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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之困:社会进步的“副产品”

2016-11-26李振

瞭望东方周刊 2016年43期
关键词:副产品陌生人社交

在大城市,人际交往逐渐变得理性化。交谈无力、交往障碍是社会进步的“副产品”

2016年春节,张明再次被催婚击中。这一次,他切实地感受到自己可能真的“被剩下”了:36年来,还未有过像样的恋爱经历,更别提结婚对象了。

张明在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工作,根本没有周末。在他印象中,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在立业前结婚。作为程序员的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我能在5分钟内滔滔不绝地跟你聊我的设计理念,但总也找不到话题去跟异性聊天,总不能也聊编程吧?”张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己干脆断了谈恋爱的心思,一心扑在公司工作上。

张明的情况称得上是一二线城市一些大龄未婚青年的一个代表。《中国人口和社会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显示,2011~2015年,中国单身人口从1.98亿上升到2亿,其中适龄未婚比例在一二线城市更呈现出飞速上涨的特点,如广东15~35岁未婚人口比例已经达46%。

“我们的大部分客户属于大龄未婚青年,且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在婚恋网站世纪佳缘广州服务经理王微看来,缺乏充分、活跃的社交关系让一些人无法摆脱“心灵孤岛”,不会与人交谈成为不少大龄青年单身的原因之一。

交谈,本是一项基本的社交技能,长期以来,却成了困扰许多人的难题。

不会交谈

从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到珠江新城的地铁3号线上,张明坐1站的时间需要10分钟,因为他每天上班要同2000多人“竞争”才能挤上地铁。地铁车厢里同样拥挤,距离近得犹如人们在“交头接耳”。为避免尴尬,张明与所有人一样,站稳抓牢后的第一件事基本就是掏出手机。

在张明看来,每个人都陷入了一种有序而封闭的生活:总有加不完的班,早9点晚10点的工作将他拴牢在家与公司两点一线上。

因为从事的工种,他在工作上接触到的异性不多。除了编程,他几乎没有工夫去培养其他兴趣爱好,在与异性交往时“不知道聊什么”,成了他的一大困惑。在几次交往受挫之后,他承认自己“不够幽默”“有点乏味”,由此开始失去自信。

据2015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关于社交障碍,占比最多的受访者(44.1%)认为“找不到共同话题”,其次是害怕暴露自己的弱点(39.8%)。受访者的其他社交困境和障碍还包括怕打扰他人(33.7%)、缺乏幽默感(31.8%)、羞于展示自己的长处(30.0%)、习惯以自我为中心(19.2%)、总担心他人有敌意(13.4%)等。

世纪佳缘CEO吴琳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总结出此类人群的三点通病:自我意识较强,挑剔他人;性格内向,无法推动话题;过于莽撞,不经意间得罪对方。”

生活环境也是造成交谈障碍的一个原因。“80后”“90后”在成长过程中既遇到了独生子女政策,又迎来了互联网大发展时代。

“在北上广一线城市,大多数‘80后客户是独生子女。”吴琳光说,独生子女在家庭教育中很早就被父母告知“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长大后,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了难以开口跟陌生人说话的人。

“90后”李诗欣也是独生子女,她对此感受颇深。“我们独自在家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泡在网上,是见不到陌生人的,就是所谓的‘御宅族吧。”她说,她童年最熟悉的朋友除了同学就是“网友”。

独生子女政策加上网络的兴起,让越来越多的孩子“宅”在家里,现实社会结识陌生人的机会不多。“宅”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面对面表达能力的退化,不太会使用长句子和精确词汇表达属于自己的感受和思想,这导致了他们在人际交往中的沟通障碍。

无功利不交往

李佳妮是一名工作在一线城市的大龄未婚女青年,她性格活泼开朗,不存在交际障碍,可她的问题在于“不想交谈”。

2011年,她进入一家金融机构上班,月入过万,衣食无忧。父母不断催促她早点恋爱结婚,她却总以打太极的方式推脱开。

“金融机构本来工作压力就大,每天加班,有时周末也不能休息,根本没时间谈恋爱。再加上周围的同事也都单着,就不再着急了。”她说。

曾经也有一段时间,每逢不加班的周末,她都在和亲戚朋友推荐的人相亲,但都没有结果。

她的结论是理想中的结婚对象太难找了。“我硕士毕业,已经在广州买了一套房子,我理想中的结婚对象至少要‘门当户对。”

