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问题与应对

【编者按】刚刚过去的一年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年。那么，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要化挑战为机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为此，本刊特别策划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问题及应对”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分别从“一带一路”的政治风险、“一带一路”与外交创新、“一带一路”与国际秩序变动以及“一带一路”之文化考量等4个角度，对“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现采撷部分专家观点，以飨读者。

“一带一路”的政治风险

郝宇青：“一带一路”对国内政治生活的潜在风险

“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提出的。其目的和意义不仅在于拓展了我国外交的新空间，更在于为经济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当然，任何一项战略的实施，都需要对其可能产生的有利和不利的方面做出评估，这样才能使有利因素最大化，并规避不利因素所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而使其产生最大的效应。

在这里，我仅就“一带一路”战略对国内政治生活可能产生的三种风险谈谈自己的看法。

具体来说：第一，有可能强化国内民众与西方价值观念的对立情绪。对于民众来说，很有可能把“一带一路”战略和美国主导的TPP对立起来，认为TPP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上的包围和经济上的围攻，是美国对其国际政治霸权地位受到中国挑战而采取的政治经济的遏制策略。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有可能强化国内民众与西方价值观念的对立，强化民间二元对立的思维，即凡是西方的都是错的、不好的、针对中国的。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是很有市场的。如果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占据上风，是不利于中国融入世界的。

第二，有可能弱化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并由此而影响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指出：“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和我国发展动力转换的形势下，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这对于企业来说，自然要成为创新发展的先行者。然而，“一带一路”战略可能为中国的过剩、低端产能转移到外部，提供了有利条件，反过来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创新升级，不利于应对经济新常态，进而影响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第三，有可能弱化体制改革的主动性与自我完善的动力。如果把“一带一路”战略看作是针对TPP的反遏制策略，那么，在这种观念引导下，很有可能会形成“中国中心论”的观念，有可能会认为中国已经是可以和美国叫板的政治大国，有可能会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完美的，因而有可能会固化中国既定的体制机制，固化旧有的社会政治结构。这样，就会弱化甚至失去体制改革的主动性与自我完善的动力。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高民政：管控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治军事风险

关于推进“一带一路”是否会引发国内的政治风险问题，从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角度考虑，是必须给予充分关注和重点研究的重要课题。例如，对外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会不会引起国内民怨？据估计，中国实际上还有将近1亿的贫困人口，在国内还有许多的贫困人口问题要解决的情况下，有人就认为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是在国外大把撒钱。确实，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要有大量资金投入，也不排除由于免除最贫穷国家债务以及援助发展中友好国家而在经济上付出了很多。但是，从全局看，这不仅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而且就经济而言，收获肯定会有，或许只是短期收获还是长期收获的问题。如果算上政治账，我们显示了一个负责任的文明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形象，种下了中国人民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人民的友谊的种子，为中国乃至世界创造了和平发展的机遇和条件，实际上就成了“花小钱干大事”。但是，包括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在内的国内民众未必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的研究和宣传要对此予以重点关注。不仅在对外宣传中要消除他国的疑虑，在对内宣传中也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消除国内民众的担忧。因为如果做不好这项工作，就有可能成为产生国内政治风险中的重要来源。

此外，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还要注意防范军事风险。人们比较担忧的是，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中国海外企业逐步增多，中国居民对外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中国人员和中国企业遍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地区也必然成为“新常态”，这伴随的不仅仅是经济收益的增加，也可能会随之带来很多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与纠纷。特别是需要注意到，当前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也毫无例外会受到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渗透和影响，在经济、法律、外交和政治手段都失效的情况下，能不能通过合法的军事力量和手段将中国海外企业和中国公民乃至国家利益维护好，值得有关方面深思。我们正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特别是还在不断地裁军，一旦国外遇到类似情况，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因此，如何防范军事风险也是必须要充分给予考虑的重要方面，需要加强研究，尽早提出应对之策。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

