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



耐可避人行别径，不成轻命倚危栏
——我读钱锺书的经验

黄德海

一

谈论向以聪明睿智著称，且博览群书的人，是极其危险的，尤其是谈论一个钱锺书这样，时常站在人生边上，以旁观者眼光洞察人心与人生的人。你在写下每一个字的时候，都会担心他那双明亮的眼睛，早已闪过一丝狡黠的光，带着微微的嘲讽。

钱锺书文字机智俏达，思路与表达往往出人意表，平常的一句话，也常能翻出花样，给人理智或情感上的愉悦。这些文字引动笑意，却不能说是幽默。钱锺书对人心的看法太过透彻，幽默到他这里，往往容易化为讥讽。读他那些以wit著称的小品，或锋刃旁出的书评，这感觉即非常明显。我是常在感到文字板滞的时候，即抽出钱锺书的书来读，玩味其中流动的机趣，字缝里淌过的浅笑，再动笔时，便仿佛偷得一点灵动。

读过钱锺书的文字，当然不会忘记那些别出心裁的比喻。我记得当年读《围城》的时候，因其比喻的精妙，时时拊掌大笑，并用一枝红蓝铅笔，在上面密密麻麻地标示了比喻的不同类型。《宋诗选注》里谈到苏轼的时候，钱锺书说他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用一连串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仿佛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地搞得那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钱锺书本人的比喻，在连一接二的丰富形象之外，另开理趣一路，即便是掉书袋，也掉得优雅从容，往往精妙得让人停下阅读，忍不住咂摸起来。

对某些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来说，以上这些文字上的特点，几乎很难算是优点，更难说是什么风格，甚而至于竟是某种缺陷。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文学早就把苦难和同情当成最大的理所当然，也不愿意容忍特殊的个性了不是？很遗憾，钱锺书不是配合某些观点产生的，他的文字也不是为了迎合某些私人订制的趣味，在我看来，这种精雕细琢后的耀眼才华，恰恰是我们文学上长期缺乏的——当然，那前提，是真的有才华，鲁莽灭裂的自我夸赞，不在此列。

或者也可以把代表钱锺书小说顶峰的《围城》，从狭窄的文学术语评定中释放出来，如此，我们将看到，这小说的诸多意象和人物，已毫无疑问地进入了活着的汉语，尤其是活着的书面汉语。遇到进退维谷的两难，我们经常会说，自己进入了某种“围城”，“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看到高校的种种人间活剧，很容易让人记起这小说里的“三闾大学”；碰到心地良善而性格软弱的读书人，我们会说他是方鸿渐；看见无聊无趣无脸皮的所谓知识分子，不禁觉得李梅亭再世；遇上矫饰做作的女性，我们会联想到苏文纨；那个自己心目中的女孩，不恰恰是唐晓芙的样子……用不着把典型人物的话再重复一遍了，一本小说中的意象或人物，最终进入一个族群长期使用的语言，仿佛虚构的人物进入了现实，早就用实绩显现出写作者的观察力之深，表现力之强，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认知。

容易引人误解的是，钱锺书富有自身特点的文字，偶尔会让他作品的某些局部过于耀眼，以至于掩盖了其总体的巧妙构思(《围城》的结构，用了《易经》的渐卦)，但无论如何，钱锺书对人生的深邃认知，以及他对时代的切身之感，并未因此削弱。出现在《围城》结尾那座慢了五个钟头的祖传怪钟，写尽了钱锺书当时最内在的人生感受：

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二

钱锺书自称是“retired person”(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加上他文字里时常表现出的智者的冷眼，最容易让人以为他在扮演一个埋头读书、不问世事的角色，并以此为傲。热衷时事却对人世艰难无所用心的人，明里暗里讥刺过钱锺书对时代的鸵鸟态度。如果稍稍多一点对言外之意的思考，去掉自己的别有用心或别有会心，甚至稍微认真地读一读钱锺书的作品，就可以在他各书的序言和古体诗里，历历分明地看到冷眼背后的热肠。