“但大部分都不是很满意。所以,我越来越厌倦相亲了。”李佳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目前在中国传统的主流婚恋模式“相亲”中,交往加进了功利元素。

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他的研究中总结出一套“相称婚配”理论。他认为,“一个有效的婚姻市场总是有完全相称的婚配,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成亲。尽管有时不相称婚配也很重要。”

在他看来,一个有效率的婚恋市场也遵循等价交换、互惠互利、利益最大化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加里的理论实质上就是中国过去所说的“门当户对”:很多时候,相亲的前提要建立在等价交换、利益最大化基础上。虽然有点难以接受,却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有房有车成了男女成功交往的保障之一。”王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社会转型伴生品

不会交谈和功利性强,让数量不少的城市适婚白领陷入“交谈无力”的沼泽,导致结婚难的尴尬。

在广西师范大学社会学博士肖富群看来,这种大龄未婚现象背后,具有社会原因。

“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他们较长时间的求学、频繁的流动以及繁忙的工作,推迟和挤占了他们的婚恋时间;个人内化的社会择偶标准,缩小了他们的择偶范围;社会婚恋道德环境的某些滑坡,让他们在婚恋中过于谨慎甚至心存畏惧。”肖富群认为。

社会学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王兴周认为,这是社会转型的伴生品。

当大家都为生存而奋斗的时候,温饱、住房的问题自然是主要的。而现在到了相对富裕的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实现,问题也就变了:隐藏的城市病、工业病、心理病显现出来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

“中国正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王兴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大城市,人际交往逐渐变得理性化。交谈无力、交往障碍是社会进步阶段性的‘副产品。”

社交悖论

针对“80后”大龄未婚青年群体和“90后”新兴群体,市场上流行起了交友软件。

对此,王微这样评价,“太多的选择等于没有选择。”在她看来,就算在交友软件上聊得再好,双方总要见面的。

王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的用户也可以在上面搭讪、表示好感,但实际上效果并不好。”

而吴琳光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悖论:性格内向的人在社交工具上往往表现得异常活跃,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却总是表现出“交谈困难”。

在泡学网活动总监可豪看来,这是由于表达环境不同而导致的表达差异。

“线上的社交成本几乎为零,每个人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塑造心目中的完美形象,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谁,长得什么样;回到现实生活中,他们往往会自我设限,或者不自信,表达自然就受到了抑制。”他说。

关于社交悖论产生的原因,新媒体研究学者、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农郁认为,在陌生人社会,社交媒体给社会个体带来了新的社交体验。匿名社交实际上是一种角色互动,个体的身份是“自定义的”,这个社交空间不受习俗和契约等限制。

在她看来,“我们可以在社交工具里说任何我们想说的话,没有限制。因此,交谈在线上线下会变得很不同,甚至是相悖的。”

但是,这种没限制是不是就意味着没责任呢?这种没责任的沟通,又会带来什么呢?在面对面的实名沟通交流需要承担责任时,会不会就是一片尴尬呢?

“陌生人社会”的殊途与同归

“当我第一次到这个村子时,大家只是围看,没有一个人前来说一句话”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振 骆晓昀/北京 上海 广州报道

美国人戈登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却始终搞不懂,“为什么你们要把我当成一个外国人?”戈登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尽管他想融入中国的生活,说普通话、吃中餐、写汉字,甚至还参加了一档中国综艺节目《非正式会谈》,但还是分分钟被按“外国友人式”对待了。

中国姑娘李诗欣在美国经历了与戈登相反的经历:留学期间,她跟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一样,快速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在咖啡馆、在酒吧,我同美国女孩一样,享受着被称赞漂亮的快乐。”她说。

戈登和李诗欣,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异国他乡,却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感受:习惯了搭讪的美国大叔遭遇了尴尬,而秉持“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理念的中国姑娘却迅速适应了美国式攀谈。

表面上看,是同样的交流,不同的回应。实际上,是中外社会文化存在太多的殊途与同归。

“大家都互相防备”

