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献平

乡村暗暴力

文/杨献平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生于七十年代。作品见于《天涯》、 《中国作家》、 《人民文学》、 《山花》、 《作品》等刊。曾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首届林语堂散文奖提名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数十项。已出版有《匈奴秘史》、 《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 《沙漠之书》、 《生死故乡》、 《沙漠里的细水微光》、 《历史的乡愁》及诗集《命中》等著作。中国作协会员。现居成都。

2008年秋天，我从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刚回到家，高兴正在劲儿头上，就被弟弟说的一件事瞬间扼杀得一干二净。二十多年前，我以参军的方式告别故乡——位于太行山南部，群山之间、皱褶深处的村庄。离开了才叫故乡。这些年来，我一次次从外省回去。主要是看望父母亲并弟弟，还有一干亲戚。但随着年龄增长，时间的铡刀在暗处不断收割着世上的每一个会呼吸、有血肉和思想、灵魂的生命。特别是我三十五岁以后，以前时常在眼前晃动的亲人一个个地消失。他们是平民，在很多人眼里，一个身边普通的人的死亡，纯属自然现象，也是必然的结果，谁都会有这一天。在庙堂之上，一个农民的死，不仅无可辩驳，且理所应当。可对常年在异地的我来说，每次听到亲戚去世的消息，内心都有一种无以伦比的惊诧和悲哀。

但这一次，却不是我们家亲戚有人去世，而是一桩极其惨烈的故意伤人案。

我们的村庄在河北沙河市最西部的山区，十几个自然村分布在方圆不过30平方公里的山地之间，向北一座山，就是邢台县界，向南一道岭，扭身就进入了武安市界。我从修撰于明万历年间的县志并李鸿章等人修撰的《畿辅通志》上看到，作为一个乡镇行政区域或者村落所在，这差不多600年间，几乎无人对我们的村庄进行过任何的描述。仅仅修撰于清同治年间的《顺德府志》中有记载说，我们村附近有数道岩、黄背岩、大岭口关等军事建筑，为明真定（今保定）十三镇长城一部分，方才使得这一片北方乡域在官方的志书上有了那么寥寥几笔。

弟弟来电话说：盆上村朱文明的老婆和闺女被人打了个半死，这会儿正在医院抢救。我没吭声，也没有惊诧。我知道，在乡村，乡邻之间因为一些利益冲突而升级为小规模的暴力事件屡见不鲜。我还在乡村那些年，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听到或者看到这一类的事情，早就见怪不怪，甚至麻木不仁了。

而这一次，却是一桩无头暴力案件。

我脸色沉肃，心里一片惊恐。在脑袋里急速搜索对于这个叫朱文明的人留给我的任何印象。从1991年开始到现在，我离开故乡已经22年了。那时候还是少年，现在已经进入中年。其间虽然每年都要回去待上一段时间，但往往很匆忙，先后去看望亲戚，再陪父母几天，一些人还没见到，假期就又到了。很多的故知、乡亲一次面都没再见到。不过十多年，一批新的面孔又活跃起来，基本上“覆盖”了我熟悉的那一批“旧人”，使得我对故乡乃至故乡的人愈发陌生。

弟弟又说：这个朱文明在乡中学当老师。他说到这里，我哦了一声，一个身材瘦高的中年男人迅速出现在脑海里。“是不是我们的朱老师，教英语的？”弟弟说：“可不就是他！”

朱文明是我初中的英语老师。个子瘦高，长方脸，颧骨有点突出。不过，嘴唇红得像女人，眼睛也大，看起来也清澈。初中三年，他都用本地方言英语教我们。那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很一般。每次在他课堂上，不是交头接耳就是把书本竖起挡住头脸，侧着脑袋睡觉。朱老师发现之后，也不大声呵斥，而是直接从讲桌上抓一根粉笔头，然后砸过来。每一次命中率都很高，不是打在课本上，就是打在课桌上，还有几回，砸在我的脑门上，感觉就像炸雷，轰隆一声，就把我从周公那里硬生生地拽了回来。

