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裕亭

家良家

家良家，代指家良的女人。也可以理解为家良的家。家良的家， 坐落在东大沟沿上。

我老家那个地方也怪呢，水塘不叫水塘，偏要叫沟。沟与渠，多为人工挖掘的。难道我们村里的两个蓄水大沟，都是人工挖掘的不成。若真是那样，就有点意思了，碗口大点的小村，筷子样长短的小街上，硬生生地挖出两个大水沟，以方便女人洗衣，男人挑水浇菜，孩子们夏日戏水、冬日滑冰玩，还是蛮智慧的。

家良家，紧挨大沟沿的东侧，院门面沟而开。她家房屋的东面，是生产队一家一户的菜地，前面也是菜地，唯有房子后面不是菜地。但房子后面是一条干枯的河床。平日里，行人、车辆皆可通行，可一到雨天，沟水暴涨，干枯的河床瞬间变得热闹起来，哗哗的流水，冲出沟塘，顺着家良家房后的水沟，一路狂奔，向东面盐河泻去。

家良家依水而居，提水浇菜倒也方便。只是四周没有人家，略显孤单。为此，村民多有闲话。原因，家良家是个寡妇。

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家良家的男人死了。

印象中，那是个炎热的午后，小村里的孩子与水牛们正在沟塘里戏水，两辆乌蒙蒙的大卡车，一前一后，鸣着喇叭，开进村来。

水塘里，读过几天书的孩子们，认出卡车门上的字，是“徐州煤矿”的车辆。瞬间，大家惊奇起来，尤其是卡车停在家良家门前后，沟塘里的孩子全都光溜溜地跑上岸来看热闹。

四十年前，小村里的孩子连摩托车、手扶拖拉机都没有见过，一下子开来两辆威威武武的大卡车，那是多大的景观、多好的景致呀！我们小孩子围着卡车打转转、看新奇，大人们却围在卡车周边抹眼泪，尤其是家良家的女人，她披头散发地高举着双臂，“噼噼叭叭”地拍着卡车上的棺材，高声呼喊：“家良，你到家啦，你下车呀，家良！”

家良家那一声声揪心裂肺的哭喊，哭湿了很多人的眼睛，尤其是眼窝浅的女人们，几乎个个都跟着抹泪。

我们小孩子只知道看热闹，我们喜欢卡车上的花圈。

那些花圈上，有黄的、白的、紫的花朵，配着绿盈盈的花叶儿，跟真的花朵一样好看。时而，有风吹来，会有一两朵纸花从卡车上掉下来，我们小孩子便抢在手里玩耍。有的女孩子还把抢到的花朵拿回家想插在柴门上观赏，却被大人们拿着家什追打出来，且大声呵斥：“还不快给我扔了！”

显然，村里人忌讳花圈上的扎花不吉祥。

我们小孩子不明白，既然那花圈上的花朵不吉祥，为什么那两辆装着棺材和花圈的大卡车，停在家良家门前那么久。而且，车上的棺材和花圈始终不往下搬呢。

后来，听大人们说，家良家的长辈们正与矿上来的人谈条件。

家良家这边，要求“顶班”。而且是让家良家的小叔子领着嫂子和膝下不足三岁的小侄女一同到矿上去当工人。其用意，是想撮合小叔子做“填房”，借此机会，让他跟着嫂子一家吃上国库粮。当时，煤矿工人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工资和国家供给的大米、白面。这在那个吃饭、穿衣都很困难的年代里，是件了不得的美事。

但是，矿上来的人，拒不接受家良家这边所提的要求。矿上提出来，将一次性地给家良家补助一笔数目可观的抚恤金。对于矿上的说法，家良家这边，自然也不同意。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家良家小院里可就热闹了。堂屋里坐着的家良家的长辈和矿上来的几个人吵吵闹闹，锅屋里坐着近门的婶子、大娘，陪着家良家哭哭啼啼。我们小孩子在院内、院外追打成趣地看热闹。到了晚间，家良家的院门口挂上了平时戏班子下乡演出时才挂的大汽灯，将半条街都照亮了，我们小孩子在汽灯底下捉蝼蛄、扑蚂蚱，好玩死了。

