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　吴黎荣　朱　旭



再议余秀华诗歌热

周新民吴黎荣朱旭

周新民：2015年新春伊始，余秀华的诗歌和余秀华本人成为热议对象，成为了文学意义上的余秀华诗歌现象。这种现象产生有多重原因，和余秀华特殊的个人身份、余秀华诗歌特质以及中国新诗发展有着深入的关系。为了揭示余秀华诗歌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展开分析。

朱旭：我觉得余秀华走红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她的特殊身份。作为一个脑瘫患者，作为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写出了一些甚至是被诗歌领域的专业人士所认可的诗歌。她的这样一种身份被新媒体放大、热炒，让一些对诗歌不是十分感兴趣，甚至对诗歌不是很了解、关注的人，也因此而关注起诗歌来。所以我觉得余秀华的诗歌走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她这样一种独特身份以及被新媒体的热炒。但是，除了这样一些外部的因素以外，其实她本身的诗歌也是她走红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周新民：朱旭认为余秀华走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余秀华独特的身份，有道理。诗人的身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其实，在我国当代诗歌史上，诗人身份的确会给诗歌带来一些特别的价值。比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农民诗人、工人诗人的提法。这种对诗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在社会主义文学的规范里面，是诗歌获得一种历史的、意识形态的价值的一种方式。余秀华呢，她是一个农民。在今天，农民和诗歌之间，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发掘的意义和价值呢。

朱旭：当代社会发展到今天，农民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庸常理解的泥腿子的形象。余秀华虽然只是一个农民，但是她自己在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她除了喂她的兔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以外“再有空就读读海子、博尔赫斯的诗，看看《穆斯林的葬礼》《悲惨的世界》这些小说。”其实，当她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我是比较震撼的。当然，我无法知道她究竟是怎样理解这些诗歌或者是小说的。但是，既然她有这样一个自觉的意识去阅读这些诗歌和小说，余秀华这样的农民，就不单单只是一个在地里劳作的农民。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余秀华的精神生活其实不是像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民式的生活，她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以及文学追求。

周新民：你的意思是说，余秀华和传统的农民的身份不同。传统农民被认为是没有文化的。因此，也没有文学准备。但是，余秀华不同，她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和充足的文学准备。其实，农民余秀华走进文学视野，并非是孤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活跃着的“草根诗群”，一些在大城市打拼的农民工诗人，他们的文学创作就非常有影响。比如说郑小琼。这些人身份也是农民，但实际上，他们的文化素养，包括对文学艺术的执着精神和一般专业作家相比并不逊色。所以，余秀华作为一个农民，能写诗，并且能把诗写得比较好，这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它应该是九十年代以来，我们中国农民受到良好教育，农民素质大幅度提升的重要表现。这部分农民对文学艺术怀有极大的热情，这种对文学热爱之情，促使他们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但是，外界还非常关注余秀华的另外一种身份：“脑瘫”患者。在当代文学史上，因为疾病或者身体残疾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很多，比如：史铁生、张海迪、史光柱、车前子等等。脑瘫诗人的标签，也激起了人们同情弱小者的人性美。

吴黎荣：余秀华的走红跟新媒体有着很密切、很直接的联系。从余秀华的出现到她大红大紫，最后出版诗集、拍记录片整个过程，都是跟新媒体的推动有很大的关系。余秀华在2014年9月份《诗刊》（2014年9月号下半月刊）的“双子星座”栏目发表了一组诗——《在打谷场赶鸡》。这组诗歌一共有九首。这组诗歌虽然发表在国家一级诗歌刊物上，但是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她引起较大关注是在2014年11月10日诗刊社官方微信平台上以《摇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患者的诗》为题选发的余秀华的一组诗。这是余秀华首次在新媒体上露面。《诗刊》杂志有一个《诗刊》社“微信公众号”，它每天晚上会推送几首诗给读者。《诗刊》社“微信公众号”推送的诗歌短小精悍，余秀华的诗本身写得不错，也比较短，适宜推送。在微信上露面后，短短几天内，余秀华诗歌的阅读量飙升至5万。11月23日，著名微信平台“读首诗再睡觉”推送余秀华诗歌《你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阅读量达7万。其他微信、微博、网站、博客转载，无法计数。

