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崛起的地缘环境因素探究

2016-11-25谢曼

黑龙江史志 2016年8期

[摘要]契丹人的起源与其所生存的环境息息相关，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契丹产生发展的根源。地理因素所自带的天赋性、致命性、地缘差异性和可变性都带动了契丹族群的变迁与发展，同样，契丹族的地缘因素也是影响其崛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白马青牛；天赋性；致命性；地缘差异性；可变性；捺钵制度

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历来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空间，是国家存在的客观基础和自然条件，也是政治发展演变所依赖的必要的环境基质。契丹族在北魏时登上历史舞台，于916年建立大辽王朝，活跃在中国历史上长达千年之久。契丹族的荣辱兴衰，于其所处的地缘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文拟就契丹崛起于其地缘因素的关系做一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契丹族起源地

关于契丹族的起源地，首先提到契丹人的始祖传说，白马青牛传说，“（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1]从史载来看，契丹的起源是一位久居天宫的“天女”，倍感天宫的枯燥寂寞，驾着青牛车，从“平地松林”沿潢水顺流而下。恰巧，一位“仙人”乘着一匹雪白的宝马，从“马盂山”随土河一直向东信马由缰。青牛和白马，在潢水与土河的交汇处的木叶山相遇了。天女和仙人，叱走青牛，松开马缰，相对走来。两人相爱结合，繁衍出契丹族群。这是有关青牛白马传说的最为准确的记述。也就是说，一支来自西喇木伦河流域的部族和一支来自老哈河流域的部族相融合形成契丹族，其中心地在木叶山附近。

而据《契丹国志》记载，辽上京地，“地有二水。曰北乜里没里，复名陶猥思没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马盂山，东北流，华言所谓土河是也。曰袅罗个没里，复名女古没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饶州西南平地松林，直东流，华言所谓潢河是也。至木叶山，合流为一。”[2]契丹的起源地流淌着两条河，一条从大兴安岭南端奔腾而下，契丹人称其为西拉木伦河，亦称“黄水”，文献上写作“潢河”；另一条河自医巫闾山西端而来，名为老哈河，亦称“土河”。由此可知，契丹族发源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确为信实。

契丹在登上历史舞台后，一直活跃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这一地区“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3]可见契丹生活的区域是非常适合发展的地区。但同时，这一带是沟通蒙古高原、东北和华北的要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战乱频起，唐朝、突厥、高句丽、渤海等屡伐契丹，所以契丹经常辗转迁徙臣服于大国强邻之间，待到唐末，唐朝衰亡，契丹迎来崛起契机。史载：“光启时，方天下盗兴，北疆多故，乃超奚、室韦、小小部种皆役服之，因入寇幽、蓟。”[4]这里北疆多故是指蒙古高原地区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大批突厥、回鹘部落从漠北草原向河西走廊、西域地区以及中亚草原的迁徙；沙陀突厥逐部则由今新疆、干宁地区向东迁徙；原居陇西、青海地区的吐谷浑部落则大举向今内蒙古中南部及陕西、山西省北部地区转移。

二、契丹地理位置与环境因素

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认为：“一国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对决定它的安全问题根本的重要性。地理位置限制和影响其他一切因素，因为在世界上的位置确定气候带，从而决定经济结构，而区域位置确定潜在的敌人和盟国，也许还决定一个国家作为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参加国能承担多大任务。”[5]地缘位置和地缘环境历来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空间，是国家存在的客观基础和自然条件，也是政治发展演变所依赖的必要的环境基质。

契丹的崛起和发展是偶然和必然因素的组合，也许当时的人无法用全面的态度分析其位置与环境，但依然将地缘因素与国家发展掌控的炉火纯青。对于契丹，包括由这些条件和因素派生出来更多具有国际政治素质的地理因素，也是它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区域在一定地理空间中的存在状态。

（一）天赋性

契丹地缘位置的最基本特性是天赋性。“尽管时间在流逝，历史在演变，国家的地理位置是恒定的。”[6]契丹族发源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它们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与奈曼旗交汇为西辽河，河长380公里流域面积约3.2万平方公里。虽位于内陆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夏季吹东南风，冬季西北风，整体降水少，又易被山脉阻挡水汽，但靠近河水，极其方便饮用生活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也适合草本类植被生长，也适宜牛羊生活和放牧经济。辽国境内广阔的草原使契丹人选择了四时游牧的生活方式，因放牧需要频繁更换牧场，所以契丹人居无定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广阔的草原正适合这种生活方式。契丹人蓄养的大量牲畜和境内的莽莽森林为他们建造居所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为避西北风，居所门户皆东向。作为一个复合的和完整的系统，这种足以影响和制约国家战略，并对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环境它的位置是首要的。

（二）危机感

一定的地缘位置和空间范围会制约着其各种政治行为及其展开。进一步来说，地缘政治的天赋性使它对于国家的基本命运来说具有致命性。地缘位置是国家生存发展的自然基础，国家的大多数活动都是依托一定的地缘位置进行的。它所具有的稳定性或不可更改性都会对契丹产生致命性的影响，是它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草原是契丹人生存的主要生态背景。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契丹人逐水草迁徙，四时游牧，频繁更换牧场，这种居无定所，粮食棉麻无法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契丹人会自觉地产生一种危机感，他们四季不停随水草迁移，在此基础上骑射能力得到了锻炼，他们也挑选优秀的马匹不断精进血统。对中原地区的男耕女织的方式进行挑战。所以，国家所拥有的特定的地缘位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国内部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契丹会根据自身的地缘位置考虑自己的战略制定和推行。