陈宗权：提升“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一带一路”可能给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第一，“一带一路”可能成为美国等国攻击中国、破坏中国形象的正面靶心。美国近些年在亚太动作频频，无一不是为了“吓阻”中国在地区的崛起。美国从一开始、打心眼里就对“一带一路”疑虑重重。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是“试图在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书写规则”，美国等国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歪曲解读，对中国的形象塑造非常不利。第二，“一带一路”可能引起相关国家对中国意图的疑虑，影响它们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一带一路”愿景自提出以来，虽然叫好声不断，但一些负面评价夹杂其中，比如有人称“一带一路”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中国版的“再平衡”战略或是新怀柔政策，加重了一些国家对中国意图的疑虑，对中国形象的破坏不可小觑。第三，“一带一路”的实施可能会引起部分国人的质疑，这对内部的国家（政府）形象塑造形成挑战。“一带一路”虽然利国利民，却仍然被一些过激、无知言论混淆视听，导致部分公众对国家（政府）形象的认知产生偏差，从而对国家形象塑造形成挑战。

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提升国家形象？第一，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下可考虑设置“公共关系办公室”或类似机构，专门规划总体形象、协调形象分异、处理形象危机事件等。第二，积极开展“丝路外交”，将其平衡置于“大国外交”架构中。“丝路外交”要充分考虑外交关系的平衡问题，特别要注意“丝路外交”与其它外交的平衡问题；要以真诚、开放的态度处理好与美国及欧洲大国的关系，减少它们对“一带一路”的疑虑，增进互信，增强合作。第三，在具体形象塑造方式上，要注重形象主体的“他塑”过程，在研究和了解形象主体性生成规律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计形象塑造方式。可以根据国家及其民众情况的不同，分层次、划类别、有针对性实施形象塑造策略。第四，在舆论塑造与传播方面，可以以软化硬，更多以柔性话语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可以考虑多运用谦诚、情感共通的话语表达中国意图，多编制、叙述细致入微的“中国故事”传达正面能量，多以耐心、真诚、开放的姿态应对各类歪曲舆论和负面报道。第五，要注重国内的民间舆论场，用接地气的柔化语言表述风格引导民间舆论。要善于疏导民间不理智的怨气、戾气，以软化硬、以柔克刚，从而逐渐消除公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偏见，改善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政府）形象。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一带一路”与外交创新

叶淑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哪些外交创新？

“一带一路”体现实践先导的创新精神，会催生外交思维、理论以及体制创新的需求。

第一，“一带一路”需要外交思维创新。（1）强国思维创新。强国思维不是天朝帝国思维，也不是美国霸权思维，而是一种不回避问题，变被动为主动，并具有良好自我反思精神的思维方式。（2）包容性思维创新。我们具备很强的“共同”思维，如强调共享、共担及其命运共同体等。现在，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主导者，要走得更前，具有对不同文化、宗教和价值观的包容性思维。（3）实证思维创新。“一带一路”涉及众多国家和人口，需要进行国别分析与实地调研，来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体系。

第二，“一带一路”需要外交理论创新。“一带一路”建设要考虑更好地传递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和平发展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义利观、亲诚惠容等理念，有较强的情感色彩。西方在谈论中国崛起时比较习惯使用权力、利益视角。我们可以从心理、集体潜意识层面加强和平发展理论的创新研究。（2）新型区域合作理论创新。中国倡导的区域合作不同于西方封闭的、排他的区域合作，而是开放的、兼容的区域合作。（3）创造性介入理论创新。“一带一路”涉及很多国家，当地政局稳定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中国如何在不干涉内政基础上介入和处理冲突，这需要理论创新。

第三，“一带一路”需要外交机制创新。“一带一路”对内可能形成“倒逼”机制，催生国内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对外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对世界秩序的重塑产生影响。这需要有决策、协调和预警机制的创新。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国际政治教研室副教授）