此后，旅美学者沈睿，看到余秀华在微信中传播的诗歌。她很好奇，就多看了几眼，一看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整天整晚的阅读余秀华的诗歌。沈睿看完之后，写了篇博客：《什么是诗歌？余秀华——这让我彻夜不眠的诗人》，给了余秀华诗极高的评价。这篇博文写作时间是2015年1月13日。过了两天，一个叫王小欢的网友，看到余秀华的诗歌和沈睿对余秀华诗歌的评价，与沈睿取得联系，问能不能转她的博文。沈睿表示同意。于是，王小欢便把沈睿的原博文题目改为《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并转发到微信朋友圈。修改后的标题本身就非常醒目，充分激起了大家阅读的渴望。到这个这时候，余秀华在网络上已经走红了。那到了17、18日，全国各地的网络媒体、新闻记者跑到余秀华家里对余秀华进行采访，余秀华就此成名，占据了各大新闻媒体的重要版面。随后，2015年2月初，这位女诗人的诗集趁着热潮出版。余秀华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首印15000册一日卖断货，令出版方湖南文艺出版社难以置信。而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加印到10万册，这在当今健在的诗人中是极少有的现象。

周新民：身份问题，媒介传播问题，毫无疑问是余秀华走红的重要原因。不过这些都是些比较浅层次原因。其实，余秀华诗歌形成热议，还有“时代”的推手作用。

朱旭：我觉得时代对她的走红有一个推动作用，我们知道当今这个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消费主义的盛行和浮躁之气的扩散。在这样一个时代，余秀华的诗歌有一种唤醒作用。我在网上浏览相关信息的时候，在一个论坛中看到一个网友的留言，我感触很深，这个网友说“余秀华的诗有一种将加速的世界往回拉一厘米的美好。”网友的这个用词看似过于主观化，但是，“往回拉一厘米的美好”这个触点，其实就类似我刚才所说的一种唤醒作用。余秀华的诗歌之所以吸引人，就在于余秀华诗歌语言弥漫着自然主义的气息。这样的一种自然主义气息遭遇到消费主义的时候，会产生强烈的反差，在碰撞中凸显出她诗歌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推崇余秀华诗歌的主要是大众。专业读者对她的诗歌是有分歧的。但是，大众几乎是一边倒地推崇余秀华的诗歌，其背后是大众对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对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心怀抵触的表现。大众处在社会食物链中较为低端的位置，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最直接也是最残酷的。所以当大众读到余秀华的诗歌时，会感觉到一股清新之气。这倒不是说余秀华诗歌的用词多么类似于浪漫主义或者湖畔诗人那种所谓的自然，她的这个自然就是她对自己身边的人、事、物的情态，对自己生命观、情感观直击式的表达。会让人觉得在冲击中感受到一种真诚和亲切，有一种残酷的真实感存在。在被这个消费主义横行的社会掩蔽或者绑架了的现实下，接触到余秀华这样一种具有强烈真实感、不做作的诗歌的时候，会有一种唤醒作用。类似于在泥淖之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有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存在。我所认为的余秀华诗歌的唤醒作用即在此。

周新民：无论时代推力也好，余秀华的身份也罢，新媒体的作用也好，都对余秀华诗歌走红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无法否认的一点是，余秀华的诗歌本身很有特点和价值。

吴黎荣：我觉得余秀华的写作是可以跟她的生命直接相联系的。余秀华的诗歌创作是一种很原生态的写作。她是从自己的很真实的生命体验这样一个角度来写作的。余秀华写诗和很多的诗人写作有不一样，她没有多少功利性。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农妇，身患残疾，住在一个封闭、偏僻的农村，她什么都不能做。平时除了扫一下地、洗一下衣服、喂一下兔子，其它许多事情都要靠她爸妈。她的婚姻也不幸福。十九岁结婚，跟丈夫没有多少感情，夫妻感情淡薄。这样的人生经历使余秀华把诗歌作为她情感的寄托，作为一种心灵的慰藉。诗歌带给余秀华的是心灵上的自由，她以心灵上的自由去弥补生活上的一种受限制的、受束缚的一种状态。

