻求生的活路。王秋莹的小说《小工车》描写矿山“小工车”上卖票工人冯云祥的生活。冯云祥老实忠厚，人称“老面包”，13年来辛辛苦苦地在肮脏、破烂的矿山小工车上卖票为生。然而，新年的到来，让他的身心倍受煎熬。他需要在年前还上几笔他“根本筹措不出来”的欠账。需要买香蜡和过年的东西，需要给孩子做一件新衣服。而这些，都是他无法完成的。“年的压迫，深深煎熬着他的心”，更促使他开始审视自己的命运，他在“职务上不敢舞一点弊病，早早的上班，晚晚的归家”，眼看着矿上更换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但是自己非但没过上舒服的日子，反而“是一天一天的流入贫困的泥沼里”，每月的工资不够维持一家的生活，妻子与女儿每天不断的给人缝洗换来的工钱也无济于事，十四岁的儿子小秃没钱上学，每天靠着捡煤与翻着垃圾箱拾破烂来帮助家里度日。还要时刻担心被守矿猎犬袭击。苦难的生活不禁让冯祥云感叹：“忠厚了十三年，现在却过着连吃饭都困难的生活”，“这样缺柴少米的日子，混到什么时候才完呢？”终于，他做起了“十三年从没敢做过的事情”，向购办年货的乘客故意多索要钞票，原本忠厚老实的“老面包”在饥饿的威胁下铤而走险。

作家们往往以贫富对比的形式。表现不同阶层的人对节日的不同态度，使得节日叙事带有阶级压迫的色彩。姜椿芳的诗歌《新年的两个歌曲》描绘了新年时刻出现的两种不同的画面：富人们享受着儿女雀跃、妻子欢笑的快乐，流连于舞场、影院等地：贫人们面对的则是儿啼饥、妻号寒的惨景以及债主们凶恶的脸。于是，新年在富人眼中是“快乐的、可赞美的、显示着生的欢喜、紧张了我的心弦的”节日庆典，而在穷人心中则是“悲愁的、可诅咒的、使我心酸、使我胆战的”鬼门关。萧军的诗歌《新年前》同样展现了新年时刻不同阶层人们的不同心态，有余者许着新年的美好愿望，而苦难者只希望新年快快逝去。

伪满时期的东北作家们刻画着在异族铁蹄之下为活着而挣扎的民众群像，形成了一幅以苦难为基调的传统节日图景。节日所带来的苦楚心境不仅是作家笔下描绘的作品世界，更是身处日伪殖民统治之下的作家们对残酷现实环境的切身体会。30年代初，哈尔滨地区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日伪白色恐怖下走上了流亡之路，对于饥饿等物质苦难有着深切的体会。萧红与萧军一直过着漂泊而贫困的生活。在散文《中秋节》中，萧红表露自己真实的经历和感受。中秋之夜，萧军的一句“起来吧，悄悄，我们到朋友家去吃月饼”让她心酸，因为她“知道今晚连买米的钱都没有”。流亡者如此，滞留在沦陷区的作家们也同样承受着贫穷折磨。作家姜灵非在散文《略论“年关”、“文坛”及其他》中描写自己在旧历新年到来时刻的焦灼心里：“这房金大米之类的问题却苦恼着我了”，“一想到这年，心里未免恐慌起来，不只区区的一个我，便是三千万的同胞也要与我同感吧！”在文中，作家由年关虑及满洲文坛和社会状况，对善于“倒把”、“投机”的“多财善贾”者进行讽刺，表达对时局的不满；对满洲文坛充满失望情绪，指出所谓的文艺振兴不过是虚假的繁荣。

由于饥饿等物质贫困带来的痛苦经历。成为伪满时期东北地区不论是民众还是作家的真实遭遇，是威胁东北沦陷区民众生命严重而普遍的客观存在。在《去故集·序言》中，王秋莹坦言自己内心的纠结与挣扎：“为什么我要把这些男女们放在万难忍受的炼狱里煎熬他们呢？可是客观的现实也同样煎熬着我的良心，使我又如何能用粉饰的笔来抹掉他们的血与泪呢？这问题是不断的折磨我的灵魂，所以时时使我陷入与故事里的人物一样痛苦的境界。”这种对传统节日中民众物质贫困的着力书写，是作家对沦陷时期群体生命形态的真实展现，也是作家自身遭遇的切身体会，更蕴含着作家在民族危难状态下的不屈与抗争，使得节日叙事成为具有民族隐喻性的文化文本。一方面，以生存苦难之手剥落节日欢庆的外衣，揭开日伪所宣称的“祥和繁盛”的假象，婉曲地表达对压迫者的沉痛控诉，抒发悲愤压抑的沦陷心境；另一方面，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和最平凡的人性出发。以传统文化的视角表现东北民众的生活状态，抵御日伪“建国精神”的宣召，借民众个体遭遇表现对民族国家苦难的深沉关切与忧患。