戈登经历丰富,马里兰大学西班牙语学士、耶鲁大学人类学硕士毕业,在朋友的酒吧做过调酒师,在中缅边境地区做过研究,目前在北京一家留学机构上班。

他乐于交友,周末会跟不同的朋友外出聚餐。这一切都让他非常舒适:我跟他们一样工作、生活、玩乐。然而,当他一个人乘坐地铁返回住处时,会有一种不那么舒服的感觉。

地铁上都是埋头专注于手机的人,戈登身旁站了一对带小孩的夫妇,这原本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当小朋友指着我大叫外国人时,我非常不舒服。”戈登告诉本刊记者,他故意用普通话开起了玩笑,“小朋友,我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可是一觉醒来就变成这个样子啦,没准儿明天你也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此话一出,整个车厢的人都将异样的目光聚焦到了戈登身上,但没有人接腔。

“我认为这算是一种歧视,虽然我是外国人,但首先应该把我当作一个人来尊重。”戈登明显提高了声调。

一些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让他感到了“不公平”。“他们的眼神充满好奇和窥私,上下打量中充满狐疑,在背后议论,却不愿或是不敢上前与我们搭腔。”他满是不解,“我也说普通话啊!”

终于,当他在小区楼下遛狗时,跟邻居的一次搭腔解开了困扰他的难题。

这个小区有不少人养狗,遛狗的邻居们大多三五成群。戈登以遛狗这个借口主动与邻居攀谈。此次对话相谈甚欢,邻居告诉他,“并非对你好奇,而是大家不愿意随便跟陌生人交流,因为在大城市大家都互相防备”。

酒吧里的不同境遇

在与北京相距遥远的广州,28岁的智利留学生保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保罗告诉本刊记者,他与中国结缘始于一次交流。“2009年,我从智利来到中国的上海大学参加一次交流活动,3个月的时间让我深深爱上了中国。”

2010年,他申请到天津师范大学做交换生,在这里学习中文,并在2013年来到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攻读中文传播学士和硕士学位。

在他的印象中,广州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这里生活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但提到交朋友,他皱起了眉头。

“虽然我在这里有很多中国朋友,但大多是通过朋友介绍才熟识的。”保罗说,“在智利,我们不太需要朋友引荐就可以交到朋友。”

智利是一个西班牙语系的国家,信奉天主教,除了南美风俗,更多地受到了欧洲文化的影响。年轻大学生热衷于泡在酒吧消遣,搭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交方式。

“一个人在酒吧会很无聊,请身边的年轻女性喝一杯再正常不过。”保罗告诉本刊记者,他在酒吧认识了很多朋友,只需要一句“你很漂亮,我想请你喝一杯,交个朋友”,就能很愉快地聊下去。

回忆起第一次在广州酒吧攀谈的经历,他现在仍唏嘘不已。

他按照在智利的方式和身边的中国女孩子说话。在他看来,女孩子明显有戒备心,没聊几句就表现出要离开的意思,最后与他相聊甚欢的还是外国人。因此,他对这次酒吧的经历印象深刻。

在李诗欣看来,外国人在公共场所通过搭腔异性找到女友甚至终身伴侣很普遍。“相信在中国,如此恋爱的真实案例是不多见的。”她说。

攀谈不等于要结婚

实际上,中国女孩子的交友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一些真实案例正在中国发生。

现年40岁的外企高管强尼在上海生活多年,他曾在2000年左右认识了一个上海当地的女友。他说,当时两人都在明珠线(现3号线)等地铁,从事分析师行业的他擅长观察,通过对女孩的外貌、肢体语言的分析,攀谈后便开始交往了。

即使如此,中国人与西方人对此的理解仍是不同的。在中国,男女间的交流有些就是出于结婚的压力——每逢周末,一些大龄青年在咖啡厅或茶馆里,也有从攀谈走向交友、结婚的事例。据受访者所言,在欧美人的概念里,攀谈的目标并不是结婚。

上海某私立医院高级医师安德鲁告诉本刊记者,“实际上,没有人会第一次见面就考虑到结婚。”

他认为搭腔都是开朗的人向内向的人开口。“白天的攀谈基本都是信息需求类的,比如到了一个陌生的旅游地点,向当地人了解当地的特色美食或者景点,或者在咖啡馆与人攀谈打发时间。而夜晚的搭腔,说实话大多数人的目的是找人一起打发一个夜晚。”