大约两天以后，矿上来的人实在耗不下去了，他们找到公社、大队的干部，与家良家的长辈们一起坐下来，总算把事情谈出点眉目来。矿上答应“顶班”，但是，要等到家良家三岁的小闺女长到18岁以后再到矿上去工作。这期间，家良家与她女儿，每月在家可以拿工资，其实就是生活补贴费。对于家良家小叔子“顶班”的事，矿上坚决不同意。

家良家这边，一看大势所趋，尤其是想到家良的尸骨还停在院门外，也不好硬僵持了。但此时，坐在小锅屋里的一帮婶子、大娘们，给家良家出主意，说她前段时间到家良那儿去探过亲，没准这阵子又怀上了家良的孩子。其目的，是想报户口时，多报一口人。

面对这个问题，矿上人觉得是节外生枝。但是，他们又没有理由驳斥，万一家良家真的怀有孩子呢？自然要算是家良的遗孤，理应给予考虑。但，矿上人对这个问题，还是多了一个心眼，他们追加了一个条件：家良家不能改嫁。

理由是，家良家如果改嫁，就是有夫之妇了，其生活来源，将由后来的男人承担，矿上将终止一切赡养义务。

这一条，似乎是针对家良家腹中是否真有遗孤而定的。

在矿上人看来，家良家有改嫁小叔子的迹象，如果限制了她改嫁，没准她腹中的胎儿也就不存在了。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转年春夏之交，家良家果然生下一个遗腹子。

有人说，那个男孩就是家良的；也有人说是家良家小叔子的。谁知道呢。后期，徐州那边派人来复查，我们小孩子在街口玩耍时还看到的。当天，家良家穿件花格衫，领着矿上来的人去大队会计家盖公章，他们并排在小街上行走时，家良家脸上虽然没有什么笑容，但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还有她那对高高的乳房，还是很迷人的。

那一年，家良家26岁。

之后，几十年，家良家为履行那张合同，真的没有再嫁他人。

化妆师

我姑奶奶家的表叔是化妆师，他专给舞台上的演员们化妆。

我表叔有正当的职业，他是我们村小学的民办老师。我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语文、算术、音乐、体育、美术啥的，都是他教的。他对我管教挺严的，上课时发现我不注意听讲，他会把手中的粉笔头，悬在大拇指的指尖上，圈起食指，猛一下弹到我脑门上，挺疼的！有时，他也用同样的方法，将粉笔头弹到其他同学的脑门上；再者，他会拿眼睛批评人，课堂上，你感觉到他讲课的声音戛然而止，猛一抬头，他正拿一双冷冷的眼睛盯着你。那场面，尴尬而又难堪，比粉笔头弹到脑门上都疼！

所以，我很怕他，班上的同学都很怕他。

我表叔不懂歌谱。但他能给我们上音乐课。他教我们《大海航行靠舵手》，教了两遍以后，他起个头，让全班同学跟着他一起学唱。这期间，他会站在讲台上，高高地举起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一上一下地给我们打拍子。那姿势，有点像木偶戏里的《二鬼摔跤》，一个站起来，另一个被打趴下了，很特别，我至今还记得。

我表叔是我们家的常客，他常坐在我们家饭桌前与我父亲喝酒。我可能在学校时叫他老师叫惯了，走出校门，以致他到我们家来时，我还“老师、老师”地喊他。这个称谓，一直到我去西庄读中学时，才慢慢改喊他表叔。

我表叔个子挺高的，但他脸很黑，给人的感觉他是那种粗手笨脚的傻大个。其实不然，我表叔心灵手巧，他会修手电筒、会给村民们配钥匙，他在我们村里算是有文化的能人。

有一年腊月，大队戏班子里，排练了一个冬天的《收租院》，就要与村民见面时，遇到难题了，舞台上的好人坏人该怎么妆扮呢？用当今的话说，该如何给演员们化妆。大家正犯难时，有人想起了我表叔。

“去找小学校的赵老师呀，他不是会画画吗？”

这一提议，当即就有人跟着附和，说：“对呀，赵老师天天教小学生画画，他应该懂得色彩怎样往脸上涂。”