余秀华的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具体、很真实，很有痛感。她诗歌的内容主要是爱情、亲情和日常生活的一些场景以及对生活的感悟，对自己处境的疼痛感的这样一些东西。余秀华写的悲情诗比较多。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说她悲伤的时候更容易写诗。她的悲情爱情诗表达了对爱的渴望，比如说《颤栗》《可是我爱你》《我害怕》《爱》《唯独不是我》。这些诗里表达了对爱情的赞美，对爱情强烈的渴望。

其次，余秀华写得比较多的，就是日常生活场景的、生活感悟类的诗。比如《风吹》《雪下到黄昏就行了》《渴望一场大雪》《感谢》《床》《回忆》等。我们都可以看到里面有一种特色，一种乡村的气息迎面扑来，用“我”的视角去看周围的生活，用“我”去看周围的乡村，而且都是一种写实的写法，“记录”日常生活的感受。余秀华诗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她对自己的处境，总是表现出一种疼痛感。文学评论家张清华认为，“余秀华的诗，语言表达比较有力量，有质感，有痛感。”《诗刊》编辑刘年也说：“她的文字像饱壮的谷粒一样，充满重量和力量。”余秀华的诗歌如《悬石》《月光》《我爱着的都不是我》，表现了对残酷命运的哀愁感和不屈的抗争。总体看来，余秀华的诗歌大都写人之常情，抒发个人的独特的感悟。

从形式层面来讲，我以为余秀华诗歌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语言比较质朴，又富有诗意。“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爱情不过是冰凉的火焰，照亮一个人深处的疤痕后/兀自熄灭”（《颤栗》）；“多少日子，沉默压着沉默/我以灰烬拼凑的肉身，我以晚霞塑光的心 ”（《悬石》）；“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我爱你》）......我们都可以看到她的诗歌是比较有诗意的。第二，形式短小精悍，一般都只有十几行，长的大约也就三十行。徐敬亚在评价她的诗的时候说，这个长短范围内的短诗，其诗歌实很难写，它必须要完成几次情感与诗意的转换。我认为她在这样长短的诗行里，还表现出了句子与句子的连接性，有一定的张力。第三，率真、率性、赤裸裸地抒发情感。比如，《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里面大量地运用“睡你”的字眼。

朱旭：关于余秀华创作的问题。我认为，很多人对她的诗歌感兴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她的个人化的创作立场。余秀华对于事件的表达很简单很直接，是个体生命的赤裸裸的陈述。当时雅安地震之后她写了一首《雅安，与我有什么关系》，引起很大争议。这首诗出现于网络之后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评价，有的人支持她，但也有人骂她，说她没有良知。但余秀华自己解释说“当我为个人生活着急的时候，我不会关心人类。当我某个时候写到这些内容时，一定是它们触动了温暖了我，或者让我真正伤心了担心了。一个人生活的好，说明社会本来就是好的，反之亦然。”

她这样的陈述很触动我，是一种很直白的表达，其实是指当“我”还在为“我”个人生活忙碌、担心的时候，“我”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关心他人关心人类的，“我”不可能做到实质性的帮助。如果只是每天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说要关心他们，他们的遭际很值得同情之类的，作为余秀华来讲这可能只是无用功，只是浪费时间罢了。还不如花时间和精力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更好，当你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之后，就是对社会进步的一个助推。我觉得在加诸脑瘫、农民这样一些身份之上的余秀华，作为一个诗人，她比大多数人都活得真实、自在。她的这样一种个人化的、不矫揉造作的立场，是她诗歌创作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因，也是她的诗歌颇受大众关注的原因之一。

