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环境法中的总行为控制制度

2016-11-26徐祥民

社会观察 2016年2期

文/徐祥民

论我国环境法中的总行为控制制度

文/徐祥民

我国环境法的基本立法模式是设定行为规范、规定对违法者的处罚，其直接规制目标是自然人、法人等主体的行为。以自然人、法人等主体的行为为直接规制目标的立法依赖于执法机关的执行，包括执行法定处罚。不管是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等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资源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生态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等环境退化防治法，大致皆采此立法模式。除此之外，在众多单行立法的环境法律制度体系中，还存在另外一种立法模式，被称为总行为控制模式，其以出自不同主体的总行为和由总行为造成的总影响为法律的直接规制目标。不少学者因注意到环境状况迟迟得不到有效改善，环境保护的努力收效不甚明显而审视环境立法是否完善，而分析环境立法所采用的包括总行为控制在内的不同模式有助于加深对环境法完善程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