赵老师就是我表叔。

于是，我表叔便成了我们村里第一个化妆师。

六七十年代，乡村文化匮乏，村民们自编自演的民间小戏，便是老百姓最大的乐子了。每年冬闲时，各村都要组织戏班子，男男女女的弄在一起，编排三句半、快板书、表演唱，压台的大戏便是《收租院》《三世仇》等斗地主、抓特务的节目。有的村里演员唱腔好，也排练《红灯记》《杜鹃山》《沙家浜》《白毛女》《智取威虎山》啥的。我们村里没有人会唱京剧，只能排演《三世仇》《收租院》那种不需要什么唱腔的戏。

我表叔不参加演员们排练节目，他只在演员们正式登台演出的那天晚上，很有派头地坐在后台的汽灯底下，给演员们一个一个地描眉毛、画脸谱。正面角色的演员，不论男女，都是乌黑的眉毛、红红的脸蛋儿，雪亮的汽灯底下一照耀，个个都怪好看的。轮到反面角色时，比如《三世仇》里那个黑心的老地主、刁钻的大管家，我表叔就用黑墨汁和白石膏给他们画个黑脸膛或是黑白相间的大花脸，让观众们一看就知道是坏蛋出场了。

别小看我表叔的这点画技，那也是颇有技术含量的。比如画红脸蛋、花脸膛时，两个腮帮子要画得一样大，力求相互对称；再者就是颜色的深浅，也要尽可能保持一致；同样都是正面人物，前面的演员要与后面的演员画得一样才行。更为深奥的是，每个演员的肤色不同，脸型不一致，个别演员的脸上还坑洼不平呢，遇到这种情况，我表叔的能耐就显现出来了，他能根据每个人的脸型大小、肤色差距，尽可能地让他们保持一致。其中的难度和技巧，只有我表叔自己知道。他曾不止一次地感叹：大知的眉毛最难画！

大知是戏班里的台柱子，也是戏班子里最好看的一个女演员。可她是个单眼皮，我表叔为了让她在舞台上更加好看，每回都要给她画出个双眼皮来。这一来，难度自然就大了。你想嘛，当时没有眉笔，我表叔给演员们化妆时，用的是小学生画画的碳素笔，也就是粗一点的黑铅笔。那样的笔，硬要在大知那柔软的眼皮上画出双眼皮，多难呀。

所以，每回轮到给大知化妆时，我表叔手中的眉笔在她脸上停留的时间最长。其原因，也可能是大知长相好看，我表叔想近距离地多看她一阵子，给她化妆时才显得格外用心。等到大知登台演唱时，我表叔会混到观众中，悄悄地听台下观众对大知的夸赞声，好像此时大知的漂亮、好看，不是因为她天生丽质，而是他手中的画笔给画出来的。

那种时候，我表叔是很得意的。

现在想来，我表叔画脸谱的那点能耐，完全是瞎画。他压根儿没有学过舞台化妆，也不懂得戏曲人物的脸谱造型，他仅有的一点美术知识，还是课堂上教小学生画画时自己琢磨出来的。

可他，就凭那瞎涂乱抹的能耐，给那个年代的乡村百姓，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小村里排练了一个冬天的文艺节目，哪天能演出，完全取决于我表叔那天是否有空。如果当天我表叔恰好外出有事，或是他感冒发烧了，那演出就得另选日子。

由此可见，我表叔的化妆是多么重要。

潜伏

入夏，小城里最热的那几天，全市税务机关的主要领导大换防。原先在下面县局工作的“一把手”，不少都调到城区各分局来了；在城区工作的领导，有的调到市局处、室任职，有的被派到下面县里去了。税务机关如同工商、城建、土管、海关等有权、管钱的部门一样，属于高风险单位，主要领导常居一地，不利于工作的拓展。适当的时候，给他们换换“位置”，某种程度上讲，这是组织上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这一点，华晟冶炼厂的厂长张兆和深有感悟。

张兆和在城郊经营着一家效益不错的石英冶炼厂，他把本地河沟、山坡间的火石蛋子收上来，通过电炉高温熔化，去掉残渣，冶炼出蛋糕一样洁白的石英石，销往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换取大把大把的外汇。前后三五年的功夫，他开上了宝马，住进了别墅，养起了“小三”和保护“小三”的两三条大狼狗，石英冶炼厂成为当地屈指可数的几家民营企业之一。