（三）地缘差异性

在具有天赋性和危机感的同时，地缘位置的另外一个基本特性是与它参照物相比所表示的地缘差异性，地缘差异性的历史和沉淀，使他们的相对位置产生利害关系和对比，从而显示着国际关系在空间上的不同结构和特征。契丹相比中原地区地理环境更加紧张，作为一个位于平原和高原交错的内陆地区，所有可以想象的地理因素都可以成为研究契丹与外部关系的参照系数。在政治区域类型上，契丹属于“边缘地带”，这种被边缘化的危机感会在空间结构上进行反应，如北方草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随时迁徙，岁无宁日”的生活方式，契丹人日常住所以“穹庐”为主。“穹庐”即指帐篷，因其便于安装和拆卸成了草原上通用的活动建筑，当契丹人变换牧地，向新的草场进发时，帐篷也便于运输，故帐篷是草原游牧民族最适合的居住形式。所以民族自带一种豪放、粗犷、危机感的特质。

（四）可变性

地缘政治空间等人文空间是与物质空间不同的“可塑的空间”，这种可变性或者可塑性对国家战略选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上所述，地缘位置是天赋的、固定的和不可移动的，但地缘环境则是动态和变化的。契丹早期没有城池宫殿，上至统治者下至普通牧民都住在穹庐中。后唐姚坤谒见阿保机时就见“（阿保机）与其妻对坐穹庐中”。[7]很多诗文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契丹人逐水草迁徙的游牧场景，而每到新的草场都要重新搭建帐篷以遮蔽风雨，契丹人居住的地区并不适宜固定的居所。草原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个“不土著”的国家永远是流动的，这种居住形式就是一种流动的地缘方式。此后，契丹人后来虽然受汉族文化影响，有的过着农耕定居生活，但是游牧依然是这个草原民族的主要生活方式，契丹人在草原上兴建了五京和一些城镇，但是草原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国家的流动性，皇帝并不经常居住五京宫殿内，即使居住在城市里，契丹上层也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穹庐居住形式，在城内搭设毡帐居住。

三、契丹崛起的地缘选择

人类生活方式的选择离不开其所生存的地理环境，且不同程度地体现着环境特征，其生存区域内的自然地理环境及生态资源条件决定着人群的生计方式和习俗文化。

契丹地处中国北方，自然地理环境与中原迥异。史称，“并、营以北，劲风多寒，随阳迁徙，岁无宁居，旷土万里总体来说，气候寒冷、多风多沙、土地贫瘠、干旱少雨。”[8]关于辽地这一环境特征文献也多有记载，如“辽地半沙碛，三时多寒”，“大漠之间，多寒多风”[9]地处温带、寒温带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所以每年冬春都会长期刮强劲的西北风，加之气候干旱，土地沙化，大风卷着沙粒，形成遮天蔽日的沙尘天气。大风扬沙天气是辽地常有的气候现象，所谓“上天限夷夏，自古常风霾”，就是对塞外风沙天气的总结。

干旱少雨是塞外草原的又一气候特点。特别是从圣宗时期开始旱灾频发，这种干旱天气使两次出使契丹的苏颂感同身受，诗注曰：“北中久旱，经冬无雨雪。”[10]而且《辽史》中关于契丹人祈雨之事也多有记载，并且契丹人很早就有旨在祈雨的瑟瑟仪，可见干旱少雨是常事。天气寒冷、多风多沙、干旱少雨的地理环境使辽地不适合农耕，文献记载：“辽土甚沃，而地寒不可种。”[11]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先生也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12]

故为了生存，契丹人必须向自然界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舂粮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13]是契丹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即使后来生活资料得以满足，契丹人依然把四时行猎当作练兵习武和休闲娱乐的方式延续下去。契丹境内的茫茫草原和莽莽群山中繁衍生息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为契丹人四时捺钵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生活着鹿、黄羊、貔狸等中小型动物；平地松林和千里松林内奔跑着虎、熊、獐、貂、狼、野猪、野兔等野生动物；混同江、潢河、土河、长泊等河流湖泊中生产丰富的鱼类；水边嬉戏着野鹅、鸭等各种禽鸟。这良好且独具特色的地域资源环境，为契丹统治集团四时畋猎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由于境内气候寒冷，契丹人要秋冬违寒，春夏避暑，久而久之形成了随水草就畋渔的捺钵习俗。

从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对国家政策的指导作用看出，地缘政治对国家的决策存在重要影响。对地缘政治的清醒认识是在整体认识基础之上的源头之一，所有行为是在地缘政治环境中物化出来的，在这个条件下，契丹和契丹人才能展现自己的自由意志，充分利用周边地缘关系，对外征讨，不断开疆拓土，建国立业。在灭渤海之后，阿保机随即病故，未能实现进取幽云的生前夙愿。纵观契丹崛起，他们积极学习中原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而改变契丹游牧习俗的积弊，为契丹对外扩张提供了基本保证，契丹族积极进取，目标坚定。先易后难，先近后远。权变灵活，因俗而治，经略四方，进取中原的遗愿成为数代契丹统治者的国策，此后，继位的辽太宗耶律德光，利用中原五代的战乱，最终获得幽云十六州。契丹经过太祖、太宗的经略，最终在太宗时期，奠定了国家的基本版图，同时也构筑了大辽王朝近于200年的基业。可以说契丹在崛起过程中，对于地缘关系所造成的实力的认知，采取恰当国策，建立帝国，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

参考文献：

[1]脱脱等撰：《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0页。

[2]《契丹国志》卷首，《契丹国初兴本末》

[3]脱脱等撰：《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0页。

[4]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契丹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69页。

[5]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林爽洁译：《边缘地带论》，石油工业出版社，第35页。

[6]陈洁华：《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7]赵永春编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8]脱脱等撰：《辽史》卷31《营卫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1页。

[9]脱脱等撰：《辽史》卷60《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51页。

[10][11[13]苏[颂：《苏魏公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1页。

[12]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张承志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