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 言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的时有恒

文/周 言

周 言毕业于复旦大学，曾任《凤凰周刊》特约撰稿人，主持出版“知识人丛书”系列，现主持出版《陈寅恪研究》系列，在《南方周末》设有“东岸纪闻”专栏。著有《王国维与民国政治》等书，编有《辛亥百年：回顾与反思》等书。

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上曾发表《答有恒先生》一文，后收入《而已集》。有关于此文写作背景，《鲁迅全集》曾作如下解释：“他（时有恒）在1927年8月6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发表一篇题为《这时节》的杂感，其中有涉及鲁迅的话:‘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下攻击的文字了’，‘在现在的国民革命正沸腾的时候，我们把鲁迅先生的一切创作读读，当能给我们以新路的认识’，‘我们恳切地祈望鲁迅先生出马。因为救救孩子要紧呀。’鲁迅因作本文回答。”

有关于时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的注释并不完善，仅就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而言，《答时有恒先生》的注释中如此介绍时有恒：时有恒（1905-1982），江苏徐州人，曾参加北伐，当时流落上海。接下来便是上文所引有关于《答有恒先生》写作背景的交代。另据《鲁迅全集》第十七卷人物注释中有关于时有恒的介绍，略有增加：时有恒（1905-1982）江苏徐州人，曾参加北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流落上海，8月在《北新》周刊发表杂感《这时节》，文中涉及鲁迅，鲁迅因作《答时有恒先生》。鲁迅到上海后开始交往。1931年入狱，1934年获释后不久回到徐州，任《国民日报》副刊编辑。但就笔者所知晓的情况而言，这样的注释，仍然十分简略。其中许多时有恒的重要生平，都未曾交代。冯雪峰曾在1975年致包子衍的信中说：“有关于时有恒的简历，如果不太费时力，多抄几句给我也好，我可以转给《而已集》注释的同志。”直至现在，《鲁迅全集》中时有恒的简介依然不完善。因此本文根据时有恒之子时善刚所编《时有恒诗文选》为基础，结合其他材料对时有恒的一生做简略的勾勒。

《鲁迅全集》注释中说时有恒是江苏徐州人，说法没错，但是不够准确。《鲁迅杂文全编》（钱理群编）中说时有恒是江苏铜山人，这个注释是可信的。1992年第3期《江苏图书馆学报》曾发表署名山冈的《作家、藏书家时有恒先生事略》一文，后该文编入《时有恒诗文选》。“山冈”便是时有恒之子时善刚。此文中对时有恒之出身介绍如下：“1905年12月19日有恒诞生在江苏省铜山县土山寺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笔者查阅了《黄埔军校将领全名录》，其中有关于时有恒的记载：时有恒（1906-1982）江苏邳县。此处有关时有恒之生辰，记载有误，但有关时有恒之籍贯，却道出了另外一种情况。查《徐州府志》可知，邳县旧属徐州管辖，靠近台儿庄及铜山县。土山寺村属于徐州下属铜山县。邳县（现称邳州）政府网上地方名人的简介中还有时有恒，这算是“争夺名人出生地”的又一案例。

一

据时有恒之子时善刚在《作家、藏书家时有恒先生事略》（下称《事略》）中描述：少年时代的时有恒求知欲很强，酷爱读书，在“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下，他广泛涉猎各种新知识、新思想，积极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这一描述，应该基本符合事实。时有恒少年时代的成长期，恰好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受新文化运动不断发展的时期。另据袁宝玉所著《时有恒先生》一文记载：1923年，离开铜山故乡，考入南京钟英中学求学。此段可以和时善刚的文章相参照，应该比较准确。1925年“五·卅”运动惨案发生后，恽代英、萧楚女到南京，经同学介绍，有恒与他们结识，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投身于“五·卅”运动。他曾多次亲任恽、萧的保卫，陪同他们到各校宣传演讲。对此，时善刚在《事略》中亦有详尽描述。据笔者所见时有恒青年时代的照片来看，时有恒体格魁梧、健硕，加之徐州自古以来“尚武”的传统，任恽、萧保卫之事，应当不是虚言。

