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高 平

也说利用

文 高 平

“利用”这个词，用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不会产生歧义，大家都是很容易接受的，没有人会感觉有什么不舒服；但是一旦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问题就来了。对于这个提法，许多人都不愿接受它。

“利用”二字的关键在于那个“利”字。人类懂得，只有锋利了才更有用，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工具，从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石臼，到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数字化时代，人类都在不断地制造工具，越造越“利”，越“利”越有“用”，越好“用”。

“利用”二字，也由最初专指对于锋利工具的使用，拓展为涵盖了一切有用、可用、好用、有益、有助等等的意思。

“利用”这个词，用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不会产生歧义，大家都是很容易接受的，没有人会感觉有什么不舒服；但是一旦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问题就来了。对于这个提法，许多人都不愿接受它。

有人会说：你把人与人的关系都看作利用关系，岂不是亵渎了人的那部分纯洁、高尚的感情？我也反复考虑过，怎么能够既把问题说得清楚，符合人类生存的实际和社会关系的实情，又能让人听起来顺耳，易于接受，是不是可以换一个类似的词儿，比如把人与人的关系概括为“采用”或“使用”或“录用”或“重用”的关系，显然都不合适；或者干脆把“利”字去掉，只用一个“用”字，即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用”的关系，这其实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办法。说到底，“用”什么？为什么“用”？能够离得开“利”字吗？无“利”谁用？

问题的症结所在非常清楚，就在于人们对于“利用”这个词的感觉性理解。

在相当多人的心目中，或者在习惯的感觉中，“利用”是一个贬义词。总是把它与使用不正当手段满足私欲挂起钩来。这当然是有原因的，由于社会上有不少人利用同伙或利用好人，做过损人害人的事，必然连累了“利用”这个词儿，有点像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我们有必要把老鼠和汤区别开来。

其实，“利用”不是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世界上的万物，有利才有用理解。

在相当多人的心惯的感觉中，“利用”总是把它与使用不正挂起钩来。这当然是社会上有不少人利用人，做过损人害人的“利用”这个词儿，有坏了一锅汤。我们有必区别开来。

其实贬义词性词物嘛。一切利用都是为了得到好处和方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利是用的应有之义，也可以说利是用的修饰词或形容词，甚至说是语助词也无不可。不论是什么，有利则用，无利不用，这是一条铁的定律，丝毫不必讳言。

“利用”这个词儿只有和人的动机与目的挂起钩来，搭配在一起使用，才能确定它的好坏。比如，废物利用、变废为宝，利用风力发电，利用就有了褒义的属性；比如，利用人的善良或轻信，骗取人的钱财，利用一词才会有贬义的属性。

朋友间的利用

友情、友谊，是人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人类美好感情的一种。是很珍贵的。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有个明摆着的事实：没有人会和对自己毫无用处的人交朋友，更没有人会把损害自己的人当作朋友。说穿了，朋友关系也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当然也可以叫做互利关系、互助关系。19世纪俄国克鲁泡特金在他著名的《互助论》中，就论述过人类之间一直存在着互助关系。

对于朋友的利用，虽然各式各样，如果可以借用两个哲学名词来表达的话，可分为形而下和形而上两大类。

形而下的利用是实实在在的，如为我办事、解我危难、助我提高。

形而上的利用是比较虚的，隐形的，精神性的。其中包括：

增我荣耀。和有名望的、有地位的、有身份的人交了朋友，可以引以为荣，增添自身的荣誉感，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就连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也对家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陋室铭》）感到自豪。

念我知音。最典型的是“高山流水”的故事：钟子期听懂了俞伯牙曲子中的高山流水之意。钟子期死后，俞伯牙挑断琴弦，摔碎瑶琴，说：“知音不在了，我还弹给谁听？”茫茫人海，知音难寻！如果在众多的相识之中，能遇到一二知音，会是很大的精神收获，会念念不忘，视为终身的朋友，不必对对方再有什么要求。

慰我心灵。有些朋友，不一定常有来往，不见得关系很深，甚至相互间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可是也许只是由于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对自己或为自己说了一句好话，就足以使人感到欣慰或感激，这种友谊也是久久难忘的。譬如“文革”中我在当“牛鬼蛇神”的时候。“革命群众”不敢或不屑与我说话。有一次，我正在扫院子，兰州军区的老资格作曲家史次欧（在这之前和之后，我和他都无个人接触，只是彼此认识而已）走过我的身边，微笑着对我打了一声招呼：“劳动呢。”我觉得此人比谁都好，这句话比什么都珍贵。至今在我的心中，他是我一流的朋友。

亲属间的利用

我这里指的是直系亲属，非直系的亲属可以划归到朋友中去。

按说，直系亲属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一种，他们之间的相互服务、彼此利用、同舟共济是最无私的，不讲条件的。表面上看，也确实如此。但是，趋利避害的本能和个人素质的不同，不可能不作用于亲属之间，亲属关系既不能脱离人的社会属性，也不能超越人的实际生活。

