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宣

(华东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蒲褐山房诗话》探赜

刘国宣*

(华东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蒲褐山房诗话》是清代著名学者王昶唯一的诗话体著作，散附于《青浦诗传》和《湖海诗传》之中，尤其见于《湖海诗传》的《蒲褐山房诗话》部分具有极高的文学史料价值，对此后史书的撰写、诗话著作体裁的变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蒲褐山房诗话》；王昶；《湖海诗传》；格调说

散见于《青浦诗传》和《湖海诗传》中的《蒲褐山房诗话》是清代乾嘉时代著名学者王昶唯一的诗话体著作，在清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与地位。又因《青浦诗传》《湖海诗传》二书性质不同，使得这两部分《诗话》在价值与功能上差异极大，但以文学史料价值目之，后者固远胜于前者。王昶(1724—1806)，字德甫，号兰泉、述庵、琴德，青浦(今上海青浦)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其学淹博，为有清中叶一代儒宗，事见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三《王公昶神道碑》、严荣《述庵先生年谱》(附于《春融堂集》后)。

一 王昶编撰诗选的活动

综观王昶一生，曾先后编纂过三部诗选，是为《唐诗录》《青浦诗传》及《湖海诗传》。其中，完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唐诗录》是王昶第一部诗选著作，未经付梓，仅以钞本流传，世所罕见。其书曾经张之洞庋藏，前有王昶亲撰的《唐诗录叙》，文曰：

唐诗之选，殷璠、高仲武等既嫌泥于一隅，荆公《百家》又觉拘于偏见，均未能观其会通，抉诸家之面目，以征一代之文献。爰思就唐三百年间之诗，鳞次选录，厘定去取，晨编夕纂，用付抄胥，盖欲求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庶使学者于升降之故、正变之声，知有区别而得其指归焉。[1](P335)

撰写这篇序文时，王昶已年逾六旬，应该说，《唐诗录》是一部能够集中体现王昶诗学观念的早期选著，旨在发扬乃师沈德潜的“格调说”，并在沈氏《唐诗别裁集》外独树一帜，“使学者于升降之故、正变之声，知有区别而得其指归焉”。

其二为《青浦诗传》。是书三十二卷，最早的经训堂刻本刊印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此书的编纂缘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王昶主纂《青浦县志》，所辑皆为王昶乡前辈学人的诗作，每人皆为立一小传，并辑录相关史料，考核诗人的生平与著述，体制略仿《四库提要》。至于最晚出的《湖海诗传》，则尤著显名。是书四十六卷，所录诗篇之作者皆与王昶同时，其中大多数曾与王昶相交唱和。全书体例与《青浦诗传》无异，每人系一小传，略述其字号、爵里、著述，篇什系于人后，诗人之排布大抵“以科第为次”。据王昶《湖海诗传序》，《湖海诗传》编讫于“嘉庆癸亥”，亦即嘉庆八年(1803)。检严荣《述庵先生年谱》(附于《春融堂集》后)“嘉庆三年”条称“是秋编《湖海诗传》”，则《湖海诗传》的编纂始于嘉庆三年(1798)，至嘉庆八年完成，前后花费了五年的时间。*按：时王昶年近八旬，且久患目疾，自不得不借助友朋门人之力完成此书的编撰。检严荣《述庵先生年谱》“嘉庆七年”条云：“目疾愈甚，以生平所撰《金石萃编》、诗文两集及《湖海诗传》《续词综》《天下书院志》诸书卷帙浩繁，尚待编排校勘，不能审视，因延请朱映漘秀才文藻、彭甘亭上舍兆荪及门人陈烈承秀才兴宗、钱同人秀才侗、陶凫香秀才梁各分任之，校其舛误及去取之未当者，刻日排纂。”《湖海诗传序》又云：

予弱冠后，出交当世名流，及洊登朝宁，扬历四方，北至兴桓，西南出滇蜀外，贤人士大夫之能言者，揽环结佩，率以诗文相质证。披读之下，往往录其最佳者，藏之箧笥，名曰《湖海诗传》。……至于往时盛有诗名，而为投契所未及者，则姑置之，盖非欲以此尽海内之诗也。然百余年中，士大夫之风流儒雅，与国家诗教之盛，亦可以想见其崖略，或不无有补于艺林云。[2](P2)*本文所引《蒲褐山房诗话》原文皆据此本，以下不复出注。