在强尼看来,这是中外文化的一个明显区别。因为在欧美人的概念里,并没有什么“大龄”男女青年。“在欧美社会中不敢有这种观念,对于任何大公司而言这都是一种歧视。因此,我们可能一直没有结婚,但每个人都曾经或正在保持一段伴侣关系。社会和家人并不会因为没有稳定婚姻关系而给予某个个体压力。”强尼也渐渐地意识到,这种中外差异是不能改变的。

“外热内冷”与“外冷内热”

李诗欣认为,中外搭腔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人拘谨且含蓄,尤其是女性,主动与异性搭腔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是不被提倡的;而外国人相对开放,公共场所里的搭腔被认为是社交的一种方式。

李诗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去美国留学之前,她一般很少去与异性搭腔,更别说去酒吧了。“在20多年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酒吧文化。”她说。

环境的变化,让紧绷在李诗欣头脑里的那根弦放松了:2年留学和1年工作的时间里,李诗欣变得能理解那里的文化。

“我曾经在咖啡厅被一位男士搭腔,我们从学校谈到了共同的兴趣爱好。最后我们加了Facebook好友。”她说。

而在戈登看来,中美教育方式的不同或许也带来了差异。

“中国的课堂大多采取老师授课、学生听课的教育模式,以至于从小形成了一种习惯:在公共场所、在人群面前不必讨论,只需遵从权威信息即可。而在美国,课堂上很少树立权威,知识都是相互讨论得出的,因此美国人在公共场所的习惯是:相互沟通讨论。”他说。

保罗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归结为思维方式不同。

在中国求学,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当代中国(广州)与智利(圣地亚哥)社会婚恋观念比较研究》。他发现,中国的婚恋情况与智利非常不一样。

在他看来,中国广州有着大多数一线城市的普遍状况:遍地都是大龄青年,大龄青年解决婚恋问题的主要途径是经朋友介绍。而在智利,大家普遍认为“恋爱不能通过朋友介绍”,否则分手后会影响朋友感情。

“在智利,许多男青年通过攀谈找女朋友,因为即便不成功也不会影响生活。”他说。

不同的方式,最终还是根植于中西文化的差异。通常来说,中国文化被认为是静定的、内向的、安分守己的,而西方文化是流动的、外向的、开放的。

西方文化的一个思想是“无物不变”,因此西方人不满足于稳定的生活和安宁的环境,这种思想表现为喜欢变换职业、搬家、旅游、冒险和参加体育活动,当然也表现为愿与陌生人交往。

《东方人与西方人的50个思维差异》一书中谈到,西方人“外热内冷”,对陌生人热情,但同时会非常理智地与别人划清界限;东方社会则是熟人社会,人们表现得“外冷内热”,对熟人常常过分关心,对陌生人则表现得比较冷漠——有句俗语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西方人注重父母、夫妻、朋友间的经济契约,注重个人的独立性,这被看作是西方社会人情淡漠的一面;而在另一种场合,即陌生人之间,他们又表现得与东方人相反。比如,路上有人车子抛锚了,一般会有陌生人主动停下来帮忙。

同样的困境

不过在戈登看来,“每个国家都有外向和内向的人,内向的人都不善于攀谈,而不是中国人普遍认为的‘外国人就特别能搭腔。”

在他看来,美国大城市的情况跟中国基本相似。互不交流的“城市病”在大城市也很普遍。

社会学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王兴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导致都市人“攀谈无力”的根本原因在各国都是一样的:大量的人从乡村来到城市,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快速的生活节奏压得他们无暇顾及周围的陌生人。

“欧美的情况更加严峻,因为他们更早地经历了城市化、工业化,城市人口集聚导致了‘城市病,犯罪、交往障碍、冷漠变得非常严重。”他说,“当前中国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城镇化,希望未来不要让‘交谈无力变得越来越严重。”

他认为,费孝通所描绘的乡土中国正在发生改变。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人际关系织成了一张张庞大而复杂的网,或血缘、或地缘、或姻亲……,各种“缘”让彼此熟悉、彼此关照,乡土中国是一张通过“熟人”织就的网络——如今,乡土中国也在慢慢有了“陌生人社会”的某些特征。

