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爱国

俄罗斯“斯拉夫主义”思想的学理内涵

文/赵爱国

研究俄罗斯，“斯拉夫主义”是一个绕不开的视角，因为它是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看待世界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方法论。

19世纪被誉为俄罗斯“经典哲学”繁荣的世纪，其主要标志是：俄罗斯从这个时期起才开始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哲学”，该哲学的核心内容即“斯拉夫主义”。正如俄罗斯著名哲学家施佩特所说：“斯拉夫主义的问题是唯一独创的俄罗斯哲学。”从18世纪的“欧洲主义”到19世纪的“斯拉夫主义”，俄罗斯完成了由“拿来主义”向实现民族自觉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在俄罗斯思想史上无疑是一件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它宣告了贴有俄罗斯标签的统一民族意识的形成。这一民族意识不仅规约着俄罗斯整个20世纪所走过的历程，同样也影响到今日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和思想变革的基本走向。鉴于此，本文拟从其生成机理、学理内涵和发展演化等视角来考察“斯拉夫主义”的哲学价值，以从一个侧面来深化对今日俄罗斯之现实的认识。

“斯拉夫主义”学说的生成机理——文化自信

“斯拉夫主义”作为19世纪30～70年代俄罗斯哲学和社会思想的一种思潮，从一开始就是在与18世纪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主义或西欧派的对立中形成的，其核心思想是俄罗斯在历史文化方面相对于欧洲的“独特性”。但任何新的思潮或理论的出现都不可能是无由来的。“斯拉夫主义”的生成机理无疑是思想、社会和政治因素“三位一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斯拉夫主义”的思想渊源主要是东正教。东正教作为基督教中最为原始、最少规范的一种形式，其传统精神向来与经院式的繁琐理论相背离：它不注重推理演绎和逻辑论证，注重的是具有道德自由的思辨，因此，被斯拉夫人认为是正统的基督教。其中的约瑟夫派的正统基督教思想，后又发展成为较为完整的“第三罗马”学说，该学说强调俄罗斯相对于西方世界（包括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独特性、纯正性与正统性。根据这一学说，整个罗马的历史在对基督教的认识中可分为三个阶段：“旧约”时期为“第一罗马”；君士坦丁堡时期为“第二罗马”；而“第二罗马”遗产的唯一继承者则是莫斯科，也就是“第三罗马”。该学说一经提出便受到东正教界的追捧和执政君主的赏识。尽管18世纪俄罗斯盛行的是“欧洲主义”，宗教界和思想界也试图用“俄罗斯欧洲”的概念来取代“第三罗马”学说。但扎根于东正教传统和民族文化根系的这一学说思想，却始终没有因此而沉寂下去，而是作为俄罗斯意识中占主导的成分顽强地延续了下来，并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始终在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支柱性作用，最终发展成为具有民族自觉性质的斯拉夫主义学说。

在社会成因上，“斯拉夫主义”主要是基于民族传统，俄罗斯人独特的生存环境“村社”组织赋予其独立自主的意识。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村社本是与广袤的俄罗斯平原的地理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并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它从13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几乎贯穿了整个俄罗斯社会史。在俄罗斯人的传统观念里，村社既是他们的社会和联盟，也是他们的“米尔”。在俄语中，“米尔”既是世界的意思，也是和平的意思。久而久之，原始而古老的村社组织逐渐演变成为全体俄罗斯人观念认同和心理依附的一种民族文化符号，成为俄罗斯精神和民族性格的代名词，它集中体现了俄罗斯人“独立自主”、“和谐共处”等思想特质。

在政治因素方面，斯拉夫主义是在俄罗斯民族“精神复兴”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其直接动因则是俄军于1812～1814年打败了入侵的拿破仑军队和欧洲远征军。当时，整个俄罗斯都弥漫着“西方衰落”的政治气氛，认为这是传统的“专制”战胜西方“立宪制”的结果。俄罗斯著名诗人丘特切夫（1803～1873）曾于1848年写下《俄罗斯与革命》一文，唱响了西方衰败的挽歌：“西方在消失，一切都在燃烧中崩塌和灭亡：查理大帝的欧洲，1815年和约的欧洲，罗马贵族和所有的西方王国，天主教和新教，早已丧失的信仰和毫无理性的理智，从此后不可想象的秩序和不可能有的自由，以及在所有这些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欧洲文明，都被欧洲亲手毁掉了。”这一“西方世界在衰败”的挽歌声，无疑极大地激发起俄罗斯的使命感。俄罗斯社会中重新燃起了对本国制度、本国历史、本国文学以及本国语言的兴趣，斯拉夫主义由此成为一种时尚。沙皇制度像催化剂一样提振起俄罗斯精神，使俄罗斯人似乎进一步认识到数百年来实行专制制度的优越性所在。在斯拉夫派看来，其优越性并不在制度本身，而是能够产生“聚和性”作用的“道德力量”，也就是所谓的“精神专制”。时至今日，多数俄罗斯人依然对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强势”沙皇充满无限的敬意，更对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铁腕治国方略拍手称好。而这一切，应该说都无不源自“斯拉夫主义”哲学思想中所包含的对传统专制制度的民族认同感。但问题是，又是什么力量构筑起上述三大基础的呢？或者说，构筑起斯拉夫主义学说大厦的内在力量又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三大基础的生成归根到底是由民族文化的自信力支撑起来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东正教、村社制度和专制制度“优越性”的足够的自信，就不可能形成相应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从这点上讲，文化自信无疑是奠定斯拉夫主义学说基础的基石。