《人·兽·鬼》、《围城》和《谈艺录》，均写于抗日战争时期，《人·兽·鬼》序言：“假使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这本书有一天能够出版。”“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围城》序：“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谈艺录》开始则言此书著述之时，“余身丁劫乱，赋命不辰。国破堪依，家亡靡托。迷方著处，赁屋以居。先人敝庐，故家乔木，皆如意园神楼，望而莫接。少陵所谓：‘我生无根蒂，配尔亦茫茫’，每为感怆”，因而，此书“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抗战时期的心情，上面的引文，差不多足够说明了，只再选一首诗，“故国同谁话劫灰，偷生坯户待惊雷。壮图虚语黄龙捣，恶谶真看白雁来。骨尽踏街随地痛，泪倾涨海接天哀。伤时例托伤春惯，怀抱明年倘好开”(《故国》，1943年)。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钱锺书与所处时代的关系，引起的争论更多，我很怀疑，许多人是把他不愿同流合污的狷介自守，当成了主动浮沉随浪的乡愿之举。写于1973年的《再答叔子》，流露出他对世事的遥深感慨：“四劫三灾次第过，华年英气等销磨。世途似砥难防阱，人海无风亦起波。”而对自己在这世事中的表现，钱锺书也在《〈干校六记〉小引》里提到过，说自己在历次运动里，既不是随众糟蹋好人的糊涂虫，更不是大判葫芦案的旗手、鼓手或打手，而“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因此应该写一篇属于自己的《记愧》。

如果以上还不足以看出钱锺书对身处时代的沉痛之感，不妨再看他去世前九年，即《槐聚诗存》中收入的倒数第二首诗，名为《阅世》：“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我不知道这首诗的具体所指，但从中可以看出，钱锺书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腐儒，而是对世间一往情深的热血之人。钱锺书曾引过席勒的一首小诗，“最有善政之国家正如最有淑德之妇女，均悄然不引人谈论”。这也不妨看作钱锺书的处世之道，他的热情，不是放在表面的叫喊或振臂上，而是自反而缩，不轻用其身，用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为这个人世尽一己之力。不空喊，不虚饰，用自己的专长表明自己的担当，是钱锺书的处世之道，或者竟也应该是所有肆心的知识分子应参考的态度。1974年的《老至》，颇能见其心志：

迷离睡醒犹余梦，料峭春回未减寒。

耐可避人行别径，不成轻命倚危栏。

三

钱锺书避人而择的别径，是他的皇皇巨著《管锥编》。对此巨著，揄扬者不惮其夸饰，贬损者不计其极端。最常见的对此书的不屑，是称引所谓“一地散钱——都有价值，但面值都不大”。也有人把钱锺书对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的批评，反用在对《管锥编》的评价上，即书中引了无数人的话，写作者本该“去调停他们的争执，折中他们的分歧，综括他们的智慧或者驳斥他们的错误”，却“往往只邀请了大家来出席，却不肯主持他们的会议”。

大概不必援引瓦尔特·本雅明，因为《管锥编》几乎实现了他的理想，“写一部通篇都是引语、精心组合无须附带本文的著作”。用《七缀集》里的话来说吧：“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住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即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也就是说，常被人看作散碎的《管锥编》，起码不是钱锺书有意的疏失，而应看作他有意的追求。这个追求，外在似乎有些散碎，往内里看，却也并非像表现的那样。起码对我来说，有时自以为深思有得的某些结论，翻看《管锥编》的时候，发现钱锺书早已在某个角落里，透彻地说过了。《管锥编》里那看似散乱的珠玉，并非“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却如帝释天之宝珠：“网之一一结皆附宝珠，其数无量，一一宝珠皆映现自他一切宝珠之影，又一一影中亦皆映现自他一切宝珠之影，如是宝珠无限交错反映，重重影现，互显互隐，重重无尽。”

《管锥编》的志向，大约可用钱锺书的一句诗来说明，“中州无外皆同壤，旧命维新岂陋邦”，也即《谈艺录》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样的贯通之意，落实下来，即在学科上打通文史哲，在地域上横跨中西印，为中外学术交流通其骑驿，甚而引导后来者重估中西学术，从而在现时代生出新的学术可能。书中那一段一节的文字，背后映现出的，是钱锺书一以贯之的打通学术壁垒之志。

或者可以说得更坚决一点，《管锥编》的写作，用的是破体为用的方式，以相应中西文史的复杂系统和他置身时代的具体情境。那些被钱锺书召唤进书中的旧雨新知，并非没有会议主持，只是他们的谈笑风生，在书中经过了微妙的精神转换，牛奶化为营养，不生犄角，变成了钱锺书自己的血肉，因而常常难以辨认。《谈交友》里的一段话，或可作为对《管锥编》，也是对钱锺书的认识方式之一种：

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心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了个别的性质；没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

编辑/吴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