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元

潜思微探

一个为人民写作的报告文学家

杨立元

得知一合逝世的消息，我非常吃惊。因为他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虽然已经年逾七十，但精神头一点不次于年轻人。尤其是他旺盛的创作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他与我相交多年，感情深笃，性格相近。正如在他给我所写的评论中《热心为别人作论的作家——读杨立元《滦河作家论》》中有感所说的那样：“早就知道杨立元的大名，但真正见面是在2009年夏天。那时我到唐山采访，他到饭店来看我。一般都是朋友才互相拜访，我们不是。名人驾到，也会有不是朋友的人来看。我不是名人。所以我非常感动，引为知己，无话不谈。都说大实话，没有一点拿捏。我发现自己性格上有和他相同之处。”我对他的性情非常赞赏，一直引为知己，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在他升入天国之际，写下此文，作为祭奠。

我认为，作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家应该是眼力、胆力和笔力的“三结合”的人，一合就是具有这种能力的人。他的开山之作《黑脸》一出手便轰动全国，后以最高票数获1996年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5年，《黑脸》被《中国作家》杂志评为二十年来最具影响的作品，后来一合与王安忆、莫言、陈建功、赵瑜、何建明、李佩甫、蒋子龙等12位作家一起，获得《中国作家》杂志创刊二十周年发表最具影响作品荣誉奖。一合真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可是熟悉一合的人都知道他的成功是多年创作经验的累积，长期艰苦生活的历练和强烈的人文情怀所致。若他没有底层生活的磨砺，没有见真知深的睿智，没有与百姓患难与共的情怀，没有为正义鼓与呼的胆量，是断然写不出这样的百姓欢迎、同行钦佩的作品的。

一合原名赵义和，1943年生。他在成名以后，笔名一合，取自“天人合一”的意思。一合为人坦荡、厚道、朴实、自来熟儿，没有一点儿官员的架子，他见人总是笑眯眯的，见人“含有一种絮絮叨叨的外露的亲热劲儿，洋溢着平民意味的表现力”，[1]有很强的亲和力。初识一合，就给了我这样的感觉。我与一合是先见其文，后见其人的。那是在河北作协的一次代表大会上，与他见面攀谈以后，浓浓的家乡口音使我们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一合的家乡在玉田县的潮洛窝乡大赵官庄村。那里属于下洼地，过去十年九涝、水大鱼多，与我故乡的地界连在一起，所以他的口音与我的口音很接近，不是唐山正宗的“呔儿音”，而是接近宁河的“芦台腔”。我的故乡在丰南，因为一合大学毕业后便长期在丰南工作，这与我就更近了一层。他的很多熟人我都认识，那里的人都称他“大赵”，这一是因为他长得个子高大，二是因他豪爽大气。而现在一合虽自称“老赵”，却一点也不显得老，显得年轻帅气、活力十足，像年轻人一样不知疲倦地奔跑在采访的第一线，更让人生出几分感慨：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望、对人生的热力，于是才有了这样的创作的热情。他虽为副厅级纪检监察员，可谁也不拿他当官看，作家们更是与他称兄道弟。与一合相处长了，使我不但知道了他创作的坎坷过程，也逐渐地知道了他的生命的艰难历程。

一合创作的渊源始于母亲的影响和教育。母亲是他文学的启蒙老师，因家庭殷实，从小她便读了很多的书，尤喜欢文学，爱读鲁迅和高尔基的书。这样使她懂得了许多人生的道理，树立了革命的理想，促使她在解放天津时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又成为了南下文化干部，复员后便在家乡做小学教员。她给一合讲文学作品里的故事，讲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让他读高尔基的《母亲》、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果戈理的《死魂灵》。但不幸的是她在三十七岁时就病逝了，这也成为了一合终生的遗憾。每当讲到母亲，他总是声音低低的，充满了伤感和悲戚。由于父母在外，一合的童年是在乡下跟爷爷奶奶度过的。他的老家地处下洼子，一下雨，便是一片沼泽，出门就趟水。于是年幼的一合便与水结了缘，逮鱼捉螃蟹，洗澡扎猛子。村东美丽的还乡河蜿蜒流过，河上有一座木桥，这便成了一合与小伙伴们嬉戏的地点。他们脱光了身子，站在桥上往水里跳，比试游泳的技巧，有无穷无尽的乐趣。水大了，一合便跟爷爷坐着小船去逮螃蟹。逮螃蟹的方法就是把一条绳子拴上高粱穗，放进水里，绳子很长很长，过一会儿再坐船捋着绳头儿回来，于是绳子上像串糖葫芦一样全是螃蟹，一逮就是一麻袋。这是一合最快乐的时候。后来一合的父亲也回了老家，一发大水，他们就到邻村九丈窝去“开沽”——集体治渔卖钱。这种美丽的水乡风光和美妙的逮蟹的方法，充满了野趣、野味，不仅使童少年一合的生活充满了欢乐，也成为了一合后来创作的原动力。正是这种儿时的经历使得一合迄今保持着不变味的乡音和不变色的乡情。