二、身心漂泊与理想失落：节日流亡模式

如果说节日带给东北沦陷区底层百姓的多是物质层面的苦难，是穿透了欢庆表面的痛苦内核；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节日所激发的更多的则是精神层面的苦难，是流离失所、亲人失散的苦涩，是理想失落、前途迷茫的焦灼，以及对“精神的不聋而聋，不哑而哑，同时爱而不能爱，憎又不能憎”的恶劣现实环境的愤懑。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东北地区的知识分子便开始了动荡漂泊的生活，他们在战争中颠沛流离，承受着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双重煎熬，走入了流亡者的时代。而传统节日的到来不断地触动着流亡者的内心，引发流亡者的思乡之情。林珏在散文《有闲人的话——节前》中表白自己在中秋时刻的心境，“我是作惯了流浪客的人，节不节在我脑海已经过得平淡了！只是偶尔触到一些节物——月饼，葡萄，和那一轮撒娇的月亮，却也逗得我怪难过的；这就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理由！”传统节日中原本就包孕着思乡怀亲、团聚重逢的主题。这让背井离乡、亲人离散的流亡者们备受煎熬，不断挑动着他们焦灼不安的漂泊之心。王秋莹在《清明节》中描写自己在清明节回乡扫墓的经历，“纸灰随着狂风而翻飞。火焰紧舔着地上的干草，我怕会燃起了野火，用着树枝按住地上的纸箔，让它慢慢的燃烧，我心里在想着，我今后生活的航线。是不会有正确的轨道呢，何况在这激流的边沿，有谁能拿着罗盘指定自己一生的方向始终不变呢？”思乡怀母的惆怅心境诱发作者对自己身心漂泊、无处安定的无限感慨，前路漫漫而方向迷失，命运无法自己掌控，只能随着时代动荡的激流不断漂泊。“动荡的现代，是一个大的激流，微小的我，当然不知被哪一段支流冲积到什么地方，所以今年的扫墓，未尝不是一个值得珍视的良机，明年的清明，恐怕不知又要漂流到另一块土地，而离故乡更辽远了。”

由节日所引发的漂泊之感促使作家不断思索，一个个理想失落、精神无所寄托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作家的笔下。他们在迁徙、流亡中苦闷、迷失，甚至堕落，又在悲苦和彷徨中找寻生存的意义，追求自身的价值。青榆的小说《年》和《残夜》分别塑造了迷茫于现实社会、不断找寻生活价值的知识青年形象。《年》描写主人公“我”所经历的几次新年，在年复一年中。“我”由积极少年变为了颓败青年。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年是17岁为求学而远征的一个年。在这“梦一般的新年”中，两餐好饭让“我”心足意满，饭后与同学的畅谈让“我”欢乐。首次登台表演的舞台剧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甜蜜得委实令人不可思议了”。但很快，这样甜蜜的日子便消失了。当“我”转学漂流在沈阳时，都市的车马奔驰、灯红酒绿曾引诱着“我”去憧憬、去追求，最终却让人“感到空虚和乏味”。“我”认清了世间的爱与憎、美与丑，“发觉了自己的单调以及环境的悲哀，我望见这社会，如同阶梯一般，一级一级……回家、结婚，人是起始走进悲运途中了”。此时的新年对“我”来说只剩下妻子的吵闹和母亲的埋怨，“我”失去了理想、斗志，陷入生活的泥沼中。当“我”再次转学至铁岭继续求学时，已是“心如寂寞寒灰，身似飘忽落叶”，不断的转学让“我”身心俱疲，家庭的重担使“我”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斗志。成为颓唐之人。年再次来临，“我”面对着白发的爹娘和呱呱啼哭的婴孩，唯有叹息。与《年》相似，小说《残夜》同样表现了沦陷时期知识青年的苦闷与失落。青年菁在新年时刻产生了无限的身世之感。堂堂五尺之躯的他在年关晚上没有饭吃，仅有的买米钱因为要面子被迫付了车费，导致夫妻二人的争吵，菁负气出走。节日的到来如同导火索，现实生活的残酷、事业的颓败、身体的疲惫不堪等问题都点燃在这个小知识分子的面前。当他鼓起勇气重新回家时，妻子却缢死在这个除夕之夜，只留下书信鼓励他重拾理想。