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王士祯在交代编纂《感旧集》缘起时说的话：“仆自弱冠，薄游京辇，浮湛江介，入官中朝，尝与当代名流服襄骖驾……其幸而在者，不死则病，且衰如予是也……取箧衍所藏平生师友之作，为之论次，都为一集”[3](卷首)。王昶的《序》似乎将《湖海诗传》的性质定位于像王士祯《感旧集》一样旨在“怀人思旧”的交游诗选的范围之内，但事实并不如此。如王昶在给王芑孙的一封信中曾说，“兰士往日仅见其试帖，余诗尚未之见，足下抄得其诗否，现梓《湖海诗传》当取以入集，凫塘、船山实为迩日蜀中两杰，凫塘以同年子抄示，惟船山未得，倘有存者，亦望寄一二十首。”[4](卷八)兰士是四川张问陶，王昶素闻其诗名，但未曾深识，故请王芑孙代为抄寄其诗，以选录于《湖海诗传》之中，较之《序》中所说的“至于往时盛有诗名，而为投契所未及者，则姑置之，盖非欲以此尽海内之诗也”，实在不相符合。黎简的一个诗题《周生书来言王兰泉近刻〈湖海诗传〉，欲选拙诗》也可为证。这种请人抄寄然后甄选收录的做法其实恰恰是《湖海诗传》求全责备的选诗宗旨的反映，王昶编纂《诗传》，实在是要继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之后，撰成一部足以涵盖当代、昭垂来世的诗选。倒是序文的末句“百余年中，士大夫之风流儒雅，与国家诗教之盛，亦可以想见其崖略”最近实情。当然，选诗的标准仍然跳不出“格调说”的藩篱，为此还招致不少学者的质疑。*如洪亮吉即谓：“侍郎诗派出于长洲沈宗伯德潜，故所选诗，一以声调格律为准。其病在于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随人之所长以为去取，似尚不如《箧衍集》、《感旧集》之不拘一格也。”《北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8页。

从编选唐诗选本《唐诗录》，到编选家乡前辈诗人诗选《青浦诗传》，再到编选足以囊括同时海内文人的《湖海诗传》，实际上是由述古至于叙今、由搜考一隅先贤扩充为涵盖一代诗人，反映出王昶本人诗学视野的变化，但其诗学观念及选诗标准却是一以贯之的。

二 《蒲褐山房诗话》的成书与流传

尤可注意者，在《青浦诗传》与《湖海诗传》的诗人小传之后，往往缀有《蒲褐山房诗话》，这是王昶唯一的诗话著作，也可能是其撰述时间最长的著作。

“蒲褐山房”是王昶别业三泖渔庄的书房，晚年致仕之后即居住于彼。*(清)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三泖渔庄在青浦县之朱家角，刑部侍郎王兰泉先生所居也，有经训堂、郑学斋、蒲褐山房诸额。”清道光十八年(1838)述德堂刻本。《蒲褐山房诗话》的具体撰著时间不可考，但开始撰著必不晚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亦即《青浦诗传》的刊刻时间，成书时间亦必早于《湖海诗传》的刊刻时间嘉庆八年(1803)。该书先述诗人生平(尤详于与王昶之交游)，而后评价诗人之作品。所收诗人凡四百余位，其中四分之一附见于《青浦诗传》，四分之三附见于《湖海诗传》，但以文学史料价值而论，后者固远重于前者。*《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湖海诗传》云：“搜集遗轶，缀为《诗话》，博采幽隐，传之千秋，斯固诗家得失之林，亦一朝诗派源流之考镜矣。”因为《湖海诗传》的特殊性质，收录在此的《蒲褐山房诗话》并不宜仅仅看作是王昶的交游自述，究其实质而言，纵然视之为清代中期诗人传记资料的汇编亦不为过。

对于此书编撰的用意，王昶在《湖海诗传序》中称：

间以逸闻轶事，缀为诗话，供好事者之浏览。虽非比于知人论世，而为怀人思旧之助，亦庶几元结诸公之遗。

所谓“怀人思旧之助”“元结诸公之遗”自不可信，已如上文所述，但“以逸闻轶事”“知人论世”确是实情。这节揭示《蒲褐山房诗话》用意的话太过委婉，假如借用乃师沈德潜作于“乾隆癸未”(1763)的《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的一段话来阐释，倒是明白许多，沈《序》称：