据时善刚介绍，时有恒在南京钟英中学读书时，曾有习作散文诗《捉迷藏》、小说《最后的胜利》、论文《论荀孟的人性论》发表在该校校刊《钟英》上，后来时有恒又担任了《钟英》的编辑，与同学们组织了“钟英中学五卅惨案后援委员会”和“协进社”，主编《协进》半月刊。《事略》和《时有恒先生》二文中皆有描述。时有恒的这些行动，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性的特征。这一时期，恰好是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过渡期，时有恒作为标准的文学青年，投身于革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和那个时代许多激进青年的命运一样，校方将其视为危险分子，不发给初中毕业文凭，取消了其升学资格。接着将其开除。

时有恒辍学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决定投笔从戎。1925年底，时有恒参加了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浙军陆军第三师。1926年夏天，从军内考进金陵陆军军官学校，但因为他偷看《语丝》、《向导》等左倾杂志，被认为是“赤化”，几乎被枪毙。三个月之后，即被分配到驻杭州的陆军第三师十团。这个部队在向衢州进发途中起义，改归中国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该部队原属冯玉祥旧部，后来成为北伐军的一部分，开始攻打孙传芳的军队。时有恒在北伐期间一开始任二十六军一师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员，后提升为宣传部部长。

从时有恒的经历来看，其参加北伐，带有某种程度的偶然。这时时有恒的政治态度，实际上并不明朗，即便他在军官学校中偷看左倾杂志，也只能说明他对左翼文学较为喜爱，并不能从政治立场上作过多的解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伐期间时有恒与冯玉祥曾经有过来往，而冯在二十年代一度被视为“赤化”的代表，冯玉祥有书法赠时有恒：“藐姑射之有神为若，若子榖吸风龙其孰。”用的是《庄子》中的典故。冯玉祥的左倾立场，或多或少的对时有恒有所影响。

二

从北伐开始至大革命失败这一段时期，时有恒的经历颇为曲折。他的曲折命运，与他本人的政治取向有着密切的关联。即便是他当时的立场并非倾向于共产党，但是在其他人眼中他显然具有“思想问题”。《事略》记述，在时有恒被提升为宣传部长不久，即1927年四月初，时有恒被撤职。那时北伐军正在胜利进军，与时有恒共事的共产党员贝介夫、阮景云等亦被撤职。解职之后的时有恒到上海闵北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当武警教练，不久上海便暴发了“四一二政变”，时有恒诸人的解职应当与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有关。四一二政变之后，工人纠察队被缴枪，时有恒再次赋闲。

但解职之后的时有恒并没有受到迫害，生活还算安稳。这时他在上海做过书店校对、编辑和中学教员工作，还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出版了《时代》（剧本）、《雅典娜》（中篇小说）、《夜战》（诗集）、《活埋》（散文集）等著作。编辑出版了《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必然性和我们的准备》等文集。这期间，他开始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狂飙社”等文学社团的作家有交往。与其往来亲密的，目前据笔者了解，大致有胡也频、叶以群、、柯仲平几位。

时有恒与鲁迅的关系，有一种说法是在鲁迅写《答有恒先生》的1927年之前便已认识。据王卫平《鲁迅在韩国的接受、影响和研究》一文描述，1925年春天，韩国人柳树人在时有恒介绍下访问了鲁迅。但时有恒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鲁迅写《答有恒先生》之后。据袁宝玉《时有恒先生》一文记载：时有恒与鲁迅先生初次见面是1927年12月某日，在四川北路底横滨路景云里鲁迅寓所。有恒询问了鲁迅先生在厦门、广州的情况和来沪的目的，还谈到了烟酒。当鲁迅先生知道有恒能吃绍兴酒的时候，邀请有恒以后来同饮。此次会面鲁迅日记中并无记载。第二次见面鲁迅日记中有确切记载，是在1928年6月20日，当时是雨天。