汪伟民：“一带一路”对中国外交的意义

从外交创新层面审视中国“一带一路”，我认为“一带一路”的提出意义重大。

第一，“一带一路”是外交理念的一大创新。这一创新性表现在5个方面：从亲诚惠容理念发展到提出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从新安全观到亚洲安全观、亚洲主义；强调“先予后取”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强调软实力、软工程，切实重构中国国家形象；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外交真正成为内政的延伸。第二：“一带一路”为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了许多抓手。这些抓手包括：建设六大走廊；开拓陆海9条线；塑造战略支点和关键国家：俄罗斯、巴基斯坦、韩国、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发展中英战略关系、中国与中东欧1+16模式。第三：“一带一路”是外交战略的大设计。它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延展版。在这一设计中，中国大周边外交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不再以美国为唯一重点；主张陆海并重，甚至以陆制海；主张利用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多重手段：例如亚投行、丝绸基金、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等；主张新大陆型经济体、新欧亚主义理念。

不过，“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离不开以下外交机制的联动与创新：发挥国安会的作用；外交部的大部制改革；防范风险的外交预警机制的建立；国内外联动决策体制的完善；《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与中国军队走出去等法律法规的健全。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何奇松：“一带一路”下的三轮外交

2015年中国外交的重点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在“一带一路”战略外交主轴下面，中国发起了三轮外交，分别是为构筑国际金融体系而开展的外交，姑且称之为金融外交；为“一带一路”提供安全保障，在海外进行军事基地布点，姑且称为军事外交；利用高铁、核电和太空技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姑且称为高技术外交——但是太空领域的对外活动最为成功，以太空外交概括更合适。这三个轮子相辅相成：金融外交是基础，军事外交是重点，太空外交是手段。

金融外交的亮点就是设立亚投行以及人民币SDR份额提高，加上近年来成立的金砖国家银行、丝路基金，以及未来的上合银行，努力构筑国际金融体系。在军事外交领域，我们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吉布提等国家合作，建设海港和军港，为未来我国海军活动提供支持。太空外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天基公共产品，促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同时有利支撑了海外基地的军事活动。

未来，中国要更好地利用金融外交，为有关国家发展天基资产提供金融支持，促进太空外交的实施，拓展外海军事支点，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供安全保障。目前，日本也在利用其先进的太空技术，拉拢东盟、印度等国，围堵中国在这些国家开展的太空外交。除了巩固已有的对老挝、巴基斯坦、印尼等国的太空外交成果外，中国太空外交似乎以上合组织成员国为重点更为切实可行。2015年上合组成成员国达成广泛的太空协议，促进导航卫星等领域的合作，为中国北斗系统在上合成员国建立地面站点提供了便利。2015年，中俄也达成广泛太空合作协议，包括对地观测领域的合作。这样，连同北斗系统的地面站点，更加有利于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信息的收集，为保障“丝路”安全提供信息。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一带一路”与国际秩序变动

郭学堂：“一带一路”挑战现存国际秩序？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大问题，即中国是不是在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很多西方专家认为，中国就是在挑战当前的国际秩序，“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挑战的具体表现。

中国发展需要世界，我们强调中国历史上没有对外侵略的基因，强调“一带一路”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会挑战国际秩序，但实际上一些国家很难相信。

第一，美国与中俄之间长期存在着对欧亚大陆的主导权之争。自小布什上台后，美国一直处于地缘政治攻势地位，但是中俄倡导的上海合作组织最终稳住了中亚，与美国形成了僵持格局。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外交带有明显的主动性。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俄抱团趋势更加明显，中俄战略防守中也有战略攻势。在这种背景下，主要面向欧亚大陆的“一带一路”的提出，必然使美国戒心重重。

第二，区域主导权之争使印日对“一带一路”反应冷淡。印度国内不少人始终认为中印两国存在着对南亚和印度洋的主导权之争，尽管中国并未打算与印度争夺南亚和印度洋的主导权，何况印度洋实际上是美国在主导。但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印度政府的反应特别冷淡，尤其是对中巴走廊的实施明显不悦。东亚主导权之争也是一个大问题，集中体现中日韩围绕东亚主导权的争夺，特别是由于近些年来中日关系的恶化，日本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屡屡发出批评声音。

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大国对中国“一带一路”持有的怀疑甚至敌视的目光。对此，中国应强调这是国际秩序自身变革的结果，而非中国主动地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并且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能否掌握地区的主导权，本质上在于大国能否可持续地为该地区提供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契机。