知识青年热切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环境面前备受打击，有着无法宣泄的精神苦闷。他们不愿堕落却不知前路在哪，不愿背离理想信念却不得不妥协于灰暗的现实。山丁小说《岁暮》以“恋人的手记”的形式，讲述了一个青年在岁暮的遭遇。“我”受命来到一座陌生的镇上为官，发现这闭塞的小镇极其腐化，镇上的巡查只想借着高涨的粮价发财，虚伪的绅士和商店油滑的老板为自己的利益相互争夺。“我”怀着理想与斗志，决心整治这混乱、腐败的小镇，解救镇上愚蠢而可怜的百姓。“我”召集全镇上百家铺子的“油滑脑袋”开会，贴布告在街上、市场上予以警告，让当地百姓感到了“复活的希望”。但是现实却给了“我”沉重的打击，粮价依旧持续高涨，百姓生活更加困难。土豪劣绅们趁机垄断市价、囤积粮食，而“我”却束手无策，只能默认。民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爆发抢粮，遭到镇上警察的残酷镇压，被抓捕和拷打。“我”在内心痛骂着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却无力救助不断向我求助的乡民。在“胖身子”的警察局长、“狗眼睛”的会长、“长眼梢”的巡查等地方官吏的压迫下，“我”最终选择离开。至此以后，年对于“我”来说，成为了让人伤逝的时刻，它如同铅块一般，带给“我”沉重的回忆。

伪满时期知识分子的身心漂泊与灵魂的不安定，不仅源自个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苦楚。更出于国土沦丧和异族统治所带来的愤恨和屈辱，在这里，个体与民族国家相联系，而传统节日背景和本土风俗描写成为二者连接的纽带。作家通过对节日流亡模式的建构，唤醒个体民众对民族历史与文化资源的记忆，将个人漂泊所包含的焦灼、激愤直接蕴含于民族的血脉中。

三、民族性坚守与审视：节日风俗书写

在日本殖民者统治下的东北地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被压制，殖民者将东北地区的文学艺术纳入到日伪“官制文化”的范畴，强迫东北民众接受日本文化的教化，把所谓的日本“国民精神”渗透进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企图泯灭东北固有的民族文化与传统，使得东北地区的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日本化。面对异族文化对东北民众固有的中国文化和民族意识的消磨，东北作家以坚守传统文化作为对抗日本殖民入侵的特殊方式，以此唤起民众关于民族国家的共同回忆。如林珏在小说《腊尾年头——沦陷区域的小景》中描写的，腊月最后一天的到来，让冷漠了一整年的日伪管辖市街有了些生气。但是人们采办年货的热闹与拥挤，让驻屯在本地的日军联队长中村“着实感到了恐怖”。他张贴布告禁止百姓聚集在一起，严禁勾肩搭背，禁止百姓在除夕夜燃放爆竹，更加派人手四处巡逻，在僻静的马路安装铁丝网。在重要巷口分配双层的岗位。日伪的严酷管制激起了中国人民更加坚决的反抗之心，元旦的早晨，悬挂在日本驻军大门上的国旗被撕成“粉碎的布条条，在晨风中滚转”。反抗者用传统的文化形式抗击着侵略者，一副血红的春联赫然贴在驻军大门边：为民族生存决与日本军阀殊死战，谋世界和平奉劝有识之士快团结。作品以传统节日习俗为载体，表现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勇气和决心。以民族性的风俗习惯表现东北民众的抗争精神。

然而在文化统治严苛的伪满时期。鲜明表现抗争意识与民族情感的作品受到日伪统治者的严禁和查封，因此作家们往往采取隐晦曲折的表现方式，将传统节俗文化作为创作的背景，通过对极具乡土性与地域性的节日庆祝仪式和祈福活动的描写，使得民族历史与传统不断浸润到民众意识中。田兵的小说《T村的年暮》以旧历小年到除夕之夜为时间轴，描写了年暮T村百姓准备过年的场景，对传统年节习俗进行了细腻的展现。腊月二十三这天，T村的百姓开始为庆祝小年而忙碌起来。地租还不上、猪肉卖不动的老赵头自己都要吃不上饭，却还惦记着要买糖供养灶王爷，因为“二十三是灶王爷上西天回话的日子啊，有钱的谁不买些糖瓜、糕饼，抹灶王爷的嘴呀，让他瞒哄老天爷。把阴险的、罪恶的、欺骗的行为掩饰过去，按照‘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的‘质例去说好话”。从不爱干活的“老狗子花”今天提着扫帚扫雪、扫尘，因为“扫尘就是扫陈”，是预兆吉祥的意思，“扫出陈旧的、不祥的、郁暗和不景气。在小年这天一遭儿赶扫出去，光等着迎接的就是除夕的‘发紫和新年的‘新了”。村里的丫头、媳妇、老太太忙着碾米做粘糕，“簸的、筛的、收的，大人、孩子吱吱哇哇忙个邪乎”，粘糕寓意“年高”，百姓将“年高年高，步步登高”视为“嚼不烂的经文”。小孩子们在这样的日子格外兴奋，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们依旧乐观开朗，唱着“辞灶辞灶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的歌谣，憧憬着、期待着盼望已久的福气。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节庆习俗，展现了伪满时期东北人民所保有的民族传统特色的生活实景。T村的百姓们过着“一家不如一家”的日子，深知在这种吃饭难的年头里，命运早已注定。但是除夕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贴上了春联，满写的是“期望升官发财，五谷丰登”，“以它来给人一种渺茫的温暖与自我麻醉，亮出深重的希望、企图和憧憬”。老赵头在吉时把各处贴个红彤彤。“连茅厕栏子和猪圈门都贴上了福字”，祈求来年顺利。豆腐、粉条、猪肉、酸菜这些传统的年节食物，早已在锅中发出“滋滋啦啦”的声音。在动乱时代下，民众对节日的期待、对节俗的美好愿望。有着抵抗苦难的苦涩与无奈，给人一种坚持的温暖与希望，闪耀着一种穿透绝望寻找希望的精神力量。