一合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又在汉沽中学上完初中，这期间他读了很多的书，奠定了他文学创作的基础，随后他在芦台一中完成了高中的学业。一合上高中时最得意的是他的作文。他的作文屡受老师的表扬，并被当成范文向同学们推荐。他上高中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学校离家几十里的路，礼拜天回家舍不得花一块钱坐车，只好起早贪黑地步行，困了就和同学手拉手走，竟练就了一边走一边睡觉的本事。迄今说起来，一合还觉得颇为得意。在1962年，由于自然灾害，他没有考大学，而是应招到唐山劳动日报社当了记者。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促使他选中了这个职业。他在报社写新闻、写通讯，也时常练笔写文学作品。在唐山劳动日报社干了一年记者后遭逢1963年的“大精简”，一合又回到老家，接着他考取了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被誉为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齐名的大学，有许多著名的教授、学者云集于此，后来创作话剧《丹心谱》和长篇小说《故土》的著名作家苏叔阳就曾是他的党史老师。一合在文革中毕业，在学校待分配一年，于1968年被分配到丰南县任教，在大新庄中学当起了语文老师。时值文革动乱之秋，教室里已经容不下一张课桌，随即他被抽调到县大批判组，写大批判稿子、写材料，人们都管他叫“赵大批判”。他先后担任了县委报道组干事、副组长、组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因他文笔出众，被调进新华社河北分社，后又调进省纪委任办公室干事、研究室副主任，直到现在的副厅级纪检员、监察专员。

说到一合的创作经历，可谓坎坎坷坷、曲曲折折。参加工作以后，他就曾多次尝试写小说，但小说里总是充满了新闻的味道，这大概是因为他总是给报纸写新闻和通讯的缘故。后来，他就尝试写一些文学性和纪实性很强的报告文学。写这种文体，他驾轻就熟：一是他长期接触基层生活和底层百姓自来熟，掌握了大量鲜活的一手材料，这与一些作家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采风”和“体验生活”不同，而是一扎到底，追根溯源；二是他具有坚实活泼的心灵，能用深刻的理性精神对人生、世界进行了深层次的观照和深度的理性思索。因此，“他不仅能够得到丰富的经验，而且有能力通过某种特定的媒介去捕捉和体现这些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可触知的东西”[2]。他的处女作是1971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通讯《渤海岸边创新业》。1972年他又在《河北日报》上发表了《光明之路》，在《瞭望》杂志上发表了《美酒飘香》。1976年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他从废墟中挣脱出来以后，不顾伤痛，在废墟中救人，在简易棚里写稿。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实践中，使他强烈地感受到“全国人民是灾区人民的强力支援，中国共产党是抗震救灾的中流砥柱”。于是他写出了《中国共产党是抗震救灾的中流砥柱》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刊出，并创作了小说《老康报告的震情》，投到《人民文学》，受到了时任《人民文学》小说编辑的崔道怡的好评，虽然没能发表，却坚定了一合创作的信心。直到1984年他才在《丑小鸭》杂志上发表了小说《新县长驾到》，从真正意义上触及了文学。后又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河北有个马胜利》《一桩震惊全国的假药案》，在《长城》上发表了《石与刀》，在《河北文学》上发表了《弦的力度》，同时还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河北文学》《啄木鸟》等刊物上发表了《非人三记》《报答·模仿·双人滑》《逃虾》《生死合同》《大水》《投毒者》等许多中短篇小说。

从作家这个职业来讲，一合起点较高，但起步较晚，这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真正搞创作，晚至四十岁以后”。究其原因，他自有难言之隐：“我是一个小公务员出身，惯于体察领导意图，领会上级精神，想来想去适合我的差事还是当干部。可我心里又老有一些文学的东西往外冒，所以就当不好。当作家吧，只凭有体验生活的便利条件也不行啊，比方我就有阅读大量案卷的条件，但也仅是条件，不是天资，也不是才能。所以说我是一个两难之人，非常的不幸。”但不管怎样说，正是出于对文学的痴迷和执着，才促使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文学之路。那是在1985年，一合面临着事业两难选择，是去河北省纪委，还是留在新华社河北分社工作？在大报当记者，有身价、有地位，是无冕之王。去纪委，那是个清水衙门，费力不讨好。他犹豫了许久，回顾自己从高中毕业当记者至今，做了多年的报道工作，却一直未能完成自己的当作家的心愿；搞了多年报道，却总感觉跟生活隔了一层，而纪检工作正是社会生活矛盾最尖锐最前沿的地带，可以直接触及矛盾，体察到最真实的生活，于是一合选择了做纪检工作。