早期斯拉夫主义学说的学理内涵——思想自觉

“斯拉夫主义”的学说思想是在与欧洲主义或西欧派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在学术沙龙进行口头辩论，后来发展成为在报章杂志上的论战。两派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西欧派强调俄罗斯应该融入西欧，而斯拉夫派则认为西欧的道路“不适合俄罗斯”。那么，“斯拉夫主义”所谓的“俄罗斯道路”究竟有何特定的学理内涵呢？

早期斯拉夫派的领袖人物，学界公认有基列耶夫斯基、大阿克萨科夫、霍米亚科夫、萨马林等4位。尽管他们的职业及兴趣、爱好等不尽相同，但却“志同道合”，为奠定斯拉夫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这些早期斯拉夫派代表人物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东西方”之间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其学说的学理内涵离不开对“东西方”最根本的差异——宗教和历史两大领域的聚焦。斯拉夫派奠基人正是在该两大领域内，分别从哲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文学、民族学等不同视角对斯拉夫主义学说作出精辟而务实的阐释的。应该说，尽管俄罗斯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俄罗斯人的自主形象和自觉意识，直到基列耶夫斯基、大阿克萨科夫、霍米亚科夫和萨马林等先辈们勇敢地提出“什么是俄罗斯？”“俄罗斯的本质何在？”“俄罗斯的使命是什么？”“俄罗斯在世界上占有何种地位？”等问题的那一刻起，才真正开始形成。因此可以说，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具有哲学价值的思想运动，它不仅标志着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自信开始结出带有思想自觉性质的丰硕成果，更向世界宣告贴有俄罗斯标签的“斯拉夫主义”已生成为统一的民族意识。如果说统一的俄罗斯民族形成于16～17世纪的话，那么其统一意识的形成直到19世纪中叶才真正完成。

斯拉夫主义学说的发展演化——民族自觉

早期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到19世纪60～70年代相继去世，但其提出的学说思想却没有因此“寿终正寝”，而是作为优秀的俄罗斯思想遗产被后人继承和发展，从而形成了19世纪俄罗斯斯拉夫主义学说的完整理论体系。

相对于早期的斯拉夫主义学说，19世纪后期的斯拉夫派学者在许多方面都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无论是小阿克萨科夫提出的“民族性”和“三位一体”说，还是达尼列夫斯基提出的历史文化类型理论，无论是列昂季耶夫提出的“俄罗斯拜占庭主义”学说，还是索洛维约夫提出的“万物统一”哲学和“人类统一整体”说，其学理的内涵和外延或多或少都实现了对早期斯拉夫主义学说的超越，从而将原有学说中所蕴含的思想自觉的特质上升为更符合俄罗斯未来发展的民族自觉。显然，民族自觉在学理内涵上比思想自觉更具有张力和生命力，它不仅将俄罗斯与整个斯拉夫乃至欧洲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还吸收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合理成分，从而完成了对俄罗斯哲学体系最初范式的构建。

综上所述，在与欧洲主义的抗衡中发展起来的“斯拉夫主义”学说，总体看，其基本学理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以传统村社制度的优越性来抗衡西方的道德观念；（2）以东正教信仰的优越性来抗衡西方的经院哲学，以君主制的优越性来抗衡西方的立宪制，以“救世主义”来抗衡西方道路模式；（3）以“唯实论”来对抗衡西方的“唯理论”；（4）以“精神共性”来抗衡西方的“个性至上”。但如果我们透过这些特点表象对斯拉夫主义学说的学理内涵作进一步的透视，就不难发现，有一种内隐的巨大力量始终在起着“扛鼎”的作用，那就是由文化自信走向思想自觉，并最终再走向民族自觉。也就是说，“斯拉夫主义”学说本质上是俄罗斯实现由思想自觉到民族自觉的第一个完整理论体系，它是俄罗斯民族的“魂魄”之所在，也是该民族看待世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作者系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俄文系主任、教授；摘自《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