前此诗人未立小传，未录诗话，今为补入，前此评释亦从简略，今较详明。俾学者读其诗知其为人，抑因评释而窥作者之用心……[5](P3)

这也正是王昶为诗人立传兼附《诗话》的用意所在，而《湖海诗传》的编撰直接受到了沈德潜的影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当然，在诗选中附以诗人小传及诗话，这是自元好问《中州集》以来的旧有体例，亦不必赘述。至于王昶将诗人小传及《蒲褐山房诗话》的相关部分散入《湖海诗传》，除了沈德潜《列朝诗别裁集》(唐、明、清)对他的直接影响外，对朱彝尊《明诗综》的仿效也是一大缘因，其表现也尤其明显。清末李慈铭论及《蒲褐山房诗话》时即指出：“其体裁全仿朱氏《静志居诗话》，几亦足以相亚。”[6](P1208)朱彝尊编撰《明诗综》，于每位诗人之下，缀以《静志居诗话》，略述作者之生平及朱氏批评之语，而在朱氏生前，《静志居诗话》迄未单行。至嘉庆时姚祖恩仿照钱陆灿(钱谦益族孙)从《列朝诗集》中辑出诗人小传编次成书的前例，从《明诗综》中将《静志居诗话》辑出，更加编次，刻印行世(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扶荔山房刊本)。而《蒲褐山房诗话》的命运竟与《列朝诗集小传》《静志居诗话》如出一辙。

在王昶生前，《蒲褐山房诗话》并未单独流传，全赖《青浦诗传》《湖海诗传》得以行世。盖《诗话》之设，在选辑者王昶看来，本为辅翼《诗传》而作，述诗人生平，期以“知人论世”，评骘诗人篇什，以表见其诗学意见，将之与诗选合观，相得益彰，固无单行的必要。但对《湖海诗传》的读者来说，不少人对贯穿《诗传》的“格调”观念并不买账，对所选的篇什自也不能满意，但对《诗传》所附的诗人小传及《蒲褐山房诗话》，却从来无人表达丝毫的贬意，这一点只需看赵翼一组绝句(《题述庵〈湖海诗传〉六绝句》)的题下小注。*注曰：“述庵侍郎遣人送示《湖海诗传》，所辑皆生平交旧，凡六百余人，人各系小传，其心力可谓勤矣，敬题六绝句。”(清)赵翼《瓯北集》卷四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06页。随着时间的推移，小传及《诗话》因其丰富的史料价值，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吴县毛庆善抽录《湖海诗传》中诸人小传及《蒲褐山房诗话》，汇为一编，并做了部分适当的改动(参见本文第四节“翁方纲”条笺证)，《蒲褐山房诗话》方有单行本传世。按毛氏《蒲褐山房诗话》书后识语道其事颇详，引录于下：

王兰泉先生《蒲褐山房诗话》坿载《湖海诗传》中，而未有单刻本，其区别近代诗人性情、体格，兼以著述逸事，大有裨于知人论世也。兹仿《列代诗人小传》及《静志居诗话》例，抽录另成一编，后有好事者，举而付之梓人，亦艺林中一韵事。其有姓氏而无评论者并录之，以存诗传详略云。*毛氏识语见清稿本《蒲褐山房诗话》卷尾。

有一点似乎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毛氏云“王兰泉先生《蒲褐山房诗话》坿载《湖海诗传》中”，似乎表明他不知道《蒲褐山房诗话》尚有一小部分附在《青浦诗传》之中，竟而置之不理。识语中提到的“《列代诗人小传》”是“《列朝诗集小传》”的手讹，毛氏坦称此举承袭了《列朝诗集小传》和《静志居诗话》的先例，虽然这部稿本并未付梓(此本今存台湾“中央图书馆”，并经周骏富先生收入《清代传记丛刊》)，但必须承认的是，在《湖海诗传》行世之后、近代六卷本《湖海诗人小传》(按笔者所见计有三种，同治四年(1865)亦西斋刻本、光绪四年(1878)年上海淞隐阁石印本以及光绪六年(1880)淞隐阁铅印本)出现之前，毛氏稿本实在占有承先启后的地位。今人周维德先生在此基础上，从《青浦诗传》《湖海诗传》中重加辑校，《蒲褐山房诗话》始以足本行世。*周氏《蒲褐山房诗话新编》于1988年由齐鲁书社出版，2011年又经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收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专著选辑”第二辑中。