其次，我认为，余秀华诗歌中出现的乡村形象，更多的是一个具有浪漫气息的现代乡村的形象。在她的诗歌中经常出现一个地名——“横店”，就是她生活的那个小乡村。你会看到“横店”在她的诗歌当中既是充满人情味的，有春天，有蝴蝶，包括她的成名作《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虽然会有很强烈的碰撞，以及可以说是很赤裸裸的表达，但却出现了春天、蝴蝶之类的意象。在她的意象世界中，“横店”不仅仅是苦闷的生活地，她经常会说自己的情感和生活被困在了“横店”这个地方，这个小山村。但是，也会寄予她对这个地方的美的表达。对于余秀华来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脑瘫患者的精神世界会是很匮乏的，但是，恰恰是这种在生理上有一些缺陷的人，她的精神生活由于不被人理解或者被外界所歧视，或许有更为丰富的精神和内心活动，并且很可能是更为独特的。与之前所谈到的个人化的立场也是相联系的。

第三，我想补充一下余秀华诗歌语言方面的特征。刘年在评价余秀华的诗歌时，有一句话我印象比较深刻，也就是被媒体几乎引用烂了的一句话，“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中一样醒目”。杀人犯和大家闺秀的这样一种对比是十分强烈的。在余秀华的诗歌中时常会看到很醒目的、对比很强烈的语言的运用。她不仅仅是对生活美好或者磨难的一种表述，其实是在这两种极端的碰撞之中，写出了一种“力”的感觉，与之前谈到的余秀华诗歌的唤醒作用，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一样，就像是这两种力催生出的一种花，而这个花就是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的。我认为，余秀华诗歌意象的组合很奇妙，一般人很难想象到她会用这样的意象来组合，给人一种出人意表却又恰如其分的惊喜感。比如她的一首《那些秘密突然端庄》，本身题目的组合就让人觉得诧异。“如果在这一打谷场的麦子里游一次泳/一定会洗掉身上的细枝末节/和抒情里所有的形容词/怕只怕我并不坚硬的骨头/承受不起这样的金黄色”。通常状况下，我们觉得不会放在一起的意象，余秀华将它们组合在了一起，却又让人觉得是那么的契合和有力量。这就是我要补充的有关余秀华诗歌的立场、语言、意象的三个方面的观点。

周新民：谈论余秀华及其诗歌，不能遗漏对余秀华诗歌评价所形成的热议。我注意到对余秀华诗歌的评价呈现出两级分化的这样一种现象。有的人认为余秀华的诗歌非常好，把她抬得很高，说她是中国的艾米丽·狄金森。有些人认为余秀华的诗歌就一般化，只不过是当下的网络媒体充分利用她的身份这种符号，比如说农民诗人、脑瘫诗人，进行一种文化消费。那么我们可以客观的梳理一下两种评价各自是从什么样的立场来评价她的诗歌的。

吴黎荣：现在对余秀华的诗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是把它拔得很高，就像沈睿所说的，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丽·狄金森；另一种则把余秀华贬得很低，以沈浩波为代表，认为余秀华写得并不好，没有艺术高度，并说她诗歌的流行稍微会拉低一些诗歌的格调。还有很多网民和学者把她的诗歌看作是心灵鸡汤，认为她的诗歌不过是满足底层人物的想法。同样是余秀华，同样是余秀华的诗歌，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呢？在这个背后，其实他们都是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去讨论余秀华的诗歌的。新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今天，在评价诗歌时有两个系统，第一个可称为知识分子系统，另一个称为民间系统。知识分子系统的评价标准要求诗歌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要求诗歌是精致的、纯粹的艺术，语言要精炼、蕴藉一点，内容要有思想文化含量。民间诗歌的批判立场要求语言要质朴、明白，诗歌的内容和题材有当下性与流行性。对余秀华诗歌评价的分化其实就是知识分子评价立场和民间评判标准的分歧。因而，在余秀华诗歌走红后，出现了力挺余秀华的沈睿与贬余秀华的沈浩波的“二沈”之争。沈睿对余秀华的诗歌拔高式的评价，源自民间的评价立场；而沈浩波说他之所以这样严格地要求余秀华，那是因为他把余秀华当作一个正常人，他把她当作一个诗人来看待的，对她诗歌的这么严格的要求，就是对余秀华诗歌最大的尊重。沈浩波站的立场就跟沈睿不一样了，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对诗歌的精粹性要求。另外，徐敬亚的评价比较的中肯，也比较理性。他说，几位学者的评论，说了几句过头话，都是出于对她诗歌阅读的喜悦，并无恶意。徐敬亚把诗歌分为精英和大众两类，认为当下大众的诗歌写作越来越成为自我救赎的一种话语方式，不必苛求，要宽容一些；而对于中国的精英化写作的诗人们，则应尽量拿出挑剔与刻薄的标准。