但日常生活中，朱文明却是和蔼的。那时候，他还是民办，老婆也是农村户口。家里还分有田地，生活上和当地农民没有什么两样。每当农忙，朱文明也和我父母亲一样，必须得轮圆了膀子、挽起袖子，下地帮老婆干各种农活。偶尔在路上遇到，朱文明总是和我说一些家常话，诸如今年麦子打了多少斤，玉米收成好不好之类的。临了，才会露着大门牙，笑着叮嘱说：闲了还是复习一下功课，争取下学期能赶上去。每次我都点头答应，可一转身，就把他和他的话丢在了河沟里。现在想起来，真觉得，朱文明老师从始至终都不像老师，倒像是一个富有亲和力的乡亲。上学时有点烦他的管教，现在则觉得，朱文明老师才是真正的乡村教师，也是诸多老师当中在我面前最没有架子和威严感的。大致是2000年，根据上面通知和要求，本乡两个中学合并为一所。朱文明也借此机会，转为正式教师。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而且是朱文明。盆上村和我们村隔了三里地的样子，位于另一道河谷西边一面凸起的山坡上，一色的红石房屋，错乱无序地堆在一起，整个村子大致有两百多户，五百来口人。读初中时候，冬天常借宿在与盆上村隔河相望的北街村，对盆上村特别是朱文明老师及其家庭有一定的了解。

这个盆上村，其实一点都不安稳。邻里之间也常有各种摩擦发生，打架、骂仗几乎每天可见的。最严重的一次暴力或者叫恶性“事件”，发生在1986年。村里两家因为房基地导致了几代人的怨隙，进而发展到不可调解、“明火执仗”的地步。也就是这年冬天，其中一家人要返修房子，紧挨着的另一家以对方翻新房子会影响自家院子围墙为由阻止。开始争吵，找村干部调解，不但没有任何效果，两家怨气越来越大。几天后，两家分别聚合家里所有人马，以难分胜负的方式大干了一场之后，一方终止了房子翻修计划，负伤的各自看医生、养病，“战斗”中没有负伤的，照样去做别的事情。

紧接着下了一场大雪，雪花还在满天满地飘落。暮晚时分，其中一家发出了令人胆寒的哀嚎之声。不一会儿，村人都知道，这家人只有三岁的儿子没了。报案，几个月内，民警来了几次，但孩子还是杳无音讯。

直到2000年左右，一个年轻人由山西潞城返回盆上村，声言是谁谁谁家的孩子。并且告诉父母说，当年，就是邻居把他偷出去，卖到了山西。这件事情真相大白，另一家再次报案，警车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

但据我个人了解和盆上村人日常反映，朱文明老师是村里最不惹事，也很少与人有怨隙的一家人。这得益于他们很早就把房子盖在了村子以外的另一面山坡上，因而从根本上消除了与邻居之间因为房基地问题而产生各种摩擦和冲突的可能。朱文明和妻子先后生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早已成家立户，分别住在后来新修的房子里。按照南太行乡村风俗，儿子一旦娶了媳妇，就没有理由再和父母一起生活。孩子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尽管都在一个村子里，但与父母亲的来往也慢慢少了。那一年，朱文明的老婆赵改云大致也就是五十岁多一点的样子，很普通的一个乡村妇女，平素话不多，也极少与其他妇女一起说闲话，生活上极其省俭，每次都是天黑得看不到人脸才开灯泡。女儿名叫朱旭娟，十九岁，因为读书成绩不理想，前一年辍学至今，在家里帮着母亲干农活。事发时候，朱文明老师还在学校，赵改云和女儿朱旭娟两人正在屋里吃饭。

那是秋天，满山野的庄稼都沉甸甸的，粮食和浆果成熟的味道随风流窜。这时候农民最忙，从田里回家也晚。赵改云和朱旭娟做好了饭菜，院子里有点冷，就端回屋里吃，也没开灯。两人就坐在屋子中间的小茶几上闷头吃。吃着吃着，一个人忽然进入，随即，连惊叫声都没发出，就被人砸瘫在地上。