三 《蒲褐山房诗话》的撰述微旨及其影响

必须承认的是，王昶在《蒲褐山房诗话》中确曾寄寓了对交往师友的追思怀念，也在品评诗人篇什时宣扬了“格调”派的诗学理念。除此之外，在其记述诗人行实的内容中还蕴含了不易发觉的撰述微旨，从而造成了理解及利用上的若干问题。限于篇幅，且为行文便利计，这里我们仅举两例，后作阐释。

1.“朱筠”条云：

(筠)为安徽学政时，奏请将《永乐大典》中人间罕觌之书，悉为钞录，且求天下遗书。四库馆之开，实自君发之。

(《湖海诗传》卷十七)

按：朱筠在乾嘉时代本是以道德学问著称一时的名家，《四库全书》的修纂起源于他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所奏上的《谨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凡拟办法四条：一曰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二曰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三曰著录校雠当并重，四曰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7](卷一)实已为《四库》之编纂构设蓝图，但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朱筠因人事原因而中途调离，并未能发挥重大作用，加之官方文献中模糊其事，以致其创始之功渐为人忘。《蒲褐山房诗话》是最早记载《四库全书》修纂的私家记录之一，书中对其事施以浓墨重彩，大书特书，并一再强调朱筠的创始之功，正是其显幽阐微的撰述宗旨的表现。顺带一提，江藩《汉学师承记》的撰述，无论在记事抑或“笔法”上，均受到《蒲褐山房诗话》的深切影响，只需取是书卷四“朱笥河先生”记与《诗话》“朱筠”条合观即知。

2.“赵翼”条云：

改翰林数年，简放知府，出守广西镇远。时缅甸用兵，诏选邻省干才助搜军实。君住永昌半载，会文忠将督兵罙入，遣之还粤。又为李制府所赏，调广州，并登荐剡，擢贵西道。(《湖海诗传》卷二十四)

按：赵翼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一月出任广西镇安府知府，《诗话》“镇远”系“镇安”之讹。乾隆三十三年(1768)五月，赵翼由广西往云南，效力于傅恒帐下，先此尝因事与两广总督李侍尧大起冲突。乾隆三十四年(1769)五月奉命还镇安，次年三月调任广州知府。按李侍尧服赵翼之能事，有意使其守广州，然瓯北不相下，李侍尧遂绝其念，盖仍不忘前嫌也。恰清高宗特旨调瓯北任广州知府，瓯北始就其任。王昶与赵翼交厚，深知其事，竟以“为李制府所赏，调广州”一笔带过，浑然置情实于不顾，盖欲委婉其事而云然。受制于传统伦理，“为尊者讳”常常成为以往著述的隐性宗旨之一，《蒲褐山房诗话》亦不外如是，因而在利用《诗话》时，对因避讳曲笔而导致的史实歪曲或隐晦不彰，尤当甄辨。

如上所论，《湖海诗传》因其选录标准囿于一家之见，备受质疑，但其所附载的《蒲褐山房诗话》却弥足珍贵。近人夏孙桐说：“近代诗话以《静志居》、《蒲褐山房》二者并号‘翔实’，第因选诗而备载作者遗事，事仅系于一人。”*语出夏孙桐《十朝诗乘序》，冠于郭则沄《十朝诗乘》卷首，民国二十四年(1935)乙亥栩楼自刊本。又按：“事仅系于一人”语《静志居诗话》则可，状《蒲褐山房诗话》则不确，如“沈起元”条附周永年事，“王安国”条附王念孙、引之父子事，“惠栋”条附见戴震事，皆其反证。就连语好指摘的李慈铭也不得不承认《诗话》“有资掌故。高庙六十年中，下递仁庙之初，朝野文献，半赖以足征”。[6](P1208)*《诗话》所录诸人之生活年代，由康熙末至嘉庆初，前后几九十年，李氏所谓“高庙六十年中，下递仁庙之初”者，似欠周密。二氏均着眼于《蒲褐山房诗话》的史料价值层面立说，虽然皆有不当之处，但其观察尚属准确。时至今日，我们对《蒲褐山房诗话》重做审视，“格调”之说，因见仁见智，可暂不评价，但其文学史料价值之高也绝不可否认，此前历代诗话著作皆不可与之相媲。