朱旭：我觉得对余秀华诗歌评价立场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到底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来看待诗歌的问题。那些专业诗人和有所成就的专业人士，当他处于庙堂的时候，他会用一种俯视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民间的大众，是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生活疼痛的大众，他会自下而上地来看待这个问题。由此，我联想到了古时候的《诗经》。《诗经》中的《国风》是成就最高的一个部分，也是最为人所传颂和最为喜爱的部分。但是《雅》和《颂》更多的是由知识分子撰写的颂歌或宫廷舞乐之类。《国风》更多的是无名氏所抒写的民间生活和民间风物等等。所以我觉得处于庙堂之高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关注一下，或者不要那么排斥余秀华的诗歌。我当然不是说她的诗歌成就一定很高，要把她放到文学史的高度来讲。但至少是有些可供吸收的部分，或者是专业的作家可以有所借鉴或者学习的地方。当然无论是诗人还是受众，只有拥有很好的文化底蕴的人才能更好的理解诗歌，更好的传承诗歌。作为民间立场的大众来说，也不要过分拔高余秀华。

周新民：我们暂且悬置学界与民间对于余秀华诗歌的两极评价，从学理的角度来讨论下余秀华诗歌的意义。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当代诗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诗歌，有几次诗歌热潮，朦胧诗歌热潮，还有后朦胧诗潮。再就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有一个汪国真和席慕蓉的诗歌热潮。在那个年代里面，汪国真的诗歌和席慕蓉的诗歌也引起了很多读者的追捧。回过头来看，余秀华的诗歌和汪国真的诗歌、席慕蓉的诗歌都引起过诗歌热潮，对他们的诗歌也都出现了相类似的两极化评价。如果拿余秀华的诗歌与汪国真、席慕蓉的诗歌进行比较的话，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发现一些问题。他们的诗歌到底有没有共同点？为什么会产生相类似的热潮现象？

吴黎荣：汪国真和余秀华的诗歌都引起了广泛的诗歌热潮、热议。同时，关于他们的诗歌评论都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可以看出大众与精英在诗歌审美上的分野。余秀华和汪国真的诗歌，都以十几、二十几行的短诗为主，有口语化、散文化的风格；都以真诚之心，从个人体验出发，传达对生活的感悟与热爱；从诗歌艺术上来说，余秀华和汪国真的诗都是比较优秀的大众诗歌。

朱旭：现在很多人都说汪国真的诗歌类似一种心灵鸡汤，将其很出名的“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拿出来谈论。我是不太同意这种看法的。作诗各有各的不同方法。汪国真诗歌的语言是比较优美，倾向于浪漫主义的。你看不到太多的恶的东西在里面，总是给人一种正能量。席慕蓉的诗歌有很多爱情的因素在里面，对人生有类似于佛家的领悟在其中，如《一棵开花的树》，你不会在他的诗歌中看到类似于现代派的手法或艰深晦涩的语言运用，总能用很简单的词语组合出十分正能量和情感十分丰沛的意象出来。这与余秀华不太一样，余秀华的诗歌语言善于营造强烈的对比和碰撞，从而产生出语言的魅力。但是，他们的诗歌在给予大众以力量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很多人都觉得他们的诗就是一种心灵鸡汤，但他们的诗当然不是那种自我催眠式的心灵鸡汤，而是最简单的对生活的感悟，向上的力量，是被很多专业诗人和评论家不太赞同的纯粹的对生命的感悟和认知。但是，对于大众来说，是不是恰恰更有力量？我不太懂那些所谓的高深的诗，或者运用很多现代手法的诗歌。但我看得懂他们这种带给我美感和力量的诗。对于大众来说，这就是诗歌的意义。当然这只是在这个层面来谈，在这个层面上他们是有共同点的。