从《鲁迅日记》中有关时有恒的记载来看，其与鲁迅的交情并不密切。据日记来看，时有恒来过鲁迅居所四次，鲁迅只见了一次。鲁迅收到时有恒的信一共八封，但只回复了三封。这种并不密切的交往，从1934年11月5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当天鲁迅收到萧军和时有恒的信，萧军的信立即作复，但时有恒的信直到27日才寄出。这种并不亲密的关系，无论袁宝明还是时善刚都没有点明，时善刚认为：“有恒出狱后，在贫病交加、衣食无着的艰困日子里，鲁迅给了他极大的关怀并予以经济上的资助。”这显然有夸大其词的成分。

有关于鲁迅与时有恒的关系，有些学者曾发表过一些文章指出鲁迅与时有恒在1927年关系恶化。代表性的文章有金河林先生的《鲁迅与他的文学在韩国的影响》以及杨昭全先生的《鲁迅与朝鲜作家》一文。今举杨昭全先生的文章的观点：

1928年9月1日，柳树人与时有恒再次拜访鲁迅，但鲁迅未见：“9月1日，午后，时有恒、柳树人来，不见。”一向待人热情的鲁迅为何不见朝鲜友人？据笔者考虑，恐因时有恒同访有关，换言之，是因鲁迅拒见所见。时有恒与柳树人在1925年春曾拜访鲁迅，当时鲁迅并未拒见，而是热情接待，这是其一。其后，时有恒于1927年8 月16日出版的《北新》周刊上发表了篇题为《这时节》的杂感，其中有涉及鲁迅先生的话，鲁迅对时有恒的错误言论不同意，所以在此事发生后的半个月，即9月1日，拒绝时有恒与柳树人的来访，这是其二。在此三天后，即9月4日，鲁迅就发表了《答有恒先生》一文（见《而已集》），对时的错误言论进行驳斥，表示自己将不畏强暴，继续不懈地斗争的决心，这是其三。三个月后，即12月8日，时有恒单独再次拜访，又遭鲁迅拒见：“下午，时有恒来，不见。”这是其四。于是，时有恒不再拜访，而于八年之后，给鲁迅写信，书面交谈：“（1935年）2月6日，得时有恒信。”这是其五。由此可见，柳树人于1928年9月1日拜访鲁迅未得见面，恐实因同行的时有恒有关，是鲁迅拒见时所致。

这一论证的过程漏洞百出，试举几处。其一，鲁迅《答有恒先生》一文，基调乃是坦诚相见，并无责怪驳斥之说。文中有“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我感于先生的毫无冷笑和而恶意的态度，所以也诚实地奉答”这样的句子，“驳斥”一语，言过其实。另外就《这时节》的行文来看，充满了对鲁迅的敬仰之情。《这时节》因《答有恒先生》也变得广为人知。1936年阿累写《一面》表达自己对鲁迅的怀念时，就很明显在构思和细节方面抄袭了时有恒的《这时节》一文。其二，最基本的时间都搞错了，时有恒发表《这时节》，鲁迅作《答有恒先生》都是在1927年，而柳树人与时有恒拜访鲁迅，是在1928年9月1日-1928年9月20日，时有恒还拜访过鲁迅，所谓拒见的原因，解释过于牵强。其三，1928年12月8日，鲁迅拒见时有恒之后，时有恒还在1929年4月14日拜访过鲁迅，鲁迅未见。并非如杨昭全先生所说，不再拜访。其四，1929年之后，在1934年11月5日，鲁迅还收到过时有恒两封信，回了一封，同时请内山完造转交给时有恒二十元大洋。1925年至1934年，时有恒与鲁迅中断联系，不过五年，哪来的八年之久？