自元好问《中州集》以来，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甚至如近人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此类意在汇聚一代文献的诗歌选集，所据史料均可视为“纸上之遗文”，由彼辗转绍述进而增删窜改而形成的文字记录，试问其价值较之第一手材料如何？不过与《青浦诗传》中所附《蒲褐山房诗话》等价而已，而《湖海诗传》中的《蒲褐山房诗话》，所录诗人，上起康熙之末、下至嘉庆之初，百余年间著有诗名的文人雅士几乎全部网罗其中，少有遗漏；而王昶本人，因其历官四方，又享遐寿，得与其中大半诗人交游唱和，以其亲身见闻撰写诗人生平，其史料价值之高，可想而知。缘此之故，后世史书记录得《诗话》惠泽，良非浅尠。我们试举数例，以作说明。

1.“翁方纲”条：

嘉庆己未，予入京师，见其方考《禹贡》、《顾命》两篇，诸儒异同，相与辩难，龂龂竟日。

(《湖海诗传》卷十五)

《翁方纲传》(国史馆《儒林传》稿)：

官鸿胪卿时，青浦王昶见其方考《禹贡》、《顾命》两篇诸儒异同，相与辩论，龂龂竟日。

2.“蒋士铨”条：

遇忠孝节烈事，辄长歌以纪之，凄锵激楚，使人雪涕。(《湖海诗传》卷二四；按《春融堂集》卷五十六《翰林院编修蒋君墓志铭》亦云：“甄录寒酸，激扬忠义，有古烈士之风。”)

至《清史稿》卷四八五《文苑传二·蒋士铨传》则云：

士铨性悱恻，以古贤者自励，急人之难如不及。诗词雄杰，至叙述节烈，能使读者感泣。

比较上文所举两例，可见《儒林传》和《清史稿》在记叙上对《蒲褐山房诗话》的沿袭与承用。

又因王昶卓绝的影响力，稍后出现的诗话体著作，对《蒲褐山房诗话》也多追蹑效法，大大增加了记叙诗人行实的篇幅，如王豫《群雅集》、刘彬华《岭南群雅初集·玉壶山房诗话》、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寄心盦诗话》、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等，均是明显的例证。“史”的意味的剧增，使得本为赏析评骘的诗话著作兼具了史传的性质和功能，这也是清代中晚期文学批评史上久不受人注意的一点。

然而《蒲褐山房诗话》较之此前诗话，何以其记述的比例大增？笔者臆测，这与乾嘉时代崇尚征实的学风密切相关，在当时流行实事求是的学术空气中，不惟治经史之学黜虚崇实，即使是谈艺论文者亦不外如是，而作者王昶首先便是乾嘉考据学派的佼佼者，《蒲褐山房诗话》的出现，恰恰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应有之物。

四 《蒲褐山房诗话》笺证释例二则

以上仅就《蒲褐山房诗话》的成书、流传、书写及其影响等问题，稍陈管见，卑之无甚高论。至于《蒲褐山房诗话》记事简略，偶有疏误，又兼作者有意曲笔，多致史实隐晦不彰，固其所短也。笔者近年试图笺证《诗话》全书，其初衷即在详释其记事，间亦订讹补阙，期供研治清代文学史者参考利用。兹特拈出两则，以结吾篇，亦祈大雅方家不吝赐正为幸。

1.翁方纲

①有《栖霞》诸藁……②诗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诚斋间。③虽尝仿赵秋谷《声调谱》，取唐、宋大家古诗，审其音节，刊示学者，然自作亦不能尽合也。

(《湖海诗传》卷十五)