朱文明老师所在的中学在乡政府所在地，距离盆上村有八公里，每天都是骑着摩托车上下班。这一天，朱文明老师像往常一样回到家，先把摩托车推进侧房，锁上，进门的时候，屋门敞着，也还是黑的，但他却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呛得他发晕。双脚踩上门前的水泥台阶，蓦然觉得黏糊糊的。他的心猛然收缩了一下，旋即头发直竖起来，浑身生出一层鸡皮疙瘩。下意识地喊了一声赵改云的名字。又喊一声。没人应。他又喊女儿朱旭娟的名字。还是没人应。这时候，朱文明老师已经进到房子里面，拉开电灯，一看那幅惨烈景象，大叫几声，上去把已经斜倒在地上的老婆抱起来，大声喊改云！改云！这时候的赵改云，早已没了知觉，头顶陷下去几个厘米，朱文明老师剥开她的头发，一看，又是一声大叫。放下老婆，朱文明老师又抱起女儿朱旭娟。两人情况相同，都是头部受了钝物重击而严重变形，鲜血还在殷殷流淌。

凄厉的嚎哭声惊动了邻居，也使得朱文明两个儿子以闪电的速度跑回爹娘家里。眼前的情况惊呆了两个儿子和闻讯而来的邻居。在他们的生活经验里，这样的事情起码有几十年没在方圆十里内的乡村发生过。起初，十多个人只是在大口喘气，谁也没说话。大约一分钟后，才有人说，赶紧叫车，送医院！

这件事使得我也一夜无眠。乡村的秋夜，万物都在枯干，风声也很大，到处都是呼啦啦的声音。我想，这起案件太惊悚了。这一带的乡亲尽管矛盾冲突不断，动辄拳脚，甚至亲娘老子都不认，为一点利益相互间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鬼哭狼嚎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但这样背地里下手，且一招致命，瞬间连伤两人的极度恶暴的案件还是五十多年来第一次。此前，我听爷爷说过，斗私批修时候，村里有几个地主被绑在树上任人殴打羞辱，戴着高帽子游街，有几个，还被浇上柴油点着后，解了绑绳，任由燃烧，几个地主疼痛难忍，一路狂奔，最终呛死在水塘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乡邻之间致人死命的一起都没有发生过。倒是这一次，朱文明老师妻女的遭遇，让我觉得了今日乡村当中，已经埋伏了一种久违了甚至变异了的戾气，在村庄的各个角落蔓延、蒸腾。

早上起床，我就对父母亲和弟弟说，咱家也砌个围墙吧。高高的。母亲说，看这个样子，还是有个围墙好。我知道，南太行乡村人家是没有垒围墙习惯的，一家一户，院子都是敞开的，谁都可以进出。从理想主义角度说，这显然是太平盛世、夜不闭户的征象，但事实上，朱文明老师妻女罹难事件发生后，附近几个村子的不少人家都拉砖和泥，修建了高大的围墙。

我说：咱们这里也不安全了。有个围墙，再弄个大门。起码可以避免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弟弟也说，看起来不垒围墙不行了。家家户户都这样了，人人心里都害怕。咱也不能例外。

警车呼啸，两天后，又走了。盆上村人陷入到了一种互不信任的状态。几乎每一个人眼睛和心里，都有若干个怀疑与猜测。即使亲兄弟之间，蓦然间也觉得生疏了许多。我以看同学的借口，去到了盆上村。一些下地干不成活儿的老年人，三三五五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聊天，一个个神情诡秘，嘴巴小幅度张合。看到我路过，立马止住，鸦雀无声。我的同学叫朱建安，住在盆上村中间一座新翻修的房子里。我打听着走到他家院子里。朱建安也在修围墙。看到我，朱建安挥着沾满水泥的手掌，笑着说：哪阵风把你吹来了？赶紧去家，我洗个手先。

坐下来，朱建安说：这不是，人心惶惶啊，朱文明算是俺叔叔，这么多年，在村里从来没惹过谁，也没听说和谁有矛盾。自己当老师，孩子们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也都生活得差不多。最小的女儿朱旭娟十九岁了，好多人上门提亲。倒是有几家相中的，可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这人有旦夕祸福，可真真的不假啊！文明叔这么好的一家人，遇到这个事儿，要不是亲眼看到，打死都不信！说到这里，朱建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事实上，我来的目的，不是为了看望朱建安这个当年一起读书，在学校关系最铁的同学，其实是想去看看朱文明老师，安慰一下他，随便也看一下案发现场，进而深入了解一下这起故意伤人案，以及朱文明老师本人和他们盆上村人的反映，如果再有点蛛丝马迹更好。可朱文明老师此时正在医院照顾自己的妻女，据说，两个人生命征象还有，但无法开口说话，即使不死，也会成植物人。再说，这时候朱文明老师正悲伤无措，我再去打搅，总觉得不好。

