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伯特·R.比安奇

“伊斯兰全球化”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文/罗伯特·R.比安奇

伊斯兰全球化是一个理念。我开篇就这么说，是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人对其产生误解。我觉得，伊斯兰全球化与其说是一个事实，不如说是一个美好的设想。每一个人都“知道”穆斯林并没有全球化，因为全球化意味着变成西方的样子，意味着世俗化，接受无神论，变得不可靠。所以，穆斯林不仅没有全球化，而且变成了拒绝主义者，他们按照自身独有的方式生活，尽可能使他们相互之间、乃至使其他人群伊斯兰化，受到伊斯兰力量的影响和改造。

伊斯兰全球化是一项带着特定意图的工具，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包括社会学的、人文主义的、科学的和精神上的想象力。换言之，拥有想象力，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将眼睛睁得更大一些，能够欢迎那些意外的惊奇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会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经验，并最终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

朝觐与宗教旅行

哈吉（阿拉伯文原意为“朝觐、朝圣、朝觐者称号”等）是伊斯兰的核心与灵魂。哈吉体现了穆斯林最为珍惜的一个理想，并使这个理想成为永恒的追求，那就是：全体人类形成一个普世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真主对芸芸众生平等待之，只根据每个人的行为与良心对其作出评判，而忽略每个人在种族、民族、阶级、年龄、教派、党派、家庭、族群、语言与地位等方面的各不相同的归属。

然而，在实践中，哈吉能够发挥的团结信众的作用，与其发挥的分化信众的作用，是一样大的；哈吉一方面将社会各阶层置于平等的地位上，另一方面则在推行等级制。我在考察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哈吉活动时，意识到哈吉活动在仅仅数十年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不仅哈吉旅行的规模非常庞大，可谓史无前例，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朝觐者的国家与地理分布，能够相当精确地反映出世界的整体情形。现在，大多数的朝觐者不是来自于阿拉伯国家，而是来自于东南亚、南亚、非洲、欧洲和美洲等地的非常遥远的国家。朝觐者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有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也有中国和美国。麦加仍然是伊斯兰世界象征性的中心，但那些过去被视作边缘性和外围性的国家，在现代化方面，几乎都已超越了沙特及其邻国。

同样重要的是，哈吉现在已经不再是男人、老人、有钱人和城里人所独享的权利，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妇女在过去这些年里已逐渐成为朝觐的主力。朝觐者的平均年龄每年都在下降，而且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人占据的比例越来越高。

我还发现，对哈吉的管理，已经成为一项得到充分发展的国际机制。这项机制反映出，以沙特的主权受到削弱为代价，亚洲和非洲的非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起明确的权力分享协议。实际上，这项国际机制是一种妥协，这种妥协承认，相互冲突的各种需求应该得到某种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需求包括：国家主权、所有朝觐者的旅行自由、为后代保存人类共同遗产的需要等。

换言之，哈吉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例子，展现出正在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而这样的全球化包含了当今跨国的社会与政治体的所有成就与困境。但是伊斯兰世界的全球化并非过去既有的全球化的翻版，哈吉仍然是规模巨大的因宗教而激发的力量。哈吉受到很多相互交叉的宗教与世俗进程与冲突的推动，同时又重新塑造了这些进程。这些先验的和世俗的追求的持久的相互作用，已扩散到穆斯林的社会变迁的几乎所有方面，因而在他们的经验的基调里，普世的色彩与独特的因素并存。正因为如此，伊斯兰世界的变化与其说是一个反潮流的运动，或一个单独的发展路径，不如说是更加总体的趋势所衍化出的一个伊斯兰变体。

资本主义与伊斯兰金融

企业家和不断扩展的市场在所有的时期和文化环境中都对伊斯兰的诞生和传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其中，企业家和市场体系通过远距离贸易、商业借贷和大规模生产所发挥的作用尤其重要。人们通常将伊斯兰社会描述成一个国际性的网络，这个网络包括城市、集市、行会和港口，在这些地方，流动的商人与苏菲派教士、学者、工匠和士兵混合在一起。伊斯兰文明能够将各种国际通用语言和地方性语言混合在一起，还能够在亚洲和西方之间持续不断地传递彼此的知识和创新，并以此闻名。