另外，无论是书写乡愁，还是描绘爱情，如梦如幻的诗美追求，哀婉唯美的抒情格调，形成了席慕蓉诗歌的特质，撷取的意象也大多具有人情美、人性美，颇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席慕蓉最吸引读者也是其最大的特征就是诗艺的纯美，注重主观感情的直接抒发，注重语言的浅白清丽，在自然晓畅中给人以朴素的美。而余秀华诗歌的主题也大多是关于她生活的乡村，关于她爱情的不如意和生活的苦闷。但是，表现方式却与席慕蓉有很大的差别，不同于席慕蓉纯美式的表达，余秀华更多的是意象的碰撞甚至赤裸裸的残酷的表达，切入的角度和方式是有很大差别的。他们的走红都与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审美需求有关，几乎代表着接受者的两种面向，一是对纯美般的真善美的憧憬，一是对残酷现实的个人生活经验的赤裸裸的揭露。他们的书写共同构成了丰满的生活内容，将生活的一体两面表现得很真切。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深受大众喜爱的重要原因。让大众感受到了真实的、真切的生活图景，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艰深晦涩的说教。但也正因他们的创作赢得了消费时代大众的文化共鸣，而被专业知识分子诗人归为通俗文学的部分，评价也较为一般。无论是通俗文学还是精英写作，都是丰富诗歌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或缺的，何不相互理解包容，共促共荣，繁荣和发展走到今天的新诗创作呢？！

周新民：我为什么把汪国真、席慕蓉和余秀华的诗歌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有引起了诗坛的关注这一共同点。把汪国真、席慕蓉、余秀华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专业读者对他们的诗歌评价比较低，大众对他们的诗歌评价比较高。这种两极化的评价和中国新诗发展境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古典诗歌作为传统文学中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价值性的文体，这使得专业读者对新诗产生较高的期待。而另一方面中国新诗在近百年发展过程中，的确遭遇了一些问题，新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远远达不到专业读者的期待。新诗的这种发展的尴尬境遇，从诗歌接收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诗歌慢慢地脱离了大众，另一方面，像汪国真、席慕蓉、余秀华的诗歌为大众所追捧，又为精英知识分子所排斥。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新诗的发展到底应该走哪条路？从新诗过去的发展历程之中，我们能看到哪些有意思或者有价值的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的内容。

朱旭：通过余秀华诗歌热的这样一种个体现象，对百年新诗发展到今天并且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有没有什么启示？我个人持比较包容的态度。有人会觉得这样是不是过于中庸，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矛盾地解决矛盾的一个方法。没必要过于极端的看待诗歌的发展，认为一定要走这条道路而不走那条。诗歌发展到今天，在新的时代，在新的社会结构，新的潮流下，是不是可以建立起新的文学价值观念，尤其是诗歌的新的价值观。对于诗歌的表现形式、审美价值以及审美品格是不是也应该做出一些与时俱进的改变。我们不能仅仅只是固守传统的诗歌理念，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发展到今天，也应该焕发出一些新的魅力。余秀华的诗，包括汪国真、席慕蓉的诗，都有一种消解深度的问题在内。大众也有不同层次，诗歌要被大众喜闻乐见，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对深度的消解。那么在消解深度之后，是不是应该又有一个重建呢？怎么样重建民间跟精英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勾连？我并不排除两者中的任何一方，我认为这两者并不是处于对立的状态，各有各的魅力。其次是宏大叙事与我们日常经验写作的一种共存，当然这也是针对这两个不同的立场来讲。第三点就是欲望的宣泄和所谓的灵性的写作并存的问题。百年新诗走到今天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地解决矛盾，共存发展的问题。

周新民：从某种角度讲，余秀华诗歌被关注、热议，显示了诗歌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虽然时代不乏浮躁的气息，虽然新诗的发展总是难以让人满意，但是，这些都不足以阻挡人们需要诗歌的心理诉求。客观地讲，余秀华诗歌热的现象，再次提醒我们，新诗在发展的道路上必须作出调整，面向生活、面向时代，才是诗歌发展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