这五年时间时有恒主要在干什么？在狱中，据《事略》记载：1931年“左联五烈士牺牲不久，时有恒因“共产”嫌疑被捕，先后被囚于上海龙华，漕河泾，苏州等地三年多，后与其同狱狱者有王朝闻、高歌、柯仲平，而《时有恒先生》一文，记载更为详尽：（时有恒）先后被关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上海警察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上海漕河泾第二监狱和苏州江苏反省院，直到1934年5月始保释，回原籍铜山乡下，有恒在狱中的表现，朱丹、叶以群均写过证明是“相当好的”。

1934年末，时有恒离开铜山又回到上海，写过杂感《牛场》等，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后来有一次，时有恒在曹聚仁处与友人姚潜修相遇，姚劝时给鲁迅写信请求帮助解决职业问题。时有恒勉强写下，鲁迅很快复信，对时有恒入狱表示关心，但鲁迅自己处境并不好，暂时难以帮助时有恒，但鲁迅在信末让时有恒去内山书店一次，并附有给内山完造的日文短简，内山完造见信后，很热情地接待了时有恒。并拿出二十元大洋给时有恒。当天，鲁迅日记记有“寄有恒信并泉二十”一语，可见时有恒记忆不差。此后时有恒又因工作问题不得已去麻烦鲁迅，鲁迅亦作了回复。

或许正是因为鲁迅在困难时帮助过时有恒，时有恒在1936年徐州主编铜山《国民日报》副刊《国民园地》时，特意将《园地》改名为《后羿》，以此纪念鲁迅的《故事新编》。1937年10月鲁迅去世一周年，时有恒连续编辑了五期纪念鲁迅的专号。后来在抗战时期，时有恒流落成都贩书时，还将书铺命名为“未名”书铺，并选在鲁迅逝世三周年这一天开业，意在纪念鲁迅及其支持的未名社。后来时有恒还写过关于鲁迅的诗文，此处不赘述。

三

有关于时有恒的简介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忽略了时有恒曾经加入左联这一记载。著名的左联史研究专家姚辛在《左联字典》、《左联画传》中，均未提及时有恒。《事略》中记述：“1930年夏，经胡也频介绍，时有恒加入了斧镰社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又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等进步组织。时有恒积极投身于革命文学活动，多次参加左联的会议和同盟组织的示威游行，在一次游行中散发传单时被法国巡捕拘留，他还将《红旗日报》等党的刊物秘密寄给留日友人，并向他们介绍国内左翼文坛情况，供他们在日本发表。”而《时有恒先生》一文则记载如下：“1930年夏，左翼作家胡也频访有恒，有恒和爱人一起加入了“左联”和“斧镰社”，后因为参加散发自由大同盟传单，被拘留过。”

仔细对比这两种描述，大同小异，有详有略，唯一值得重视的是时有恒的夫人也曾经加入左联和斧镰社。时有恒夫人入左联与否，无关宏旨，假如时有恒经胡也频介绍加入左联这一事实存疑的话，可以考察时有恒与叶以群的关系对其左联成员的身份提供可信的推测。按照叶以群和时有恒私交的密切程度，即便时有恒不是在胡也频的介绍下加入左联，日后也会在左联党团成员叶以群的介绍下加入。而后来时有恒在叶以群的介绍下曾做过苏联大使馆的情报工作。

我们并不能以此言时有恒的政治立场已经完全倾向于共产党。1935年春，刚出狱的时有恒经友人姜念豪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此举据袁宝玉描述，属于万不得已。随后在1937年11月，时有恒离开徐州编辑的职位赴西安，以西安二中学教员为职业掩护，经共产党员、作家叶以群的介绍，帮助苏联大使馆做第三国际反托派、反汉奸的情报工作，至1938年秋第三国际情报局停止这方面的活动而终止。1938年国民党总登记，时有恒拒绝登记，从此成为无党派人士，解放之后，加入“民革”。由此可见，时有恒的立场通常以形势与时态为转移。这一点与他早年结识的恽代英、萧楚女，截然不同。

