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统

毛泽东获得了多数票
——遵义会议一幕

□ 刘统

长征开始是走一步看一步。最初的想法是到湘西去和贺龙、萧克会合。

行军像大搬家，坛坛罐罐都带上，队伍慢吞吞地向西移动。这么笨重的队伍，一天才走二十里，怎么能突破四道封锁线，进入广西境内呢?这是因为广东军阀陈济棠与中共达成默契，故意放红军西行。

从江西突围的时候，红军的行动做到了隐蔽和突然，把国民党的中央军一下甩掉了。如果轻装前进，就可以迅速脱离险境。但是不久，队伍笨重、行动缓慢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蒋介石赶紧部署围追堵截。广西白崇禧的桂军在南线，湖南刘建绪的湘军在北线，企图两面夹击，将红军消灭在广西界首、全州一带的湘江东岸。红军组织了甬道式的防御：红三军团在南线阻击桂军，红一军团在北线阻击湘军。战斗从十一月二十七日打响，双方在新圩、界首、脚山铺等地展开激烈厮杀。

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是军委纵队行动过于缓慢。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军委纵队才到达湘江渡口。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和上万挑夫组成的队伍，缓慢地走上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马夫和战士们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和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了，人们大声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动荡的浮桥使搬运行李的战士和民夫连站都站不稳。后面又走上来红军剧团!小红军抬着的大箱子摔裂开，花花绿绿的服装和道具撒了出来，小红军一边收拾一边哭。突然，一颗炸弹在距离很近的地方爆炸了，桥上的人马全被掀翻到江里。江面上漂浮着文件、传单、苏区的纸币和书籍。

湘江之战持续五天，是长征中红军遭受损失最严重的一战。但是统计一下，掩护部队的伤亡也只有几千人，远远达不到记载的四万多人。事实上，湘军和桂军都以保护自己地盘为目的，既没想全歼红军，也没打算把自己的部队拼光，所以红军才能坚守四天阵地。但是到了湘江，上有飞机轰炸，旁有敌军夹攻，红军队伍大乱，仓皇之下，逃散的人数必然很多。所以过江之后清点人数，只剩下三万多人了。

下一步向何处去?博古、李德还想继续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蒋介石也是如此估计，部署中央军和湘、桂军于湘西，前堵后追，再布下一个口袋等红军进来。

这时，毛泽东向“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转道进入贵州，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十二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通道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能在中央政治局陈述自己的意见，也是自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的赞成。周恩来也认为与贺龙、萧克的会师难以实现。“通道转兵”没有使红军再次陷入重围，达到了挽救红军的第一步目标。

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毛泽东建议继续西进，在敌军力量空虚的黔西北地区或川黔边地区创建新苏区。会议争论得很厉害，毛泽东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泽东，周恩来与李德的矛盾也公开化了。会议决定红军向遵义进军，避免了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黎平，军委机关也做了重要调整，刘伯承出任军委纵队司令员兼红军总参谋长，实际上夺了李德的指挥权。李德非常愤怒，与周恩来大吵。一向委曲求全的周也拍着桌子与李德争论，“三人团”出现了分裂。

在此期间，三个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边行军，一边密谋。他们没有指挥权，眼看红军一天天陷入绝境，忧心如焚。他们认为不能让博古、李德继续指挥下去了。但是如何变更领导，事关重大。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在考虑什么关键问题呢?他在计算如何获得多数票。

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执行“国际路线”的苏区中央局成员集体赶下了台。鉴于这个痛苦的教训，毛深深懂得一个道理：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路线和目标，必须团结大多数干部，特别是在政治局里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当时在政治局里，毛没有把握获得多数票。拿不到多数票，就无法改变领导层，更难确保他重回最高决策层。所以毛泽东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得多数票。

毛泽东六十年代回忆：“在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每次政治局开会，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就做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许多意见。通过王稼祥，又做了洛甫(张闻天)的工作。洛甫也转过来了。可是以后再做别人的工作，就再也做不动了。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军事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我们不要老是开这样的会了，不行了。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军团一级。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来决定吧!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

毛泽东瞒着“三人团”做了各军团干部的工作，然后向博古、周恩来提出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各军团首长来共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博古、周恩来不知情，就答应了。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里的柏辉章公馆楼上召开。博古首先做政治报告。周恩来接着做军事报告，他主动承担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部分责任，同时对李德、博古提出了批评。

他们做完报告后，张闻天站起来说：“博古同志所做的政治报告和恩来同志所做的军事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措辞严厉的定性之后，张闻天开始从第五次反“围剿”说起，历数“三人团”在作战指导、战略战术等方面的错误。主要内容都在后来张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里。随后，毛泽东也做了长篇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后来包含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张闻天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也参考了毛泽东的部分观点。

王稼祥第三个发言，他支持张、毛的观点，对李德、博古提出尖锐的批评，并第一个提议请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所以毛泽东后来称赞王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会议过程中，毛泽东采取了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的策略：对李德严厉批评，对博古留有余地，并且对事不对人。周恩来非常不安。凭着他在党内斗争的经历，感受到这次会议毛泽东等人的表现绝非简单的批评，这就促使他思考站队的问题。

在第二天会议上，周恩来做了沉痛的检讨。表示作为红军总政委，他对红军的失败和现状也要承担责任。周恩来这关键的一票，也是举足轻重的。毛泽东会后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应该指出，博古还是有气量的。他坦然接受了批评，并为自己的交权做了准备。

遵义会议重组的中央新“三人团”，第一是张闻天，第二是周恩来，第三才是毛泽东。决议说“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即毛泽东是周恩来的助手。长期以来，为了突出遵义会议，都说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事实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决策层。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过程，遵义会议只是一个起点。

（摘自《读书》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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