眼下，税务机关的主要领导大换防，张兆和预感到事态有变，原先那个与他称兄道弟的老局长调走了，新来的局长一到任，就派人送来一张“纳税清单”。

单从那张“纳税清单”的表面看，风平浪静。纸面上，枯燥无味地列出张兆和去年、前年，以至大前年上交国家的税款数。但它的背后，却暗藏杀机。你大名鼎鼎的张兆和，手下经营着那么一家红红火火的跨国企业，去年、前年、大前年，你就上交国家那么一点税，是真是假，我先不派人去查你的旧账了，你给我在“清单”上签个字、印证一下吧。至于，后面的事怎么办，咱们换个时间再说。

张兆和是什么人？他指头缝里都夹着鬼点子。他一看那张“清单”，立马猜到新来的局长要跟他动真格的了。这可怎么得了。当天傍晚，他就夹个鼓囊囊的小包，忐忑不安地叩开了新局长的办公室。两句话一说，张兆和感觉到新来的局长也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当即，就把话题扯到晚上的“饭局”上了。张兆和惯用的方法，就是在“饭局”上谈事情，在“饭局”后办事情。

新局长没有推辞，但他也没有爽快地答应，新局长说：“吃饭的事，就免了吧，这阵子，中央正在下决心整治吃喝风。”

张兆和说：“吃个饭呗，这又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事情。”随之，他把腋下那个鼓囊囊的小包，往局长的桌角上一蹾，表明他是有备而来——包里有的是钱。张兆和很慷慨地说：“我带你去个僻静的地方。”

新局长仍旧说：“算了，还是避一避吧。”新局长跟张兆和开玩笑，说：“你是我们的纳税人，是我们的上帝，以后，以后有机会我请你。”

张兆和说：“哪里，哪里，我们做企业的全依仗你们政府保驾护航。”张兆和仍坚持要找个地方一起“坐坐”。

新局长一再推辞。并适时换了个话题，问张兆和，说：“哎，张老板，我听说你跟市教育局那边关系挺不错。我家有个小侄女，在下面县里教书，一直想往城里调，你能不能帮我跑跑看看。”

张兆和猛一愣怔，心想，市教育局那边，自己何曾有过什么关系呢？他一个做企业的，整天与乡间土坎上的那些火石蛋子打交道，市教育局的大门朝哪他都不晓得，更别说他认得市教育局的某位领导了！可他转而又想，人家让他“跑跑看看”，莫非就是想利用他手中的票子，去叩开市教育局的大门。想到此，张兆和连连点头，说：“好！”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张兆和可算是动了脑子，他从市里到省里，该动用的关系，全都动用上了。市教育局那边，该送的送了，该请的请了，总算把新局长家的小侄女从一个偏僻的山村小学，调到城区一所颇有名气的实验小学去了。

接到“调令”当天，新局长很高兴，主动邀请张兆和一起“坐坐”。

酒桌上，张兆和自然要说到他的企业。新局长明白他的意思，酒杯端起以后，新局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今年市里下达的税收任务很重，机关的好多同志，都被他派到一线寻找税源、督办税款去了。话说到这里时，新局长问张兆和：“你看，我把驾驶员小宋派到你们企业去督税如何？”

张兆和喜出望外，心想，这不就是对他网开一面吗。那个驾驶员小宋，是前任局长的司机，他与张兆和的关系也很“铁”，别说让他来催税、督税了，他不帮着张兆和偷税、漏税就不错了。

新局长看着张兆和喜上眉梢，反倒沉下脸来，假模假势地点着张兆和的脑门子，说：“你可要好好配合小宋的工作哟，完不成上交国家的税收任务，我可要拿你是问。”

张兆和拍着胸脯，连声说：“是，是，是！”

可，事隔不久，海关那边的一宗涉外案件，牵扯出张兆和偷税、逃税的非法行为。司机小宋也因受贿、玩忽职守，被张兆和拉下水。新来的局长呢，人家凡事公事公办，始终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好评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