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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淡关于《橘颂》篇的一些问题

2016-11-26武国强

长江丛刊 2016年20期
关键词:王逸橘树楚辞

武国强

浅淡关于《橘颂》篇的一些问题

武国强

《橘颂》作为中国古代文人所作的第一首咏物诗,在我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屈原《九章》中的名篇,也是其代表作品之一,它突出而生动地表现了屈原高洁、坚贞的人格和志趣,千百年来诗人借橘树所表达的热爱故土、正直孤傲、乐观向上的精神一直为后人称道;但是关于它的诞生时间、创作主旨、象征意义,至今学者们的观点仍有分歧。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研究,旨在进一步明晰有关《橘颂》的一些问题。

橘颂 九章 屈原

一、再论《橘颂》的产生时间

关于《橘颂》产生的时间问题,学术界存有早、中、晚三说,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屈原早年的作品。如明代著名学者汪瑗在《楚辞集解》里说:“但此篇乃平日所作,未必放逐之后所作者也。”汪瑗虽未明言是屈原早期作品,但已开始质疑《橘颂》非其放逐后之作。清人陈本礼言:“原之颂橘……余细玩其词,盖早年童冠时作也。”(陈本礼在《屈辞精义》)陈本礼直接肯定说此诗是屈原早期作品,并推测是“童冠时作”。这些观点都为后人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橘颂》是屈原放逐江南后所作。自王逸以降,洪兴祖、朱熹、林云铭等人均主此说,如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橘颂》作为《九章》中的名篇,在王逸看来无疑也是其放逐后所作。洪兴祖继承了王逸的观点,朱熹对此虽稍有异议,但他也认为《九章》出于屈原放逐之后,只是非“一时之作”而已。清代林云铭《楚辞灯》中说:“在原当日,见国事不可为,而又有宗国无可去之义,故把橘之不能逾淮做个题目。”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里谈到:“作文之时不可靠,然玩卒章之语,揪然有不终永年之意焉。殆亦近死之音矣。”林云铭、蒋骥也都主《橘颂》出于屈原放逐之后。更有甚者,如曹大中先生认为这是屈原的绝名辞。

《橘颂》一诗产生的年限问题,无论是主早期说,还是晚期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存在,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然笔者通过联系屈原的生平经历,并结合其作品的实际内容与有关史料来分析,认为主《橘颂》是屈原早期作品的论点似乎更有道理。

当代著名楚辞学家赵逵夫先生认为“《橘颂》是屈原行冠礼时有意仿效士冠辞所写成。”他将《橘颂》与《仪礼·士冠礼》所收冠辞进行比较后,得出了《橘颂》是诗人“举行冠礼之后抒写怀抱之作”的结论。由于《橘颂》在内容和形式上与《仪礼·士冠辞》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所以他认为《橘颂》是仿士冠辞而作,其产生时间当为屈原二十岁行冠礼时,即公元前334年。他的主要论据是:(1)《橘颂》是四言体,士冠礼祝辞亦保持着四言形式;(2)《橘颂》中讲到“德”,士冠辞也讲到“德”;(3)冠辞可以称为“颂”,《橘颂》亦称为颂,故《橘颂》是仿士冠辞而作;(4)认为《屈诂》对“受命不迁,得之天也”的解释,与士冠辞“受天之庆”等意思大体一致;(5)《橘颂》中言及“幼志”,士冠辞也有“幼志”;(6)从“嘉”、“服”等文字运用上看,两文中均见,故亦为仿士冠辞而成文。我们从《橘颂》文本并结合现存文献来看,赵逵夫先生找出的论证材料,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橘颂》与《士冠辞》只是在某些方面恰巧偶然有相似之处。固然有巧合之处,但在六个方面都极相近,这恐怕是不可能的,若非有意为之,绝然不会出现如此多的偶然。

由于《橘颂》的风格较为独特,故闻一多说:“《橘颂》内容形式独异,当自为一类。”姜亮夫也说:“……最突出的莫过于《橘颂》。在这篇诗里,词面上一点也没有直接讲屈原的事迹,但仔细体会就会知道,屈原是以橘树自比,并且这种比喻是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的。”《橘颂》整篇的感情基调,都是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坚定自信的。“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不仅写出了橘树受命生存的美好环境,还写出了其“受命不迁”的坚毅品格,橘树之高雅隐隐欲出。“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的外貌色彩绚丽、明艳动人,字里行间流露着诗人对橘树的赞美之情。橘树从外貌到内质都如此之美好高洁,不禁使人感慨它“独立不迁”的节操。橘树的美好,不仅在于外貌更表现在它内在的精神。如“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诗人一方面歌咏橘树“横而不流”、“淑离不淫”的高风亮节,一方面谈到“愿岁并谢,与长友兮”,将橘与我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作为自己内心的独白。《橘颂》运用拟人化的手法,一方面是对橘树斑斓多姿的外表、“苏世独立”、“秉德无私”的美质进行歌颂,一方面是诗人对自己伟岸人格和崇高理想的热情讴歌。有些学者误认为诗人在诗中“自我卖弄和夸耀”,其实不然,诗人因为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远大的志向,养成了坚毅的品格,所以他才能有日后“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执着探索和追求精神,才能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广阔胸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橘颂》开朗明快的格调,不同于屈原其他作品深沉沧桑的风格。正如金开诚所言,就《橘颂》文本本身所表现的情感来说,“不大可能是老年人的作品。”

