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维江 张斌 沈仲凯

大国崛起失败的国际政治学分析

文/冯维江 张斌 沈仲凯

本文所分析的对象处于一个称不上完全友善的国际环境之中，它拥有超越霸权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可能性与期待，同时也面临着霸权国及其盟友的或明或暗的挤压。它的政府在内部与外部的双重紧张之下出台政策，这些政策对该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资源的配置产生着影响。大国崛起失败或突然崩溃，即是资源错配的后果。这种错配通常是政策影响的结果，其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长期的持续的错配，在触发因素影响下出现溃败；另一种是短期内急剧的错配造成的溃败。后一种错配有时也是前一种资源错配同时存在时，引起溃败的触发因素。

大国溃败与战略误判

战略性误判/误导在上述溃败机制中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所谓战略性误判，指那些造成资源严重错配的政策与行动所依据的判断。这些判断有的是决策者独立做出的，但由于大国博弈性和竞争紧迫性的存在以及内部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许多误判实际上是战略性误导的结果。所谓战略性误导，即由于事前发布虚假的可置信信号，或者事后的隐藏信息或行为，而致使竞争对手国或本国决策者发生持续和重大的误判，采取了导致资源严重错配的政策，从而由兴盛转向衰落。战略性误导固然有其外源性的一面，即竞争对手国成功发布误导性的信号，或者隐藏了真实意图、资源及能力增长趋势等关键信息和行动，但不可否认，其对道德风险失于管理，也有其内源性的条件或原因。如果这些内源性条件不满足，战略性误导也难以发生。或者说，满足这些条件的国家更容易出现战略性误判。第一，一国处于上升或兴奋期，容易忽视风险，夸大形势中对自身有利的一面，而忽视潜在挑战性的一面；此外，一国处于紧张状态，也容易夸大形势的危险性而出现战略性误导。第二，一国具有集中的决策体制和强大的内部动员能力，由此战略性误导的后果将十分严重，这又会刺激起对手对其开展战略性误导的积极性。第三，决策系统内部存在多样化的考虑小集团利益的团体或分利集团。与其中某些小集团利益高度一致，战略性误判就容易得逞，或至少在一国决策系统内制造大分歧、引起混乱。

上述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是内外部环境或形势性因素。如果崛起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性因素造成该国因欣快或紧张而容易发生战略性误判，则这些因素构成环境性易感条件。一些环境性易感条件可以用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经济规模及增速差异等指标来衡量。第二、三两个方面是内部体制性因素，如果这些因素造成崛起国更容易发生战略性误判并通过社会动员带来严重的资源错配，则把这些因素称为体制性易感条件。越是符合上述环境性易感条件和体制性易感条件的国家，对战略性误导的易感程度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对大国在崛起中的突然溃败提出一种机制性的解释：战略性误判/误导—易感国决策—资源错配—内忧/外患—大国崛起失败。

崛起是长程历史中一连串的事件，溃败却在一瞬间。尽管如此，瞬间的溃败实际上有其长期崛起过程中积累因素的影响存在，需要我们将崛起中积累的可能诱致溃败的条件纳入研究范围。我们把大国崛起失败研究的样本聚焦于德国、俄国和日本身上。

德国崛起失败的发生机理

从工业革命后学习模仿英国开始，德国的崛起历时已久，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遏制了德国进一步崛起的势头，但尚未达到造成其溃败或崛起失败的程度。如果没有二战，德国在平稳度过崛起间歇期之后继续上升并非不可能之事。

考察德国这段崛起失败的历史可以看出，德国的误判主要是误以为用战争来洗雪一战耻辱和开展掠夺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在洗雪《凡尔赛条约》耻辱情绪、大危机压力及希特勒的盎惑之下，德国利用相对高效的动员机制，增加军备投资，准备从对外侵略中争夺“生存空间”，以此弥补国内资源加速抽离生产性领域造成的困境。公共收支、金融、产业等渠道的动员能力被挖掘出来，悉数指向军备生产。然而，在战略性误判之下，德国国内资源出现了向非生产性领域高度倾斜的怪象：工人工资受到严重压抑；生活资料生产受到严重抑制。