这让戈登想起他调研中缅边境村落时的情景。“当我第一次到这个村子时,大家只是围看,没有一个人前来说一句话。”戈登说。

线上线下,搭腔的套路

线上的信任感被消磨得厉害,活跃度已大不如前,所以又回归到了线下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振 特约撰稿查沁君 覃白璐/北京 广州 香港报道

每天会有无数的青年男女在交友软件上搭腔。

普通上班族李源恋上了一张照片,于是手指轻轻地右滑。在这款App里,右滑代表喜欢,而恰巧这张照片背后的陈蔷对李源做了同样的事。两个人在茫茫人海中通过科技找到了对方,从相识到结婚,用了78天。

同样,现实社会里的一些陌生男女每天都在上演相亲大戏。

“90后”女孩马青性格内敛,向来不喜欢主动迈出第一步。通过婚恋活动及朋友、家庭成员的介绍,她走马观花式地见了一拨又一拨“青年才俊”。最后,她对大她几岁的周亮产生了好感,从相亲到心动,用了90天。

现实、虚拟、熟人、陌生人四者缔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网络结构。不仅是李源和陈蔷、马青和周亮,一些追爱的都市男女有了自己关于相识和恋爱的法则,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技术手段可以避免尴尬

家住沈阳的李源第一次使用探探App,就遇到了陈蔷。

这是一款针对“80后”“90后”的交友软件,使用者可以在平台上通过左右滑动认识附近的人,左滑过滤掉、右滑喜欢,只要相互喜欢就可以搭腔聊天。

探探CEO王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通过技术统计,女性选择右滑的只有6%,而男性右滑则高达60%,这说明活跃度其实是由男性用户带动的。这也符合中国女性内敛含蓄的特点。”他说。

2016年1月29日,李源与陈蔷相遇,在一个陌生虚拟的网络世界。对于他们来讲,对方或许只是一个ID,只有语言能证明彼此的存在。李源总是想方设法逗对方开心。

“社交媒体的技术逻辑,导致出现了以往未曾出现的新型社交关系。”新媒体研究学者、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农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以往,要建立与他人的暧昧关系并不简单,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但现在通过交友软件“摇一摇”、向附近的人打招呼的手段,暧昧关系可能就迅速建立起来了。

网络社交可以避免被当面拒绝的尴尬,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事情也可以在网络上进行搜索。很多人选择先从大众话题聊起,再根据共同喜好深聊。当然,各种经验永远会相伴其中。

选择合适的场所

就在陈蔷决定与李源见面的时候,马青也找到了她中意的相亲对象周亮。

马青是典型的乖乖女,家境不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回国,成为北京白领中的一员,但父母唯一不放心的是性格内向的她还从未谈过恋爱。

在父母的安排下,她开始参加商业公司组织的婚恋活动,整个会场里,密密麻麻都是单身男女,“你做什么工作,月薪多少”这样目的性极强的流程式问题,令她感到浓重的压迫感,没过几轮就“逃”了出去。

在一些城市,一些未婚男女更热衷于参加陌生人社交活动,在各类社交场所中寻找可能的婚恋对象。

林白是内地人,三年前到香港工作,成为一名“港漂”。她发现,香港虽然是中西荟萃之地,本地人社群文化却根深蒂固,换言之,作为“外来者”,即使自己的粤语已经足够熟练,她仍感到难以融入香港本地群体中。

“香港朋友即使和你玩得再熟,也很少会主动把你带进他们的香港朋友圈子中。‘港漂们要脱单,要靠自己勤奋多参加活动。”林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为“港漂”群体设置的社交活动名目繁多:室内活动有创业分享会、读书会、手工坊、万圣节派对、桌游娱乐等,户外活动有船趴、行山、郊游、攀岩、射击课程等。

“这些聚会虽然不是就脱单的主题展开,但‘港漂们通过参加这些聚会扩大社交圈子,可成为脱单的一个途径。”林白就在聚会上结识了目前的男友。

在群体社交场所跟陌生人搭腔,被认为是摆脱交流恐惧的一个办法。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著的《乌合之众》一书中曾提到,人在群体中和独处时的心理和行为有着很大区别——在群体中,人们往往可以做出比独处时更为大胆的举动。

