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任建明



党内问责条例，怎么修？

文_任建明

问责主体到底是谁，问责主体是否有足够的授权和资源来履行问责责任，以及问责主体履行问责责任不到位时，会不会有管用的再监督和再问责措施？

今年初召开的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正式提出要启动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或《条例》）的相关工作。未来的实践将会表明，制定问责条例是我国反腐败工作领域乃至责任政党、责任政府建设中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十八大后问责理念和实践的新变化

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实际进程启动较晚。最早为启动问责实践所做的努力大概可以追溯到1998年或2001年。1998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其中有“责任内容”和“责任追究”规定）。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颁布《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

可是，真正的问责实践却恐怕要延后到2003年甚至2008年。2003年，非典事件中，从中央政府开始，两位在任正部长级官员被免职，被舆论称为“问责风暴的开端”。2008年，全国一系列安全事故中一批行政官员被问责，被舆论称为“行政问责年”。然而，直到十八大前，问责实践都只是零敲碎打，主要局限于行政系统官员，局限于安全生产、群体性事件等少数领域。

十八大以来，我国的问责实践才称得上是进入到一个全面化、实质性发展的新阶段。过去3年多，首先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领域的“两个责任”开始问责，并向更多的党政机关乃至社会领域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