很明显，穆斯林为世界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始终有不少人在争论伊斯兰是否能与现代资本主义相兼容，这是挺奇怪的事。在任何一个国家，伊斯兰金融机构都必须接受该国政府中央银行的规则和监管。而各国中央银行也必须遵循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的指导，该委员会是所谓的银行家俱乐部，在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会计惯例和交易流程等方面制定世界通行的标准。伊斯兰金融产业可以针对管制政策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偏好，但在遵从国际规则这个方面，则别无选择，而且伊斯兰金融产业的领导层也迫切希望表现出自己恪守国际规范的形象。

伊斯兰金融机构由于被剥夺了对规则的制定加以控制的权力，因而借助于销售和公关的能力来寻求发展，在这方面它们常有创新，不时获得成功，但也会遭遇尴尬，陷入丑闻。伊斯兰银行家试图模仿常规的投资、贷款、租赁、储蓄账户和保险单，向客户提供类似的产品与服务，但在穆斯林市场，它们最突出的特征，同时也是最具竞争力之处，就是它们确保自己的实践能够遵循伊斯兰法律的原则，就像这个行业的行话所说的那样，它们是“遵从伊斯兰教法”的。

伊斯兰金融变得越来越遵循国际经济规则，越来越理解一般市民的偏好，越来越能够灵活地调整自身以适应各种混杂的和多元化的文化环境。现在，伊斯兰金融一方面不断向外拓展，变得愈加国际化，另一方面则对内不断深化，愈加植根于社会大众。由于既遵循全球规则，又尊重消费者的选择，伊斯兰金融看起来正处在良好的位置上，因而能够从伊斯兰全球化的另一个领域得益，这个领域就是现在不断增长的要求政治生活和宗教思想民主化的需求。

民主与伊斯兰现代主义

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民主正在得到广泛的实践和高度的珍视。军国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力量尽管试图摧毁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却无意间在更长的时期内使追求民主的力量重新振作。我们可以看到，相似的戏剧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相继上演。军事统治者们上台又下台，一部部宪法被撕毁后又重新拟就，各种政党被禁止后又重组并贴上新的标签。而与此同时，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一直存在，随风而倒，却又不断地加深自己的根基，一直到下一轮选举为社会网络和联盟建设的更新打开新的道路为止。

为何在穆斯林当中民主显得如此坚韧而顽强？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穆斯林社会长期以来在托克维尔所说的“结社的艺术”的领域有深厚的积累，这是指各种类型的集体行动，这些集体行动允许人们通过合作来克服他们原本完全不能掌控的问题。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是社团生活最发达的地方，但我对社团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的最初体验，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土耳其的市镇与村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曾在这些市镇与村庄生活和工作过。那时，无论我旅行到什么地方，总能看到周围环绕着很多社会团体的办公室和总部，其数量与多样性令我惊叹。他们代表着每一个社会阶级和数不清的社团活动，这些社团活动涉及的范围，从宗教和福利到民俗和体育，可谓无所不包。这些人并不是有大量宽裕时间可以支配的大城市居民或富人，他们只是一些农民、店主、公务员、挣工资的人、学生和家政服务员，他们都要养家糊口，或耕田种地。当时每次我去参观某一省的首府，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总部和会所，而在竞选期间，大批选民就会涌入这些地方，围住所有政党的候选人的演讲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埃及生活的时候，我目睹了由“结社的艺术”推动的大众权力的一场更为宏大的展示。在安瓦尔·萨达特被刺杀前的一年间，他开始攻击每一个敢于批评他及其执政党的独立社团。他几乎每周都会逮捕工会领袖、记者、教授、法官或布道者。没有哪个法律类别的社团或社会部门能够逃脱他的围捕：志愿组织、工商社团、职业辛迪加、工会、农民合作社、教堂和清真寺，都在劫难逃。

在穆巴拉克上台初始的一两年里，许多派别竞相争取他，拉拢他，认为可以利用他缺少经验且明显孤立的状态，达到自己的目的。但穆巴拉克坚持要将政党、军事和工商事务全部同时置于自己的亲自掌控之下。于是宗教极端主义者拿起了武器，这反而使穆巴拉克找到了一个方便的借口，通过实际上永久有效的紧急状态法支撑起一个警察国家，进一步强化了对权力的掌控。与萨达特执政的最后一年的动荡形势相比，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公共生活死气沉沉。这个健康状况不佳的独裁者决定任命自己的儿子为接班人，企图建立起一个家族王朝，这激起了广泛的愤怒和大众的抵抗，其规模之巨大甚至超过了萨达特所引发的社会运动的规模。穆巴拉克垮台后，穆斯林兄弟会就成为埃及最强大的独立社会运动，成为最有能力填补权力真空的社会组织。革命之后最初两年的选举与全民公决中，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及其提出的倡议，每次总能获胜。穆斯林兄弟会因此成为唯一能够在城乡各界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选民中获得支持的社会运动，其地位日益凸显。这种权力的失衡越来越被认为是阻挠政府为巩固民主所作的努力的一项障碍。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伊斯兰现代主义是一场推行宗教与社会改革的大众运动，旨在促使每一个穆斯林社会实现宗教知识的民主化。在世界的每个地方，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已成为主流世界的行为体，塑造着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经济、政治与学术生活。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鼓励普世教育，使一般公民能够自己思考问题，而不是依赖宗教权威。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们建立的政党与社团，与许多其他派别共享政治权力，从而建立起联合政府、议会反对派和公民社会网络。不论是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还是在穆斯林人口占少数的国家，他们都为捍卫和拓展民主、人权、妇女权益和法制做出了贡献。

