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洋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奖特点研究

刘洋

作为八十年代中篇小说最具权威性的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奖有着注重现实主义倾向与主流意识形态、审美评价保守中渐进和适当参考作品的社会影响等特点。这些评奖特点让这一奖项成就了一批代表八十年代中篇小说最高水平的经典佳作，也错失了一些文学史上不可不书的瀚海遗珠。

中国当代小说在五十年代末的长篇小说繁盛之后，经过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衰落与荒芜、七十年代末期的复苏和新生，于八十年代初出现了第二次繁盛局面——中篇小说的繁盛。中篇小说热可以说是八十年代最瑰丽的文学现象之一。中篇文体具有“举重若轻，厚积薄发，得短篇小说之便利而较其体大，无长篇小说之厚重而较其体精”的特点，这使它成为变革时代作家呈现思想最有效的艺术审美形式。于是，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一大批优秀的中篇小说如同狂飘天落，异军突起，一发而不可收拾，紧密呼应时代的旋律，及时而深刻地反映现实的变革和历史前进的脚步，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就，使中篇小说园地春意盎然，生机勃勃，异彩纷呈。

探讨八十年代中篇小说热潮时有一个奖项是绝对无法忽视的、最具代表性的，那就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代表着八十年代中篇小说最高荣誉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从 1977 年到 1988 年，举办过五届评奖。1977-1980年是第一届，共评出15篇优秀作品；1981-1982年是第二届，共评出20篇优秀作品；1983-1984年是第三届，共评出20篇优秀作品；1985-1986年是第四届，共评出12篇优秀作品；1987-1988年是第五届，共评出8篇优秀作品。回顾历届获奖作品可以发现，这些作品中很多已经成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经典之作，但是也不乏一些作品逐渐被冷落和遗忘，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一些评奖特点。

一、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与主流意识形态烙印

“任何奖项的设立，本身就有意识形态性，它除了举荐和维护文艺自身的生产规则外，还要考虑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评奖标准的要求”。周扬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大会上曾说“我们评奖的目的，就是要发挥评奖的积极作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促进我国的文艺事业在三中全会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轨道前进，实现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文学创作水平和鉴赏水平更进一步提高。”可见，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作为八十年代文坛中权威性的文学奖项，不仅是对八十年代中篇小说评奖整体面貌的勾勒，反映了八十年代人民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体现了八十年代党和国家在文学领域的政治导向和思想意识形态。

这种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和政治导向性，体现在评选出来的具体作品中非常明显。例如第一届获奖名单中的鲁彦周、张一弓、丛维熙、王蒙、冯骥才、蒋子龙等作家的作品。可以说，这些作家在政治上的敏感、热情和使命感，是后来作家望尘莫及的，用小说参与和推动社会政治，是他们创作上的重要动机。在其后的历届获奖作品中也不乏诸多具有鲜明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例如1981-1982年的《射天狼》《沙海的绿荫》《高山下的花环》《洗礼》《流逝》等，它们突出的戏剧性和哲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1983-1984年的获奖作品都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和冲动，如《拂晓前的葬礼》《市场角落的“皇帝”》《燕赵悲歌》《老人仓》等更和政治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改革发展相联系，在艺术描写上便有了拾遗补缺、“钩沉刊谬”的意味；1985-1986年就意识形态的意义而言，被众口一辞地称为“改革到了关键时刻”，“转折与变革”意识形态在评奖中也得到了反映，例如《小鲍庄》《你别无选择》《红高粱》等，当然更多的是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作品，例如《桑树坪纪事》《军歌》《前市委书记的白昼与夜晚》等。1987-1988年多篇小说后来都是多方传颂的佳作，有的甚至作为某潮流和流派的代表而享誉文坛，但同时无需讳言，这些得奖的作品大多属于经典现实主义范畴，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没有抵牾。由此可见，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和主流意识形态导向是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奖的一大价值取向。

二、审美评价的保守与渐进

其实从获奖作品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和主流意识形态烙印已然可以看出，评奖的审美标准是较为单一和保守的，这导致了一些艺术水准不高的作品意外获奖，例如1985-1986年达理的《爸爸，我一定回来》，宋青海的《馕神小传》，霍达的《红尘》，张笑天的《前市委书记的白昼与黑夜》等作品。同时，这也导致了一些形式更新颖、内容更具冲击性、主流意识形态不甚强烈的作品成了沧海遗珠，其中一些作品甚至成了书写中国现当代小说文学史时不得不被提及的代表作，例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韩少功的《爸爸爸》、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等。当然，再回顾这个奖项时，还是不得不承认，虽然在审美评价上趋于保守，但是也评选出了很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中篇小说作品，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八十年代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例如谌容的《人到中年》、王蒙的《蝴蝶》、邓友梅的《那五》、路遥的《人生》、张承志的《黑骏马》、陆文夫的《美食家》、阿城的《棋王》、冯骥才的《神鞭》、张贤亮的《绿化树》、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红高粱》、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池莉的《烦恼人生》和方方的《风景》等等。而且，从时间线上来考量，我们可以发现，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审美评价标准虽然远远跟不上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发展步伐，但是却也是逐渐开放的，所以才会有一些先锋形式的小说最终获奖，即使有很多先锋小说被排除在了获奖名单之外。

三、适当参考作品的社会影响

由于所有的获奖作品都是来自之前发表在各个刊物上的中篇小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评奖时，便不可不适当参考作品发表后所引起的社会反响，这也是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奖的一大特点。例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虽然在艺术技巧上显得笨拙和幼稚，但是因为切合了时代的潮流，发表之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还是被评为了当年的一等奖获奖作品。又如以《射天狼》为代表的军旅题材作品，因为在军中引起了广大官兵的共鸣，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所以几乎每届小说评选都保留着军旅题材的一席之地。当然，这样的参考也是有限度的，起码要排列在作品表现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因此，一些当时社会评价很高，甚至引起轰动，但是主流意识形态不甚突出或者内容形式过于新颖的“先锋”作品、实验小说还是遗憾地被挡在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褒奖圣殿之外。

任何奖项的设立和评选都有其规则和标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亦是如此。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以上特点造就了八十年代中篇小说评奖中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它给予获奖作品的肯定代表了八十年代中篇小说的最辉煌成就，这种成就不仅是艺术意义上的，也是社会意义上的。而它的评价机制和审美标准限制，对于落选作品和奖项本身而言，也造成了一种永远的遗憾。得失兼备、不可替代是对这一奖项的评奖结果切合而中肯的评价。

刘洋（1989—），女，苗族，贵州凯里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