二、重释《橘颂》的创作主旨

有关《橘颂》的主旨问题,历代注家解读不尽相同。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注曰“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颂”,由于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的体例是每句下先录王逸注,“补曰”以下是洪氏对王注的补充或纠正,所以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二人观点的继承性,他们一致认为《橘颂》乃“美橘树之有德”、“自喻才德如橘树”、“自比志节如橘”“言己愿与橘同心并志,……长为朋友,不相远离也”。二人基本认为《橘颂》是诗人用于自比其德的,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宋代大儒朱熹的认同。王逸、洪兴祖、朱熹三家,在对《橘颂》文字用辞释义上虽有所分歧,但就其整体旨意而言,三者观点还是相近的。清人林云铭《楚辞灯》中说“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林云铭进一步继承了前人的观点,还赞其有“镜花水月之妙”。

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解诂《橘颂》时,在题解中引用了杜甫《四松》、白居易《玩松竹》等诗篇,他虽未直接指出其创作意图,但我们通过相关材料可推知他对《橘颂》是屈原借物咏怀、托物言志之作的观点也是基本认可的。今人姜亮夫在《屈原赋校注》直接明言:“作者因颂橘而牵及自身,完全用自己来比拟佳橘。”可见,姜先生是肯定了《橘颂》一诗为屈原托物言志之作观点的。但当他在《屈原赋今译·橘颂》中再次谈到《橘颂》的旨意问题时,又说《橘颂》是《九章》中的“别调”,是“体物”之赋,是当时新兴的一种文体,意义似乎很难解释。姜先生观点的模糊性,不免让人有种如坠深渊之感,不知该如何取舍之意。当代学者游国恩、张中一等辞赋大家针对《橘颂》篇的主旨问题,也各自提出了自己不同的学术观点,以致对《橘颂》主旨的解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莫衷一是。

就以上所列举各家观点而言,笔者更倾向于传统观点,同多数学者一样,坚持认为《橘颂》是屈原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诗篇。《橘颂》一诗,不仅讴歌赞颂了橘树的美好,还寄托了屈原远大抱负和崇高理想,是屈原自身品格的真实写照。屈原将自己的性格、志向、品德和爱国情感通过对橘树的热烈赞美传达出来,让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去品味诗人独立不迁、积极乐观的豁达精神,其真不愧为当时乃至今日咏物诗的扛鼎之作。

三、管窥《橘颂》的象征意义

《橘颂》作为屈原《九章》作品中最短的一篇诗作,无论是在题材、体裁,还是在情趣方面,都与其他八章迥然不同,而独具特色,下文将进行浅要分析。谈及《橘颂》的象征意义,就一定会牵涉出其文本所表达的思想主旨,这一问题势必与前一问题重复,因此,本节将不再赘述其内容方面的问题,而仅从其艺术手法角度简单阐释其意象的象征意义。

在艺术手法方面,《橘颂》借鉴运用了《诗》三百篇里的比兴手法,即象征的手法,却能更进一步。《橘颂》用比兴发端,由一物比兴到整篇,说物则物中有人在,说人则人中有物在。诗人巧妙地描绘了橘树的生态和习性,用类比联想的方式,将大自然中橘树的特点与社会现实中人的品格结合起来,既沟通物我,又融通古今。林云铭说:“一篇小小物赞,说出许多大道理,且以为有志有象,可友可师。”可见,物我一体、物我交融的创作境界在《橘颂》中已达到一定高度。

林庚在《释橘颂》中说:“《橘颂》所写的是一种性格,这也正是屈原的性格,战国时期正是国家观念将要形成还未形成的时期。……他是一个乡土观点极重的人……屈原一生的悲剧,也因为他对于楚国过分的爱恋。然而这种爱恋是可宝贵的,屈原因此成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由此可看出,林先生认为《橘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是诗人借橘自况、言志明理的作品,诗人将橘树比作人,从而形成整体的象征系统。读《橘颂》一诗,貌似咏橘,却是处处喻人,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古人追求“天人合一”精神内质的生动体现,也是古人“情景交融”美学理想的有力实践。诗歌将“橘”与“人”巧妙地合二为一,表面上看是颂橘,而实质上是紧扣屈原的精神,是在颂人。南宋刘辰翁称赞这首诗歌是“咏物之祖”,此言非虚,它不仅开启了我国咏物诗拟人化的先河,还为文坛留下了光辉的艺术典型,其独特的艺术价值,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综上所言,《橘颂》作为屈原早年言志的一篇赋作,其以宏阔明朗的深刻寓意,炫丽柔美的文辞样式,物我一体、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不仅在《楚辞》中,乃至在中国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笔。屈原在《橘颂》篇中,将诗歌中常见的象征手法运用地恰到好处,其物我相忘、物我交融的艺术实践,为后人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尤其是从后人创作的一些咏橘诗来看,其无论是在体物还是在寄托方面,无不受到屈原《橘颂》一诗的影响,如沈约的《园橘》、李峤的《橘》、李绅的《橘园》等。尽管学术界关于这部作品在创作时间、文本主旨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橘颂》就像一件伟大的艺术珍品,价值无可估量;就像一坛尘封的老酒,历久而弥香。

[1]姜亮夫.屈原赋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2]陆侃如,龚克昌.楚辞选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毛庆.诗祖涅槃[M].武汉: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1996.

[4]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5]姜亮夫,姜昆武.屈原与楚辞[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6]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橘颂[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

[7]宋·朱熹.楚辞集注·橘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清·王夫之.楚辞通释·橘颂[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武国强(1986-),汉族,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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