伊斯兰现代主义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致力于通过强有力的方式将私营工商业、社团多元主义、宗教改革和民主结合起来。穆斯林越来越多地加入到了当代生活的跨国主流之中，而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既是这一趋势的领导性的中介力量，又是其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可谓伊斯兰全球化的主要支柱。

外交与大国政治

在国际关系中，伊斯兰国家常常完全融入全球社会的规则与事务的体系之中，并不存在分离的单独的伊斯兰国际体系，也没有人致力于另起炉灶，建立一个这样的体系，与联合国的框架开展竞争。伊斯兰国家的主要国际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明确表示承认和接受联合国的权威，服从其有约束力的决定。“伊斯兰合作组织”已经多次拒绝有人提出的建立一个伊斯兰版的国际法庭（亦称为世界法庭）的设想，因为该组织并不想表现出挑战联合国崇高地位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也不想鼓励那些为国际争端寻求国际法裁决的伊斯兰国家到处选择法院进行诉讼。

在处理国家间政治的过程中，穆斯林采用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都采用的同样的外交规则、多边国际组织原则和国际法，并对此作出贡献。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都遭受了欧洲殖民者某种形式的殖民与征服活动的攻击。就像多数其他非西方民族那样，他们后来表示愿意接受欧洲和北美在二战以后构筑的国际规则与机制，以此作为交换，重新获得了独立。近年来，穆斯林外交家们已经与来自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同行们联合起来，向国际社会施压，寻求建立一个具有更大包容性和更平等的国际秩序。他们已经与金砖国家和一些G20成员联合起来，共同为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改革所涉及的范围广泛的问题出谋划策。

就像中国那样，伊斯兰世界的多数国家既希望能保留并强化现存的全球秩序，又希望拓展这一国际秩序的领导作用，使其超越西方大国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架构。

中国与伊斯兰全球化

中国的命运与伊斯兰世纪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他们彼此间的相互依存正在日益深化。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战略，包括“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恰好穿插经过亚洲和非洲的很多伊斯兰国家。中国的一些作家甚至将这两条路线称作“穆斯林走廊”，因为这两条路线将中国自己的数百万穆斯林公民与伊斯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市场与文化连接了起来。事实上，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者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包容整个非洲和欧亚大陆的跨越大洲和海洋的超级区域枢纽。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正在探索当前形势的新发展对中国对外关系和国内发展的重要意义。已经习惯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概念的读者，现在正在逐渐认知“地缘宗教”的概念及其对加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意义。中国的穆斯林和他们的历史遗产正越来越多地被视作天然的资源，而不是从外部输入的或边缘性的集聚群体。现在中国穆斯林正越来越多地被视作是一项伟大的世界性宗教的追随者，而这项世界性宗教包涵着价值量很高的知识和纽带，有助于中国在全球获取新的位置。“中国伊斯兰”被视作是一项独特的创新，与中国形态的佛教、儒教和基督教相似，能够促使中国与普世的伦理体系展开交流，既共享彼此的精华，又能对普世的伦理体系作出自身独特的贡献。

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地方的人们感到担忧，害怕中国正在崛起的力量可能会搅乱国际秩序，在这样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对软权力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热切地认同关于文明间的交流和全球治理的一些远见卓识。伊斯兰全球化体现了一种由经济、社会与外交的发展变化互相交融而形成的结合体，它允许现代穆斯林加入国际社会生活的主流，并同时对国际社会加以改革。其实，这些也正是中国的目标，中国也希望避免因超级大国的对抗而引起的大博弈，并希望通过和平的竞争在世界事务中获取更多的影响力和敬意。

（作者罗伯特·R.比安奇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译者忻华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副教授；摘自《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