（作者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袁胜育：借“一带一路”参与国际秩序建设

关于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国外学术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既存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没有理由打破现状、另起炉灶，将继续作为现有体系的搭便车者，并最终成融入自由主义国际体系；另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走向强大，中国将不满足于其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会寻求以一个新的秩序取而代之。

我认为，中国大可以走一条中间道路，因为中国确实是既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虽然既有国际秩序有不公正之处，但中国也尚未建立起一套能得到各国认同的价值体系和公共产品，来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间道路意味着我们要采取一种融合的选择，吸取现有国际秩序中有益的成分，再增加中国所认同的价值理念和公共产品。

那么中国可能对现有秩序做出怎样的贡献？

第一，中国传统价值观特别强调的正义、包容（体现在对多样性的尊重，尤其是在处理宗教和文化问题时）、秩序（体现在对主权和内政的尊重），都可以参与到世界秩序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可以在国际秩序中推广。

第二，国际秩序有其象征物，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象征物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北约、欧盟等。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机制可以作为新的象征物，来服务于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与旧有的国际秩序象征物并存。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一带一路”之文化考量

郑华：美国媒体建构下的中国“一带一路”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后，一些学者的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回应，可以有效瓦解美国对中国的新一轮战略围堵。那么，美方对“一带一路”有着怎样的认知呢？美方认为中美之间存在合作的空间，还是一场零和博弈？

我们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为数据库，搜集到从2013年9月“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后至2015年9月共计25篇高相关度报道，这些报道均是就“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及其具体举措的详细报道或充分反映各国对“一带一路”态度的报道。

从语境创设的角度来看，这25篇报道中，直接以“一带一路”外交战略作为主要议题的数量最多，共有14篇（占56%）；其次，报道焦点是从“一带一路”规划入手，重点介绍中国新疆问题的，共计3篇；余下的报道涉及的议题较分散，多是从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上来探讨“一带一路”的意义和影响。

我们重点对文本内容进行了倾向性分析，研究发现：美媒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具有复杂性，可以说积极、中性、消极的观点并存。不过，总体上，在报道倾向上，没有特别消极的成分，中性的报道居多。例如，在用什么词形容“一带一路”问题上，美媒使用了“雄心勃勃的”（Ambitious）、“坚定自信的”（Assertive）、“更加有力的”（More vigorous）、“积极的”（Activist）等比较中性的形容词。当然，在涉及到新疆问题时，有些报道运用了“冲突”（Strife）、“不安定的”（Restive）、密切关注中国动态（Keep a careful eye on China）等消极字眼。

从以上分析可知，对于“一带一路”，美媒总体上持中性平和的态度，并没有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充满警惕甚至是恶意。由此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中美之间的一场零和博弈，中美之间存在合作的可能性。针对美方有些人士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存在的不信任态度，中国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对待，更加主动地与美国进行友好磋商，寻求利益契合点。同时，中国还需切实落实“一带一路”的相关政策措施，尽早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且注重对外宣传，构建出一套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纳的话语体系。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姚勤华：多元文化差异对“一带一路”的影响

关于多元文化差异对“一带一路”的影响，我从中蒙与中越贸易比较说起。

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2015年上半年我国对蒙古国贸易实现169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3.3%；其中出口47.7亿元，下降20.4%，进口121.3亿元，增长5.7%。出口以机电产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资源型商品进口增减互现，部分资源性产品进口增速加快。而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5年上半年，中越贸易额约为25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6%。其中，中国对越出口额约为192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8%，进口额约为66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1%。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

为什么中蒙边贸与中越边贸有这么大的差距？从人口来看，越南有9200万多人口，蒙古号称300万人口，实际只有区区280万人。但是，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文化差异。与属于东亚文化圈、信奉勤劳致富、注重积累进取的越南不同，蒙古长期处在苏联控制下，已经欧化。由苏联输入的西里尔字母创造的现代蒙语，又称新蒙语，其文字与我国的内蒙古文字完全不同，夹带着大量俄语词汇。更重要的是，随着文字的改变，蒙古人的习俗也欧化了，追求所谓的自由生活。蒙古过去靠苏联人的援助生活，不愁吃，不愁穿；现在同中国人贸易，卖煤炭、铜矿、木材的收益，就够吃了。中国人，一个铜板当两个铜板花。蒙古人说，够吃、够玩就可以了，要赚那么多钱干嘛？因为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文化，蒙古人很少想过要储蓄。所以，与这种习俗或文化的国家打交道，很难在经济上有大的收益。