对于攀谈成功之后的约会场所,百合网情感咨询师曹静认为,一二线城市绝大部分客户的婚恋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情商不高”。选择一个合适的约会场所,被看作是情商的一种体现。

从2016年开始,曹静开始与马青接触。按照曹静的安排,马青与周亮的第一次约会是在咖啡厅。

多年的经验告诉曹静,第一次约会千万不能选择吃饭,这样会打乱节奏,也会给对方造成压力。她说,“选择在咖啡厅可以向对方充分展示自己,环境既不嘈杂,又有情调。”

现今,也有不少都市男女将第一次约会的场所选在博物馆、美术馆、书店这类文化场所。一来双方可以围绕特定主题展开交流,避免冷场;二来可以观察对方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与自己是否相投,算是一种“测试”。

前3分钟最重要

第一次相亲,最重要的实际上是前3分钟。

在百合网情感研究院院长周小鹏看来,相亲本质上就是搭腔。“两个陌生男女在公共场合第一次见面,给对方留下好印象就会深入接触,实际上,搭腔也大概如此,重要的是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周小鹏经常引导她的客户,“见面前一定要打扮一番,这是尊重。”

马青回忆,第一次见面时周亮干净整洁的仪表让她平添好感,礼貌有分寸、轻松友善的谈吐、平和的心态让她进一步降低了戒备心,第一次交谈以愉快的心情结束,他们又约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后来逐渐确定了恋爱关系。

开头的破冰话题可以采用问答形式,从小细节处体现贴心程度。周小鹏强调,“尤其是女生,都渴望被关注。”

在世纪佳缘CEO吴琳光看来,由于每个人性格和生活环境的差异,加之我们本身就处在一个趋于内敛的文化环境中,所以很多人不太善于主导与陌生异性的沟通。

此时可以选择兴趣、近期热点等话题展开对话,吸引对方的关注,例如工作趣事、旅行见闻、最新电影、家乡风土、憧憬生活,等等。

“当对方对你开始有了解的兴趣后,再进行双向的了解就会变得比较顺畅,但不要一直不停地发问,注意观察对方反应是最重要的。”他说。

每次客户与相亲对象见面前,世纪佳缘广州服务经理王微总要帮助陌生男女作适当的铺垫。

“假如某位女生比较内向,我们可以多跟她的相亲对象讲她的优点,并把女生的爱好提前告知,方便相亲对象展开话题。”王微说。

套路与禁忌

马青总结说,攀谈跟相亲一样,需要“套路”。

广州的培训导师万光耀认为,一些“套路”是可以学习的。

例如,人与人之间是存在安全距离的,你越胖越大就越要与对方远一点,越矮小就越靠近她;你要先跟攀谈对象眼神接触,展示你的微笑;在第一个问题抛出得到回应后,马上延展话题。

“搭腔切忌上来就要对方的联系方式,因为女生天然都有戒心。为了表明我想和你交朋友,就需要不断延展话题,让对方在延展中不知不觉放下戒心。”万光耀说,可以通过延展话题获取对方更多信息,方便获得下一次约会的缘由。

在搭腔过程中还有个小技巧——假性离开。跟对方聊得高兴时,你假意要走,先走一步再回头,说要不要留一个联系方式?“在聊得还不错的基础上,女方是愿意给的。”他说。

建立信任感

移动社交工具的出现确实促发了信息的高效流通,并逐渐形成由兴趣和创意延伸出的各类亚文化,而这些亚文化为用户的交友择偶提供了更多圈层的选项。

但移动社交工具的出现自然也给虚拟世界带来了“尴尬”。

在虚拟世界里可以有多个自我,个体往往根据自身喜好在社交网络自定义一个全新的自我。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讲师许同文认为,“自定义全新自我的主要目标是‘规避耻辱和‘提高声望,这是在线互动的主要促进因素。”

尴尬便是:作为社会演员的我们都希望创建能够更好地反映自己的形象,那么信任感何在?

李源和陈蔷选择了见面,有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后来才成了互相生命中的另一半。

泡学网活动总监可豪坦言,只有线下才能真实地解决实际难题。“线上的信任感被消磨得厉害,活跃度已大不如前,所以又回归到了线下。”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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