时有恒在一九三七年帮助苏联大使馆做第三国际反托派、反汉奸的情报工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背景下的一个生动的注脚，一九三七年正是中共权力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一年，郭德宏所编《王明年谱》记述，该年十一月，旅居苏联的王明回国，苏联和共产国际一方面加紧对中国革命的“控制”，一方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肃清异己，在中国革命内部展开反托派运动，正是这样一个国际背景的体现。而值得注意的是，介绍时有恒参加苏联大使反汉奸工作的叶以群，后来在抗战中表现抢眼，一度被周恩来安排在重庆协助茅盾工作，被誉为“茅盾的参谋长”。

四

一九三九年春天，时有恒夫妇赴成都，在《黄埔》周刊社当校对员。这一情况可查《黄埔军校将领全名录》，时有恒名下介绍为“成都中央军校黄埔出版社编辑”。同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三周年，时有恒自己开业经营未名书铺，将其所藏鲁迅著译及其他新文学作品和马列译著供诸社会，主要用于出租，也售出一些进步书籍。在大中学校影响很大，相关史料亦有不少，兹举几例。

何满子先生在《漫说几位“团友”的脾气》中回忆：“我和芦甸交于一九四零年。一回他带着我和另一位朋友，到时有恒夫妇开设的一家旧书店去，时有恒就是鲁迅在《而已集》中有一封《答有恒先生》的长信的那一位。他们夫妇俩从徐州流浪到成都，开了这家旧书店为生。”而杨槐先生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过一篇《时有恒的“未名书铺”》，其中也提到了未名书店：“这家书店有个显著特点，专卖进步书籍。有些名贵书籍是不卖的，在这里看是可以的。书店主人与叶圣陶相熟，叶老到成都常来书铺看望，话剧界的瞿百音、周彦等人也常来走走，诗人曹葆华去的次数最多。”

有关于时有恒与叶圣陶的交往，吴海发的《叶圣陶先生的一封信：关于“打干”及“有恒先生”》中曾提及，叶圣陶在写给吴海发的信中便提到过时有恒：“时有恒先生我还能记得，承告他的近况，甚慰。晤面时请足下代致怀念问候之意。”吴海发对叶圣陶此信的背景做了交代：“我应时有恒嘱咐，信上代他向叶圣陶问候，在成都时，叶圣陶叶至善父子常去他的未名书店购书，一道参加叶国文艺家抗敌协会活动，所以叶圣陶信上说“ 时有恒先生我还记得”，后来时有恒先生游北京，曾经到东四八条胡同访叶圣陶，相谈一个下午，甚欢。”

《时有恒诗文选》记述，后来叶圣陶先生曾于1977年、1978年复信时有恒，信中言：“有恒先生大鉴：两次惠书，均欣然诵读。三十余年暌违，得在京关共坐倾谈，其乐何可言状，彼此皆向健好，尤为快慰。若非新社会，不克臻此也。今秋大驾再来，希望多晤几次，如有方便，可同赏西山红叶。专此奉复，敬请近安。叶圣陶四月卅日。”

据李瑞玉《牧丁主编<诗星>的历程》介绍，时有恒在成都还与友人组织海星诗社，出版由牧丁主编的《诗星》。在《诗星》上发表了一些诗稿。《诗星》的作者很多，包括贺敬之、牛汉、吴祖光、贾植芳等。同时时有恒还与萧军主编的《笔阵》多有联系，时有恒曾为《笔阵》写过《鲁迅先生在抗战中的地位》等文章。