笺证：①《湖海诗传》著录诗人著述，仅标举诗集而不及其他，此诗选之通例也。按稿本《诗话》“《栖霞》诸藁”作“《复初斋诗集》”，臆以前者为是。上海图书馆藏翁方纲《栖霞小稿》凡三种：(一)清南陵徐乃昌汇编《苏斋丛书》本，(二)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博古斋辑《苏斋丛书》本，(三)清抄本。按是书不分卷，收录翁方纲诗词凡19首，皆游历山水之作，记其经栖霞(清属登州府)之见闻。检沈津《翁方纲年谱》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四日”条引及翁氏《壬子京察咨部履历稿底》曰：“(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奉命提督山东学政，于十月十三日到任。”[8](P292)翌年四月按临登州府，《栖霞小稿》之作盖在此时。又南陵徐氏及上海博古斋两种《苏斋丛书》均有《岚漪小草》一卷及《青原小草》一卷。按《湖海诗传》所录翁氏诗作凡13首，其中《云片石》《天开岩》《受翠楼》《栖霞道中示谢蕴山》4首见于《栖霞小稿》，《早发德安》《灵秀泉》《出南康府城西门望庐山云气》《玉渊潭》《五老峰歌》凡5首见于《岚漪小草》，其余则多属与王昶唱和酬答之作。盖王昶所见翁氏诗集仅限于《栖霞》《岚漪》诸稿，稿本《诗话》作“《复初斋诗集》”，实违王昶本意。但此种改动意在方便后世读者，不为不当。

②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称覃溪诗尚李、杜、苏、黄，而王昶独标举以黄山谷、杨诚斋，较之潘氏，亦慧眼独具也。按林昌彝《海天琴思续录》：“炫目何为绣色丝，西江宗派竟多师。”自注：“覃溪北人，诗效西江。”[9](P5455)陈衍《诗评汇编》：“覃溪自命深于学杜，其实所知者山谷之学杜处耳。……于音韵之学，则未有知，故常以翰林院试帖诗科律律古今体诗。”[9](P5457)可为王氏张目。盖二人论诗，各有主张，王昶持说，大抵不出乃师沈德潜“格调”说之藩篱，而翁方纲高标“肌理”，宜为王昶所纠劾也。此文学批评史上尽人皆知之常识，亦不足深辨矣。

③翁方纲著有《小石帆亭著录》六卷。据翁氏自序，是书作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其内容大抵就王士祯(渔洋)、赵执信(秋谷)二氏诗律著作加以阐述发挥，申明己见。有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及道光二十年(1840)味古书屋刻本两种。卷一为《新城县新刻古诗平仄论》，考论王士祯之诗律说；卷二为《赵秋谷所传声调谱》(附有《渔洋诗问》十三条)，评介赵执信之《声调谱》；卷三为《五言诗平仄举隅》,多评骘六朝诗人语而于唐人仅举魏征、杜甫二家；卷四为《七言诗平仄举隅》，取唐宋人七言古诗为例，就其音律抒发己见；卷五为《七言诗三昧举隅》(附《方纲渔洋诗髓论》)，申述王士祯“三昧”说；卷六为《渔洋先生书目》。盖翁氏于诗律之识解具见于此书。《诗话》“尝仿赵秋谷《声调谱》，取唐、宋大家古诗，审其音节，刊示学者”句，谓此书也。

2.李文藻

①李文藻，字素伯，号南磵。……②官至□□知州。③有《恩平》、《潮阳》、《桂林》诸集。……④以粤东县令洊升州牧，引见来京，闻余有惠氏《易汉学》诸书，至余寓舍借钞。大暑中，漫肤多汗，沾渍衣襟，不以为苦也。……⑤尝约其友人周编修书昌，取经史著述之未甚传于世者，刻为《贷园丛书》。而素伯殁，其后遂不能续，今所传者，止此十二种而已。

(《湖海诗传》卷二十五)

笺证：① 按“南磵”以作“南涧”为常，*“涧”“磵”混用，古书中亦颇不乏见，姑举一例，如《柳河东集》卷四十三《南涧中题》，诗题作“南涧”，而首句“秋气集南磵”却作“南磵”。[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12页。取义于《诗经·召南·采萍》：“于以采萍？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李文藻一号茝畹，取义于屈原《离骚》“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王逸注：“蕙、茝，皆香草，以喻贤者。”洪兴祖《楚辞补注》更引《说文》云：“田三十亩曰畹。”[10](P7,10)

