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学智

儒学“学科”的历史面貌及建设现代学科的必要性

文/刘学智

学科，顾名思义是学术的分类，某一科学领域可以有不同的分支，某一个分支可称为学科，它往往是人们出于研究的方便或管理的需要而将其加以分别。

其实中国古代已有“学科”的划分，孔子最早有“四科”之分，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曾国藩又将“四科”视为为学之术，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经济，曰辞章。”这四科与孔子所说四科有关联又不完全相同，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辞章之学、政治或管理学等学业科目大体相应，总之，学科的划分，古已有之。汉代，“汉文帝以《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博士，列学科而己。”这是说儒家的一些重要经典在汉初曾被立为学科。南朝宋文帝年间京师开“四馆”即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和文学馆，这些虽主要是指不同的研究机构，同时也有学科划分的意义，此时儒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趋势已非常明显。后来，随着隋唐科举制度的兴起，一般能进入科举考试的科目称为学科。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二载：唐咸通八年进士皮日休曾“请以《孟子》为学科”，即是欲以《孟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当时进入科举考试的科目基本上属于儒家经学的范围，皮日休欲立《孟子》为学科，只是想把考试中儒学经典的范围扩大一些。可见，儒学在汉魏后的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被作为“学科”看待的，同时该学科也总是与教育的科目联系着。在明代，随着西学的传入，学术的科目逐渐增多，如明方学渐《心学宗》中说：“顾取士之法有可推而广者，专以科举取文学，而别开理学科、治学科、兵学科、历学科、律学科、算学科、医学科，各其通一科之学者，为一科之师，使之主其教而举之。”此已提出设立一些具体的学科，传统的儒学学科则被淹没在众多的学科之中，但是科举则仍主要以儒学的内容为主。所以，历史事实是，孔子创立儒学后，垂两千余年，尽管社会形态多次更迭，然而正是由于儒学作为传统学科的存在，而使其独特的精神价值长久地维系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不至于中断，使中华民族曾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随着清末大的社会变革，儒学受到激烈地冲击，特别是从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一个时期，西学的大规模传入，曾经是中国传统学术主流学科的儒学方逐渐退场，此后中国在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教育也兴起了以西学为主的“新学”代替了旧的学科。客观地说，这一历史性变化是中国社会特别是教育的一大进步，这一点不可否认，尽管后来一些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立场的学者，以“国学”的概念抵御西学，但是时代潮流已无法逆转。

近现代以来儒学作为学科体系在中国教育领域的退场所导致的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以及其所造成的难以弥补的严重精神后果，人们很快意识到并深切地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根脉几被斩断，人们失落了精神的家园，一直以来主导人们的“仁爱为本”“义以为上”“诚信修身”“为政以德”等道德价值体系塌陷了，由此出现的价值迷失、信仰危机、精神迷茫以及由此引起的诸种社会乱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度忧虑和反思。在世界步入21世纪的今天，在中西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新的社会背景下，“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成为我们需要正视的严肃话题。那么文化自信，应该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中华文化说到底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形态，儒学是自汉代以来中国古代社会主导的学术思想，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吸收西方文化优秀成果的同时，努力弘扬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重建既立足中华文化根基之上又富于现代性的价值系统，是我们今天应持的价值选择。

儒学在古代属于国学的主要内容，“国学”在西周时是国家教育机构及其教育内容的通称。此后这个含义没有多大变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弘扬以儒学为主的优秀传统文化，必须首先使儒学进入当今国民教育系统。而儒学进入国民教育系统的前提是儒学必须进入现代学科体系。近些年来，国内传播和弘扬国学的机构、书院、讲堂、学院亦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其多为民间的行为，且一盘散沙，既有无系统完备的教材体系和专业学科规划，也没有严格地管理和训练有素的师资队伍，其对于传承国学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总体上看其效果并不乐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学没有进入国民教育系统。如果我们不否认儒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否认儒学有自己丰富的内容和系统的学说体系，那么，儒学作为学科就是理所当然的，且势在必行。