和朱建安坐下来，先是说了一顿往事，又说了我在西北的一些情况，我和朱建安的话题自然又落在了朱文明老师妻女罹难这件事上。朱建安说，刑警找过他了。几乎全村的人都被询问过。他还说，刑警让村主任喊他去问话。开始他的心里很紧张，到警察跟前心咚咚跳，说话也不顺溜了，心里觉得，好像那事就是自己干的一样。我哈哈笑着说，这怎么可能？朱建安说，真真的不是俺干的，没理由，好好地把人家砸成半死，又没怨没仇，平时关系还不错，咋能下得了手？

朱文明老师的家是坐落在盆上村靠近北街村的山坡低处，左右都是田地，上下皆为山坡，左边五百米又是另一家，右边和北街村的一户人家距离也只有七八百米的样子。房子盖了没几年，门墙上贴的瓷砖还很新鲜，最显眼的是墙壁正中的天地神龛，里面张贴的玉帝画像还很清晰，香炉内还有两支没有燃完的柏香。我站在路边看，门是锁着的，还贴了封条，院子里拉着警戒线。我换了几个位置，看到，通往朱文明老师家的小路总共只有两条，一条是从房后的山坡弯曲而下，大致是朱文明老师家人上山下地时候踩出来的；另一条是通往村子大路边分了一个岔，先转到靠近北街村的山坡根，再转到院子里。此外都是陡峭的山坡。

这也就是说，伤害赵改云和朱旭娟的，一定是熟人，而且对她们家极其熟悉，包括住处和日常习惯。以我个人推断，行凶者肯定是由房后山坡小路而下，然后从后墙巷道里绕到院子里进门作案的。因为，正是秋忙时节，村人大都在地里收割玉米、谷子、黄豆之类的农作物，往往回家很晚，还背着或者用三轮车装运。凶手绝不可能穿过人群进入朱文明老师家，进而做出这等凶恶之事。

带着满腹猜想，我又转到北街村。这是我舅舅所在的村子，尽管他们都去世了，可还有一个妗子（舅母）并几个表哥、表嫂健在。问候之后，又说起朱文明老师妻儿遭此厄难的事。妗子也唏嘘，表哥和表嫂也说：这是横祸。俺们离得这么近，从没听说过朱文明家和谁家有矛盾。并一致谴责行凶的人心太狠了。即使有仇，把人家腿、胳膊打折也就够解气了，何必要人命呢？我也说，乡里之间，即使有啥大怨仇，也不能这样做。说话间，表嫂出去了一趟，回来就说，公安局把曹老二带走了！

曹老二比我大两轮可能还多几岁。我只是记得，他天生是一个哑巴。我在中学读书时候，经常在路上遇到他，不是扛着头、锄头下地，就是背着柴架子、提着镰刀斧头进山打柴。表嫂说：这个人有可能。她的依据有一点，即，哑巴心毒手狠，曹老二就是这样的。平素，其他人杀猪杀羊杀牛人都是放倒后，用刀子捅牲畜脖子，血流尽，才动手剥皮。他不，即使杀鸡，也用头砸。头，是南太行乡村盛行的一种铁制农具，形似镐，主要用来刨土。面有较宽的，也有窄长的，但刨土的一头一般都很尖利。而最有力道的，是头铁圈与木棒相连的部分，南太行人称之为头脑，倒转之后砸东西，堪比铁锤。

我长出了一口气，以此判断，抓这个曹老二该是没错。

同时我也想到，现在的乡村人心，已经不再是旧年的淳朴和仁慈的了，尤其是当原始的禁忌，如神鬼之类的类似萨满教一样的“相信万物有灵”的古老信仰崩塌之后，被无孔不入的商品经济和越来越蹊跷古怪的时代凶猛地篡改了，不仅使得城市人心发生了严重异变，乡村也没能逃过此劫。但令我吃惊的是，尽管天生哑巴，曹老二还是娶了老婆，并生有两个儿子并一个女儿。他本人的年龄，也在六十岁左右。