② 钱大昕《潜研堂集》卷四十三《李南涧墓志铭》：“以海疆三年俸满，保荐擢广西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而没。”[11](P784)知《诗话》所缺二字为“桂林”也。

③李文藻著有《岭南诗集》八卷，分作《恩平集》一卷、《潮阳集》三卷、《桂林集》四卷。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二十六《李南涧诗集序》：“殁后，其仲弟以遗稿示予，官为一集，盖仿王筠之例。”[11](P438)检《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著录王筠文集凡五种，是为“梁太子洗马《王筠集》十一卷并录”“王筠《中书集》十一卷并录”“王筠《临海集》十一卷并录”“王筠《左佐集》十一卷并录”“王筠《尚书集》九卷并录”。[12](P1078)按李文藻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先后任恩平、潮阳县令及桂林府同知等职。钱《序》所谓“官为一集”“仿王筠之例”者，谓此也。

④乾隆四十二年(1777)夏李文藻以引荐居京两月，两月后得桂林府同知衔，往王昶处钞录惠栋《易汉学》即在此间。按徐珂《清稗类钞·鉴赏类》“李南涧风雅好事”条：“某岁大暑，至王述庵侍郎昶邸舍，借钞惠氏《易汉学》诸书，漫肤多汗，沾渍衣襟，不以为苦。”[13](P4190)即本乎《诗话》。陈准《南涧遗文补编跋》谓“尝向纪文达公假录《易汉学》，汗渍衣襟，不以为苦”[14](卷尾)云云，则张冠李戴矣。

⑤《贷园丛书初集》系周永年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以李文藻生前刊刻书板重编印行之丛书，时文藻已殁十一年矣，《诗话》不确。“贷园”即“借书园”，桂馥《周先生传》记其事云：“先生(谓周永年)见收藏家易散，有感于曹世仓及释道藏，作《儒藏说》，约余买田筑借书园，祠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15](卷七)周永年《贷园丛书初集叙》自道《贷园丛书》之刊刻甚明，曰：

《贷园丛书初集》共十二种，其板皆取诸青州李南涧家。其不曰‘《大云山房丛书》’者何也？曰：尚思续刻以益之，几藏弆书板者又将多所借以广之，不必限以一家故也。余交南涧三十年，凡相聚及简尺往来，无不言传抄书籍之事。及其官恩平、潮阳，甫得刻兹十余种，其原本则多得之于余。今君之殁已十一年，去年冬始由济南至青州，慰其诸孤，因携板以来。忆君有言曰：‘藏书不借与藏书之意背矣，刻书不印与不刻奚异？’尝叹息以为名言。使果由此多为流布，君之志庶几可以稍慰乎？[16]

按《贷园丛书初集》收书十二种，是为惠栋《九经古义》一六卷、《易例》二卷、《春秋左传补注》六卷、李文渊《左传评》三卷、江永《古韵标准》四卷、《诗韵举例》一卷(与《古韵标准》合刊)、《四声切韵表》一卷(《凡例》一卷)、戴震《声韵考》四卷、宋曾宏父《石刻铺叙》二卷、钱大昕《凤墅残帖释文》二卷、元张养浩《三事忠告》四卷、张尔岐《蒿庵闲话》二卷、赵执信《谈龙录》一卷，凡十二种、四十九卷。周氏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病逝，后《贷园丛书》之刊刻仅两年，所谓“尚思续刻以益之”，自成镜花水月矣。

[1] 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2] 王昶.湖海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嘉庆八年(1803)三泖渔庄刻本，2013.

[3] 王士祯.感旧集[M].清乾隆十七年(1752)雅雨堂刻本.

[4] 王芑孙.惕甫未定稿[M]//渊雅堂全集.清嘉庆刻本.

[5]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7] 朱筠.笥河文集[M].清嘉庆二十年(1815)椒吟舫刻本.

[8] 沈津.翁方纲年谱[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

[9] 钱仲联.清诗纪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10]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 钱大昕.潜研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2]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 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 李文藻.南涧先生文集补[M].清光绪丁丑年(1877)蟫隐庐石印本.

[15]桂馥.晚学集[M].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孔宪彝刻本.

[16]周永年.贷园丛书初集叙[Z]//贷园丛书.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

责任编辑 赵成林

刘国宣(1987— )，男，回族，山东青州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清代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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