五

据《时有恒诗文选》记载，在建国初期，时有恒和郭沫若还有一次笔墨官司。1950年10月19日，郭沫若在《东北日报》上发表了《释鲁迅<题三义塔>诗》一文，时有恒不同意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于是写了《对郭沫若先生<释鲁迅题三义塔>的商榷》一文，寄投人民日报，不久《人民日报》文艺部转来了郭沫若的复信。复信中说“《释鲁迅三义塔诗》是什么时候写的，我自己都忘了。时有恒先生研究得很仔细，但可惜没有更进一步来考查一下西村真琴博士其人，此君是研究所谓人类学的，并不是进步人物，鲁迅题诗出于应酬，小序中称为农人亦有不屑称其人之意。时君未必责之过深。”时有恒读到复信后，未但没有解除自己的疑问，反而对郭氏复信中的一些说法，于是写信给曾经和他一起坐过监狱的王朝闻。在信中，时有恒主要谈了三点内容：一、对郭氏指出《题三义塔》是鲁迅“出于应酬”之说提出质疑。强调重点是研究鲁迅其诗，而不是评价西村真琴其人，不能以西村真琴的进步、落后与否否定鲁诗的进步意义。二、对鲁迅《题三义塔》诗小序中“农人”一说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一是故为隐晦，免遭无妄之说。二是为西村的“义举”正可代表日本人民的思想，不含有不屑称其人之意。三、请王朝闻与冯雪峰商谈，希望冯对此诗作解释，以“指我迷津”。

王朝闻在写给时有恒的回信中充分肯定了时有恒“认真研究”的精神，并附上冯雪峰对该诗的解释。冯的态度与时颇为一致，认为这是一首非常深刻的爱国主义的诗，又是同样深刻的国际主义的诗。言下之意显然是不赞成郭的应酬之说，在与郭沫若商榷及征得冯雪峰意见的基础上，时有恒对鲁迅的这些诗又作了一些研究，并撰写了《一篇伟大的史诗》一文，时有恒的学生邵盈武认为此诗当属时有恒的遗作。

1949年之后，时有恒应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聘请到青年学校教书，不久，到市委教局任指导员。但因为长期患病，神经衰弱，耳聋加重，听课困难，自动请求管理图书。在此后，时有恒亲赴成都，将他寄存在成都的藏书整理打包。回徐州后，他每日省吃俭用，将余下的钱按日记寄成都，托那里的友人将书分批邮运徐州，至“文革前”，其藏书运达四万多册，但文革时期，被查抄后损失大半。

文革过后，时有恒的许多藏书都已归还。1977年，他曾先后向绍兴鲁迅纪念馆、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捐赠了鲁迅著作初版本，鲁迅研究资料和二三十年代的杂志总计2884册，为丰富鲁迅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张铁荣在《鲁研室，我记着你的精神》一文中，曾记载了他当时翻阅时有恒藏书的情况，并称“使得我们有机会较为系统地翻阅了五四以来的多种期刊”，可以作为旁证。时有恒还曾经应邀参加了绍兴、上海各地的鲁迅纪念座谈会。1977年4月，应北京鲁迅研究室邀请，在次子善刚陪同下到达北京，为研究所的同志提供了不少情况。在北京时期，先后和王冶秋、叶圣陶、曹靖华、李何林、周海婴等人见面。

武世俊在《时有恒先生捐赠藏书之室”罕见书刊介绍》一文指出，时有恒在1980年，将所有的15000册书刊全部捐献给了徐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其中有元明清三代各种刻本和稿本，抄本近140册，极为珍贵。叶圣陶先生在封笔之后破例题写了匾额“时有恒先生捐赠藏书之室”，王诗徐撰写了《时有恒先生捐赠图书之室题记》，叶圣陶先生还逐字审读修改，可见重视程度。捐赠图书中价值高的，有元刊本《松雪斋文集》，明正德十五年重刊本《读书录》，明万历十七年刻本《登坛必究》，清咸丰十一年至光绪六年手稿本《张修府日记》，还有若干新文学罕见版本毛边书，其中《张修府日记》经整理即将出版。张修府其人与陈宝箴是亲家，其女嫁给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之弟陈三畏，张修府还与陈宝箴一起剿灭太平天国，其日记的出版会对晚清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史料。

总的来说，时有恒并不算很出色的诗人或作家。其文学成就，从《时有恒诗文选》来看，局限于旧体诗。但因为其有鲁迅在日记中留下的痕迹，其存在的生命历程，也就具备了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且从时代的北京来看，时有恒的生命历程，恰恰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波谲云诡的历史时期，时有恒的经历，无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的沉浮，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缩影。

（责编：杨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