所以说，亲属关系是一种非常密切、十分美好的关系，但也并不那么神圣。

历史上也好，现实中也好，为了个人的种种利害，同室操戈者不胜枚举。从皇宫内到百姓家，大则为了争夺王位，小则为了争夺财产，以致兄弟相拼，父子相残，夫妻反目。自己解决者有之，靠人调解者有之，诉诸法律者有之，久拖不决者有之。发生在亲属之间的悲剧和丑剧，比之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更加让人难过和愤慨。

古代的圣贤们为了谋求安定社会，巩固家庭组合，维系亲属关系，想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办法，主要是建立伦理道德，内容有父母对子女的慈，子女对父母的孝，兄弟之间的悌，女人对男人的从。核心是一个“孝”字。孝成了“修身”“齐家”的基础，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部分。孝是由血缘关系孵化出来的，是对于养育之恩的报答，当然是对的。但是有些统治者和封建卫道士，把孝绝对化了，有的帝位公然宣称“以孝治天下”。我国还有一部《孝经》，大约成书于战国晚期，唐代列为经典，南宋列为十三经之一，社会影响巨大而长远。它开始就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人身上的毛发和皮肤，都是父母给的，不能毁伤它们，是孝的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古人（不论男女）是不理发的，只有出家人才剃去头发，以表示断绝亲情，脱离红尘。更为荒谬的是元朝人搞出来一个《二十四孝》，它甚至把孝推到了有悖人性的顶峰。最典型的是《郭巨埋儿》那一孝，说郭巨因为家贫，不能养活小儿子和老母亲，为了顾母亲，就把小儿子活埋了。鲁迅在他的《二十四孝图》一文中挖苦说：“倘是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是我吗？”

孝也好，慈也好，悌也好，都是对于亲属关系的理想式表达。其实，说到底亲属关系也是相互之间的利用关系，而且是每个人一生下来的最初的、最直接的、最赤裸裸的、最理直气壮的利用关系。

在亲属的身上，人们利用了些什么呢？答案是获取供养、获取疼爱、获取慰藉、获取重用。

从获取慰藉来说，母爱是最无私的，这话不错，但是，即使是自始至终一点也不求报答的母亲，对儿女仍然有利用的方面和内容，那就是从儿女的身上获得精神的慰藉。她们（加上父亲们）利用子女的存在，获得了自己生命的延续感，或者解决了事业、财产的继承之忧。这也是外人所不能替代的。尤其从长相、性格等与自己相像的后人身上更能获取这种愉悦。兄弟姐妹之间也能够相互无言地传递对于父母养育之恩的同感和特殊温暖的共享。

至于获取重用，宠爱、信任、提拔、重用自己的亲属是人之常情。因为血缘使他们之间的感情与利害关系更加紧密。“上阵还靠父子兵”。由此还产生了“选贤不避亲”之说。所以，父子公司，兄弟公司，夫妻店，姊妹店到处都有。它的负面影响是裙带关系过多，裙带风盛行，任人唯亲现象普遍。这在私营的企业中也许利弊难以衡量，特别在政界，则危害很大。为此也采取了措施，制定了规定，如直系亲属不得在一个单位工作等，但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大概只有用选举和考试代替提名和任命才可以消除此种弊端。

自古以来，特别在人治高于法治的体制下，掌管了一定权力的人，对于自己亲属违法犯罪的处理，一直是个大问题。矛盾斗争十分激烈。所以才在反对“任人唯亲”、声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现象的同时，有了“大义灭亲”的提倡，才不断地宣扬包公铡侄子包勉、杨延昭辕门斩子、戚继光斩子等对亲属不徇私情的故事，此类戏曲也久演不衰，感动过千千万万的观众。

亲属关系分为血缘和非血缘的两种，前者如兄弟，后者如夫妻。人们普遍地看重前者，才有“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说法，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包含有轻视妇女的因素。而且从感情的角度讲未必如此，因争“衣服”而“手足”相伤的例子不少，如古代的曹丕与曹植；因“衣服”的挑拨而使“手足”反目的例子也多，如现代的周作人和周树人。

亲属关系的特点在于一个亲字，其实它带给人们的并不都是温馨，彼此之间必然存在着或轻或重、或多或少、各式各样的矛盾，诸如性格、爱好、习惯、素养的不同以及审美情趣、宗教信仰、政治见解的不同，再加上种种心理方面的、利害方面的冲突，解决起来更不容易。比如：有的心中有了疙瘩，但碍于亲情，不便明说，只好憋着生闷气，结果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有的因为自己觉得付出了很多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感情回报，形成积怨；有的以为既然是一家人，就可以不讲礼貌，无条件索取，使关系失去平衡；有的埋怨“胳膊肘往外拐”，“肥水”流了“外人田”；有的互相攀比，心生嫉妒等等。

如果上述种种问题发生在其他人之间，倒还比较容易解决，不再和他来往或者少和他来往就是了，但是亲属关系是不容易或不可能改变的，即使通过法律程序解除了某种关系，也只是形式上的脱离，血缘和亲情依然无法铲除。所以，“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老话才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作者系中国作协名誉全委

责任编辑 刘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