有学者会说，当代的学科体系与传统的学科已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有质的不同。诚然，学科是分化的科学领域，它是与知识系统相联系的一个学术概念。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当代的学科都建立在分析的方法论基础上的。所以儒学要作为学科，应该有与当代知识体系相适应的方法论体系。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如果从现代学科体系划分的意义上说，要将儒学建立在具有作为学科普适性的方法论基础上才有可能，如果儒学没有这样的方法论系统，其进入现代学科体系就有一定的困难或障碍。愚以为，对于这个问题须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儒学在历史上确实是浑然一体的学说，哲学、伦理、历史、心理学、文学、宗教等都可以在儒学中找到踪迹。不过，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受西方哲学方法的影响，人们已在用分析的方法对儒学中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宗教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事实上已经接近现代学科的普适性方法了。另一方面，儒家哲学所凸显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心性合一”“体用合一”的特征以及其以道德理性为主导的思想体系和“主敬”“立诚”“涵养”等修行方式，本身又难以进一步全面地采取分析的方法来进行。对于儒家哲学的研究，过去由于曾采取了现代的二元分析、主客分别乃至唯物、唯心的方法去研究，反而走向了误区，背离乃至扭曲了儒家哲学的本来面貌。所以，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就要通过重建儒学话语体系，来研究和建立中国自己的儒学学科体系。

事实上，儒学本身确实具备作为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完备的、严密的知识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体内容的儒学，是一个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有着多层面内容的观念体系。这一观念体系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先哲们在社会大动乱的情况下，通过对三代以来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进行反思、梳理并经过自己创造性地诊释之后形成的，它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儒学产生之后又经过历朝学人对其原典的保存、消化吸收并进行合于时代精神的转化，形成了一个有独特价值取向、理想目标、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的思想学说体系。这一体系有其经典的渊源——“六经”，有以孔子创立的以仁、礼、命相统一为核心的原始儒学体系，及其由儒家诸子如子夏、子思、孟子、荀子等建立的训解系统，从而奠定了儒学在后来发展的学术基础；此后，两汉儒学承继了孔子以来的学说及经学传统，并以此为基础，基本完成了对先秦道、墨、法、名、阴阳诸家思想的综合吸收，并使之上升为社会思想宗主的地位。魏晋以迄隋唐，儒学又在与佛、道鼎立交融的过程中一面丰富和发展着自身，一面调整着自己以实现对佛、老的突围并进行自己的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宋明理学，则通过反思汉唐儒学之“蔽”、吸收佛、老精髓而在更高层次上向孔孟回归，既堵塞了儒学的宗教化之路，又完成了自身的理论创新，形成了博大精深、体系严整的更具哲学色彩的宋明新儒学体系。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儒学虽然其形态几经变化，但是儒学的基本观念一以贯之，它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孝悌忠恕”等，建立了有内在逻辑联系、能展现其思想学说特征的概念系统。这一影响深远的概念系统，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体系中无有出其右者，这正是在历史上除佛教之外的诸多学术思想体系中，我们唯独提出建立儒学学科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和重要的原因。

儒学通过自己的一套严整的概念系统，建立了自己既有源头又是活水、内容丰富又不断发展着的开放的思想体系。其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泛爱众”的仁爱说，“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社会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生理想，“道义为重”“义以为上”的义利观，“保民”“惠民”“民贵君轻”为轴心的民本观，“主敬”“涵养”“去私”为主的人生修养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的人生观等，建立起一套以道德价值为中心的庞大思想体系。儒学的这一思想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无与伦比的丰富的经典文献和资料，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料承载着区别于其他学说的价值观念、学术体系、知识结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如习近平说，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不仅持久地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发展中发生着作用，而且溶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至今仍然发生着影响，其影响甚至延展至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儒家文化圈。重要的是，今天的社会现实状况不容乐观，诚如习近平所说，“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如此有影响力、如此重要和有着丰富内涵、完整体系的儒学，若仍像过去那样，将其拆分并淹没到哲学、历史、伦理、文学等众多的学科中去，不仅研究不能集中和深入，而且其传承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只有以其作为一门学科，在学科的架构上对其进行完整地、系统地规划和研究，并通过国家教育系统传播儒学、培养大量儒学人才，儒学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孔子学会会长；摘自《孔子研究》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