德国支付了沉重的国内代价，但从对外侵略中获得的资源无法弥补国内资源错配造成的损失，更别说因战败而蒙受的其他损失了，这是德国战略性误判的严重后果。开战之后，德国从占领区榨取到的收入有限。从1940年年初到1943年年底，4年之中德国从外国得到的“贡献”合计在850亿至1040亿马克之间，平均每年只有212.5亿至260亿马克。这比和平时期德国正常创造的国民生产净值小得多，1938年时德国NNP高达979.9亿马克。如果与战败造成的凋敝相比，这区区每年200多亿马克的战争收入更是得不偿失。

苏联崛起失败的发生机理

如果说德国崛起中的崩溃与希特勒的误判有很大的关系，苏联的崩溃则要更加复杂。不仅有内源式的战略性误导，还有来自竞争对手的战略性误导，并且两类机制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加速了苏联的溃败。

从内源式机制来看有三种。第一，集中的权力运用到经济社会动员时，缺乏科学的试验程序，造成失败风险的不可控。例如，赫鲁晓夫在全苏推广玉米种植前，只在自己别墅边的菜园及别墅相邻农庄试种了美国“斯特尔林”杂交玉米。轻率推广的结果是，玉米作为谷物的单位产量在苏联只有美国的1/4，最终这场玉米种植运动带来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失败。第二，在指令性计划下，下级官员为了得到赞赏或避免惩罚，加速执行试图超额完成上级的任务甚至弄虚作假，受到误导的决策层提高政策目标，又进一步迫使下级扭曲和强硬地执行计划，最终造成资源的严重错配。第三，分利集团对信息的分割和垄断造成误导。

外源式误导也可分三类：一是营造紧张氛围，迫使苏联在军事方面过度投入，挤压了用于生产性领域的投入，降低经济社会运行的可持续性。二是政治与外交方面诱导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和分裂，迫使苏联增加阵营内部的管理与防御成本。三是在苏联内部培植代理人。

还应提及的是，苏联的内源式误导机制与外源式误导机制存在相互强化的现象。在集权、指令计划、严密的信息监控及分利集团博弈等背景下，中下级官僚体系中浮夸和虚报成绩成为官员的生存策略。此时，一旦信息壁垒打开，国内民众会倾向于更相信来自外部的信息，这将增加外源式误导成功的概率。

日本崛起失败的发生机理

日本第一次崛起失败主要也是卷入二战造成的失败，这里主要分析日本第二次崛起失败的发生机理。

第一，日本领导人对本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有了不切实际的期待，造成了战略性误判的发生。有人将造成日本第二次崛起失败的泡沫破灭归咎于此前美国通过《广场协议》施压日元升值。实际上，日元的升值主要还是日本政府对局势判断下的主动行为。当时日本经济增长迅速，领导人期待日本由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日元国际化就是兼具经济与政治象征的标志。但是，日元国际化缺乏区域基础，没有一个可依靠的日元区来维护日元的国际化。结果政治大国和日元国际化的目标未能达成，却造成了国内泡沫的积累和出口竞争力的削弱。

第二，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与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一致，造成日本金融体系开放过快。金融市场的开放给了国际资本获利的机会，这与国内大企业背景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等利益集团通过证券市场的金融深化来获利的企图一拍即合。在它们的游说下，政府部门放开了对金融系统的管制，促成了银行导向金融系统向市场导向金融系统的快速转向。其结果是，股价的高涨降低了企业直接金融的成本，大企业利用这一有利机会，从证券市场上筹集了远远超过自身实体需要的资金，并脱离本业积极参与土地特别是股票和汇兑的投机中，成为催生泡沫的主力军。

结论

本研究讨论了许多容易滋生内源式和外源式战略性误导的体制条件，其中决策集中、对社会具有强大动员力是这些不同案例所反映的共同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体制都是不利的。恰恰相反，这些案例都显示，在追赶的一定时间段内，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具备较强的增长优势。

然而，要更好地扬长避短、发挥自身优势，需要满足一些条件。首先，国内动员发生之前和进行中应该有完善科学的试验纠错机制，能够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大胆闯、大胆试，把经过科学论证的经验向外推广。其次，应当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以保证能够通过频繁的对外交往和学习，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确保外源式创新能持续。第三，与之相关，最好能与现有霸权国保持良好的或至少非对抗的关系，消除紧张造成的互相叠加的误导与误判。第四，中央政府保持足够的权威和利益中性，能够不被狭隘利益集团俘获并能对国内的分利集团进行持续的有效打击和遏制。

（冯维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斌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仲凯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