回到家，父母和弟弟也都得知了曹老二被抓的消息。他们说，这个曹老二确实心狠手辣，杀鸡都用头脑砸。即使那么大的牛，他一头砸下去，牛也得倒地不起。尽管我和曹老二同在一方乡域，而且多次遇见，但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是这样一个凶残的人。这使得我不得不对我的乡村乃至熟稔的乡亲们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惧感。杀手甚至恐怖主义其实不远，屠戮自己人的人可能就是自己人。

这应当是乡村的另一种“生态”，既非常原始，又贯穿至今。表面一切如常，却又无所不在。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年代，全民如此。尽管各个阶层的人的恐惧来源不同，但人身安全无疑是第一位的。大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无论是文学写作还是城市知识分子乃至中产阶级，都在异口同声地向往乡村，并把乡村形容成未遭商品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影响的世外桃源和“最后的精神家园”。朱文明老师妻女的遭遇，让我瞬间对那些作家和知识分子、城里人有了一种藐视与痛恨的感觉，尽管我知道自己也是偏狭和不当的，但就是忍不住。如果我有足够的媒体资源，想立刻将这一暴力事件发布出去，借此向其他人申明，现在的乡土世界，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异，无论是文化传统、精神信仰还是行为意识，而且前所未有。乡村中的暴力事件与人的不安全感一点都不弱于任何地区及其人群。

此后数日，我都在焦虑中度过。一边和弟弟买了砖块与水泥，动手垒围墙。一边关心着朱文明老师妻女的消息，当然还有案件侦破情况。可惜，我只听到朱文明老师的妻子赵改云和女儿朱旭娟虽然没死，但成为了植物人的消息。据我所知，朱文明老师从教三十多年，一月收入也不过4000多快。一个人一个月四千多块维持两个植物人的医疗花销，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几乎与此同时，附近的乡村人都垒了围墙，原先有的，也加固加高不说，还在墙头上插了尖利的碎玻璃，条件更好的，拉了电网。有几家，还搞了监控设备。在路上或者闲谈之中，我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一种恐慌。几乎每个人都是如此，甚至，连小孩子上学，不到几里路，父母或者爷奶也要按时接送。有一个堂哥说，自从朱文明家出事后，他每晚都在门背后放一根木棍，床跟前再放一根。一时间，他的做法其他人纷纷效仿，还有的人通过关系，买到了警棍和麻醉枪。

一时间，整个南太行乡村如临大敌，人人自危。

一个月后，我的假期到了。但曹老二是不是凶手，也没有任何准确消息。有几次我想跑到公安局去打听，可又觉得不妥。即使去了，公安局也不会随便告诉我这样一个毫无地位身份的人，说不定还当嫌疑犯扣留下来。

回到西北，照例每天电话，问候了父母，总要问一句朱文明老师的事情。得到的回答是，曹老二还没放回来，也没听说就是他干的。两个月过去，我得到的确切消息是，曹老二放回来了，和以前没啥两样。还听说，公安局审讯期间，曹老二一直不承认，而且面色轻松，怎么审讯都一口咬定不是他干的，几次使用测谎仪，都很正常。

我的心又悬了起来，想到，尽管这几年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恶性暴力事件，但这种令人惊悚的暗暴力在乡村并没有解除，甚至潜伏得更深，更诡秘。我有心拔除，却根本无从下手。再者说，一个平民的力量，毕竟太薄弱了。只能一次次叮嘱父母亲和弟弟一定要注意安全，时时处处要警惕，早晚都要锁好门窗，晚上尽量不出门，非要出去的话，必须格外小心。下地干活也是。他们嗯嗯答应。这一晃，又差不多十年过去了，期间，朱文明老师的妻女已经亡故，而凶手，仍旧没有现身。我觉得不可思议，也觉得正常。有一年春节回家，我专门去学校看望了朱文明老师，以前性情和蔼的一个人，苍老许多不说，看起来特别古怪，坐在他对面，我不说话，他也不说话，只是把头脸使劲往胸口处压低，只是把一颗头发花白的头颅留给我，也留给整个南太行乡村天空和众生，以及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与人心。

（责编：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