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二棒

一

1938年4月28日，黄师岳团长点名完毕，在昆明圆通寺将花名册交给了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此时，徒步行走了两千多里路的师生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接下来是怎样的生活。

自日寇切断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后，由于物资运输困难，昆明经济几乎恢复了旧时代的情况。女人们又搬出她们的纺车，开始用手纺线。用煤油灯的人家开始改用桐油灯照明，抽纸烟的人改抽水烟，家织布代替了机织布。大片田地荒芜，工厂倒闭，商店关门，乡野田畴遍布面黄肌瘦的逃荒者与失业人员。

当时昆明通胀，用蒋梦麟的话来说，“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联大的教授们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人间。以1942年为例：设1937年生活费用指数为100，则1942年11月的昆明是14828。也就是说某教授战前每月最低生活费50元，来到昆明后就变成了50×148.28=7414元。而当时的工资是多少呢？助教是100到200，讲师是180到300，副教授是240到400，教授是300到600。无怪乎当时有人说昆明只剩下了三样便宜货：“邮票、电影和助教”。

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列举一下同年昆明的物价，或许能更好地说明问题：大米7元1斤，蔬菜9元1斤，豆腐16元1斤，猪肉28.7元1斤，牙膏18元1支，毛巾35元1条，士林布25元1尺，房租21.6元1平米……也就是说西南联大领最高工资的教授，一个月竟然买不起40斤豆腐！

1943年5月，费正清来到昆明，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惊：“联大教授坐在太阳下喝茶，什么都不想做。”老朋友萧蘧“破衣破帽，浑身上下都是补丁，挂着一条领带，好多地方磨得发光”，俨然一个叫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