我的初步结论是：第一，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与小富则安的民族经商，我们不能指望有大的经济回报，与蒙古的贸易可能永远是逆差，在蒙古的投资可能只能考虑其政治意义；第二，针对蒙古国，要注意其夹缝心理文化，蒙古是在苏联一手操纵中独立的，长期依附于苏联，苏联解体后，终于获得自主，尽管现在俄罗斯不景气，但蒙古国不可能全盘倒向中国，而是采取不偏不倚的国策。所以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时须考虑所在国的外交文化心理。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章忠民：“一带一路”为改造民族文化精神带来机遇

当前推进的“一带一路”无论是发展战略还是总体战略，对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我想谈的机遇是对于更新改造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当下谈到“一带一路”更多的想到古代的丝绸之路，却或多或少遗忘了一些事情，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并且打击的力量都是从海路过来的。这说明中国的海防、海权乃至上升到海洋意识都是相对薄弱的。中国传统是以内陆意识为主，海洋意识相对薄弱的，主要体现在对海洋的基本认知方面。我们在谈到海防时更多地是认为海洋是屏障，不像西方海洋强国那样认为的海洋是通往世界获取资源、传播其文明的一个桥梁。如今，上层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在民众的心理上还有一个很大的上升空间。在“一带一路”当前的背景下我们应如何重新培育海洋意识？海洋意识初步分为三个层次，即从海防到海权，最终上升到海洋意识。中国的传统农耕文明比较发达，主要是内陆意识起主导作用，海防意识比较边缘化。内陆民族求稳定，海洋民族则是在海上漂浮不定的，因此，海洋意识与内陆意识相比，其风险意识较强，无论是文化风险还是政治风险、军事风险。当代，我们要培育海洋意识，对过分追求超稳定、惧怕不确定因素的心理要有反思和改造。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黄永鹏：蒙元帝国建构对“一带一路”的历史启示

忽必烈和他的谋士们构建的蒙元军事和商业帝国对于我们今天建构“一带一路”构想有一定的借鉴启示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破地域限制的通商和物流可以用巨大物质利益纽带将各种异质化和马赛克散碎状的区域联结成一个整体。

忽必烈以草原蒙古联盟的军事力为帝国权力的根本；以欧亚地区财富与人口最多的中华世界作为财富的基础；同时，以阿拉伯穆斯林的商业力打通物流。这一建构将草原世界、中华世界两个要素联结起来，实现军事与经济的共生，草原与都市的复合；创造出了国家主导的超大规模的通商、物流系统；建设了一个打破各地关税壁垒、由政府保护贸易安全、各地度量衡标准化大蒙古国；开创出了前所未有的欧亚大贸易圈。

当然，蒙元军事和商业帝国的建构对于当下“一带一路”构想的借鉴意义很有限，因为其间的差别实在太大。最关键的差别点就在于内外有别：忽必烈的蒙元帝国建构是一个统一大国治理的内部问题；而“一带一路”构想则完全是一个跨越国界区域合作性质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一带一路”由于没有一个统合组织机构，没有一个可以号令沿线各国政府的权威和力量，因此，提出的各种构想都只能是意向性构想。联结起沿线各国的唯一纽带，就是各国对于利用这一国际合作平台获取的国家利益，以及各国对于这些利益的认知乃至是否愿意获取这些利益的愿望迫切程度。这些利益，可以是经济利益，也可以是政治利益或者其他国家利益。这种基于利益导向建构的国际合作平台的前途，正常的逻辑应该是利大则聚、利小则鸟兽散，利在平台在、利消则平台散。

“一带一路”构想提出的“互联互通”核心思想是符合通商交流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平等互利原则的。这一原则之下实现合作共赢的愿望符合了沿线各国扩大国家利益、增益人们福祉的共同期待，也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构想具有了现实的活力和未来发展的无限生命力。

（作者系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