在纪检部门工作，使他接触了一些大案要案，看到了一些匡扶正义、勇于与腐败势力做斗争的纪检干部，于是写作的欲望油然而生，很快创作出了一批有反响的反腐作品。一合作为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创作特点既表现在他能从独特的写作视角对滋生腐败的根源和所产生的危害进行了深刻而又精辟地思考和透视，精心塑造了一大批有血有肉的、真实可信、生活在百姓中间的反腐英雄的形象；也表现在他一直运用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建构他的审美世界。因此他的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也给疲惫低迷、玩玄弄虚的文坛送来一缕清风，给期盼社会清明、清正的人们以希望和鼓舞，并用此来美化人们灵魂，净化社会环境。他深入纪检一线，殚精竭虑地采访调查，呕心沥血构思创作。也许积蓄得太久，所以创作喷发越旺。在1995年，他在《中国作家》第1期头条刊发了长篇报告文学《隐匿与搜查》，在第2期上又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黑脸》，后均被改编影视剧。尤其是《黑脸》出版后，在正常渠道和第二渠道大量发行。著名导演吴天明在书摊上看到此书的盗版本，激动不已，买回去一口气读完，感动地痛哭流涕，找到一合，并与有关部门协作，改编为同名12集电视连续剧并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地反响，观看者有11亿人之多，为当时年代之最，并先后获得“飞天奖”、“金鹰奖”和中央纪委颁发的“卫士奖”。此后，一合又先后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罪与罚》《红与黑》《灵与肉》，并创作了《黑脸》《红脸》《白脸》等“脸谱”系列，塑造出了刚直不阿、忠勇双全、足智多谋、能屈能伸等性格不同的法官形象。同时《白脸》还被改编成30集的电视连续剧《大检察官》。其中长篇报告文学《黑脸》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河北文艺振兴奖。报告文学《红与黑》获2002年度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和河北十佳作品奖，并被选入了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2008年由李炳银主编的《中国优秀报告文学读本篇目》，此书收入了包括夏衍的《包身工》、穆青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内的曾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报告文学《红与黑》还在2010年选入周明、刘茵主编的《21世纪报告文学排行榜》。一合的《黑脸》《红与黑》被《中国作家》评为该杂志创刊二十年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灵与肉》获金鼎文学奖，《飞流》获金盾文学奖，《下访》获新世纪北京文学奖。《下访》《灵与肉》分别上了2001年、2003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路灯下的SARS》（与陈冲合著）获河北省优秀作品奖。除这些报告文学被多家报刊转载，有的改编成影视外，一合的小说创作也取得可喜进步，长篇小说《断道》获啄木鸟文学大奖，长篇小说《红脸》被誉为“迄今为止塑造公安高级指挥员最为成功的一部长篇文学作品”。

鉴于一合文学创作上的卓越成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称他为“纸上反腐败的一合”。2005年10月《中国作家》杂志社授予一合、赵瑜、王安忆、莫言、蒋子龙等12位作家创刊二十年来发表最具影响作品荣誉奖。

一合获得了成功，成功的背后是他付出的巨大的辛劳和锲而不舍的韧性，这是我被他所深深感动的地方。别人写报告文学，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找当事人采访，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得，而他采访往往是几个月，甚至更长。在2009年夏，他接受了时任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的邀请，请他为唐山建设科学发展示范区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从烈日炎炎的盛夏到滴水成冰的严冬，他跑遍了唐山市每一个县区，到农村、到工厂、到海边、到山村，几乎找遍了所有应该找的人，甚至连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直到2010年春节前才结束采访。在春节前夕，送他回石家庄过年之时，我握着他的手感慨万端：正是这种强烈的为国家和人民负责的责任意识、为社会和时代创作的使命意识使他没有半点轻松，一丝懈怠，鞠躬尽瘁，殚精竭虑啊。也唯有此，才有这贴近时代、反映民生的力作的产生啊！

一合走了，而且走得如此之快，令我和他的朋友都非常吃惊，以致没有时间去看望他，直到他去世才得知他的病情，心里甚为愧疚，而且不能不就补救。但愿一合在天国保持创作的灵性和神行，创作出天国最美的篇章。

注释：

[1]铁凝：《纸上反腐败的一合》，《智取贪官》序，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2]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