节俗作为一个民族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古老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浓缩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包含着一种共同的民族记忆，传承着民族文化的精神：同时，它作为透视国民性的一面镜子，是民族性格的集中反映，成为作家言说国民性的重要场景和渠道。节日风俗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与内容，构成了涵养国民性格的沃土，它滋养出东北民众坚忍顽强的生命力，尤其在日伪统治的异质时空中，这种国民性格成为坚守民族文化的重要支撑。在蓝苓的小说《端午节》中，虎子爹从三层楼高的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成重伤而亡，虎子妈却只得到盖楼公司的几十元抚恤费，只够买口薄棺材。虎子妈日夜缝补衣服，独自养活着五岁的儿子，苦熬着岁月。即使在这种苦境下，虎子妈依旧保持着坚韧纯朴的精神和穷人的志气。端午节将至，虎子因想吃粽子受到粮店徐掌柜的儿子小东的嘲笑与欺辱，虎子妈给孩子讲“人穷志不穷”的道理，将儿子带回家。可是屋外叫卖粽子的声音让虎子不停争吵，连梦中都惦记着吃粽子，虎子妈决定用自己的双手满足儿子的愿望，忍饥挨饿地熬夜缝补衣裳赚钱，一种底层人民的倔强和顽强跃然纸上。

传统的风俗节令作为检视国民性的标志，既彰显出民族文化滋养下优良美好的民族性格，同时也映照出国民性中的缺陷与恶疾。长期的宗法统治使得东北地区相对闭塞。保留着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旧式风俗习惯和精神信仰。伪满时期的作家们接续了五四时期新文学家对国民性的思考，透过对节日风俗习惯的描摹与展现，揭示东北民众的灰暗人性和病态人生，对本地区的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作家白痴将笔触放置于除夕“拜财神”这一传统节俗上，小说《财神爷》描写了百姓中存在的一心拜神求佛的迷信思想和恶习，作家对此进行批判，以达到启蒙民众之目的。新年将至。H镇“家家门上都贴着猩红瞩目的春联，大开着两扇门，里里外外，撒满了柏叶及松枝”，“每家屋顶上都是香烟缭绕”，拜神求财成为H镇除夕之夜的年终庆典。贫苦的百姓信奉着一条千古不变的“婆婆经”，“如果不在这天晚上默佑着财神爷关照的话，这一年里决不会有人旺财旺的喜兆”。镇上做木匠活的沈老三，虽是一个刻苦的劳工，余不下许多钱，但他的心，总想着发财，从来不信他自己的命不强。他信奉着“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的说法，期待“诚能格天”，坚信只要朝夕祈祷，一定能感动上苍。沈老三虔诚地跪在地上，将饺子恭敬地供奉给财神爷，之后才喜孜孜地捧回屋里自己享用，祈求着财神爷的可怜，可是年年的虔诚信奉换来的依然是“家徒四壁”。当原本寓意迎福神、求好运的民间传统，变为寄托全部生活希望甚至是求财暴富的功利性工具时，节俗也就成为一种生存于百姓中间的强大的生活方式，一种无形却无法挣脱的牢笼，它塑造着愚昧、冷漠、自私的国民性格，让其麻木而不自知。作家将笔触深入至民众古老的生活方式和心理隋绪中，以清醒的认识和现代的价值观对流传于东北大地上的民风习俗进行审视。揭示了东北乡民的贫瘠病态现实生活和愚昧麻木的精神世界。

借助节日及其风俗描写，伪满时期的东北作家建构了一个充满传统文化色彩和地方乡土气息的文化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作家通过对节日中东北乡民群体生命形态的展现、知识分子心理感受和文化心态的剖析，以及民族性格的审视完成了对国家民族的文化想象，反映了沦陷时期东北地区的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心理，并以此对抗日伪殖民文化的管控和渗透，抵御异族文化侵略和精神奴役，表达了文学的反抗意识和民族立场。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