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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自行车人”——访天津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理事长龚孝燕

2016-11-25余海峰摄影LOOKEE

中国自行车 2016年1期
关键词:飞鸽天津协会

文|余海峰 摄影|LOOKEE

我是一个“自行车人”——访天津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理事长龚孝燕

文|余海峰摄影|LOOKEE

编者按:天津以最大的自行车产业基地享誉全球,她的崛起是自行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在天津最近三十年发展的历史中,有一位焦点人物,她以自己的倾力付出,参与了天津改变的神话,她以自己的平凡工作,书写了行业传奇的故事,她就是龚孝燕。1998年龚孝燕从飞鸽集团副总经理的岗位上来到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天津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原名称)工作,先后担任协会秘书长、理事长。她克服种种困难,和同仁一起,开创了一片新天地。2015年末,我们在天津采访了龚孝燕女士。

Q:记者 A:龚孝燕

公司老总曾感慨地说:“可千万别让飞鸽的牌子毁在我们手里”。这句话给我一种极大的压力和责任。

Q: 作为一名行业资深人士,您已经在自行车行业工作40多年了,我想请您谈谈自行车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

A:自我从学校毕业到自行车行业工作至今,算起来我在自行车行业已经干了近48年。自行车已经融入到我的生命之中,我这一生最重要、最宝贵的时间,都交给了自行车事业。我的一切都跟自行车息息相关,我也早把自己看作为“自行车人”了。

Q:我们很想听听,您当时是如何来到自行车行业的?

A:1968年10月28日,我从天津工业企业管理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自行车链条厂工作。这是按照所谓的“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原则分配的,当时大学生从学校毕业以后都需要下车间劳动一段时间。我在这家厂工作了15年,从工人干起,一直做到副厂长。

文字文字1983年,我被调到天津市自行车工业公司当劳资科副科长,一年后又开始当副总经理。飞鸽集团成立后,我就一直担任集团副总经理一职。当时的飞鸽集团属计划单列企业,直接受市经委领导。自行车在当时属于天津市支柱产业,政府很重视,企业产出的利润和产品对天津作了相当大的贡献。产品生产出来后,也是由政府统筹安排,企业没有完全的分配权,政府还将产品用作紧俏物资的调换,就是拿自行车去其他省份换钢材、化肥等。当时一辆自行车的利润大约在20多元。

Q:那这样看来,您当公司领导的时候正是自行车最辉煌的时间?

A:不完全是,我既在企业的领导岗位上经历了自行车最辉煌的时期,也遇到了最低落的时候。辉煌时自行车很受宠,每一张自行车票都是有价值的,而低落的时候,在“国退民进”成为国企改革主基调的时候,我在公司负责抓了3年解困工作,这3年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Q:您能给我们具体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A: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市场放开了,国有企业的投入和产出不相匹配,丧失了再生产、再投入的能力。比如在企业辉煌的时候,飞鸽公司的销售部门运作情况市里领导都直接过问,企业一年销售几百万辆自行车,产品销售的支配权却不在厂里。大部分利润都上交了,企业的发展后劲也就失去了。

文字文字1980年,飞鸽集团的产量达到661万辆,在当时是全国第一。但随着市场的变化和民营企业的崛起,集团后来逐步变成了亏损企业。没有资金买材料,企业停产,职工下岗,出现了职工上访闹事的情况。最严重的时候还发生过职工上街堵马路、堵铁路的事。我当时在飞鸽集团就承担接待上访职工的任务,这其中的艰难真是难以想象。

文字文字对我触动很深的是,飞鸽这家全国知名的自行车老企业,有很多老职工,有的甚至一家几口人都在厂里。原来他们都以飞鸽为荣,一旦企业走下坡路那就惨了,一家人全受到影响。职工怨气很大,觉得为国家做了这么多贡献,但现在却落到这样的困境。

Q:您是如何处理这些十分棘手的事情的呢?

A:为了给困难职工争取政策帮助,我当时几乎跑遍了市政府所有部门。记得有一年下大雪,我代表公司领导到一家自行车零件厂与几百位职工对话,面对职工的指责、怒骂,我感到压力巨大。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和职工一谈就谈到凌晨三四点钟,当时也没有暖气,大家都冻得受不了。这场面给了我很大冲击,至今还记忆犹新。

文字文字面对当时的处境,公司老总曾感慨地说:“可千万别让飞鸽的牌子毁在我们手里”。这句话给我一种极大的压力和责任。当时在我心中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让天津自行车产业恢复元气。

Q:对于这段历史,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而对于您更是铭心刻骨。后来,您到自行车协会工作,并为天津自行车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也一定是有了这段历史的铺垫?

A:可以这样认为。在我退休以后,正赶上我们天津自行车协会第二次换届,我被选为协会秘书长。可到了协会我才知道,当时账面上只有8 000元钱,除了几把破桌椅、6位老同志以外,协会什么家底都没有。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协会。

文字文字说心里话,尽管来的时候条件很差,但是我还是感谢协会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Q:您原来对协会工作了解吗?

A:其实一开始我不知道协会应该怎么干,只知道是会员单位的中介组织。没有经验可借鉴,只能自己去探索。来了以后渐渐悟出了规律,通过实践我体会到:第一,协会必须自力,有为才能有位,干出名堂了才能受到别人关注,如想伸手向政府要这要那,都是不现实的;第二,协会的工作在于把行业、企业都运转起来,如果说“人的生命在于运动”,那我认为:“协会的生命在于活动”;第三,协会要整合资源,(借鸡下蛋)。总之,要让行业知道协会的存在。我们主要就是遵循这三个思路来开展工作的。

Q:协会工作离不开与企业的互动,您在协会是如何开展与企业的互动的?

A:来到协会以后不久,我就开始探索一个问题:怎么才能让天津企业发展起来?当时在飞鸽等国有企业衰弱的同时,民营企业却开始发展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国退民进”。但一些民营企业利用物资短缺的现象谋利,粗制滥造,假冒伪劣现象十分严重,所谓的“王庆坨现象”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在那儿甚至还出现50元一辆的自行车,管壁做得特别薄,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的。为此还被中央电视台曝光过。文字文字当时我对大家说:“王庆坨改变之日,才是天津自行车产业振兴之时”。我们对王庆坨镇的情况进行了剖析:那是一块沙土地,非常贫瘠,什么都种不了,而该镇处于省省交界处,交通比较发达,所以当地人思想比较活跃。以前农民靠卖鸡蛋换粮食谋生,还做过服装加工,后来一些人去自行车厂里买来废次料,简单筛选以后组装成自行车销售。

协会的工作在于把行业、企业都运转起来,如果说“人的生命在于运动”,那我认为:“协会的生命在于活动”。

Q:“王庆坨现象”我们也早就听说过,原来它是天津产业发展的一块心病,后来却成了天津自行车产业基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A:是这样,我们下决心针对王庆坨的问题进行整顿,这是协会工作的入手点。当时我们做了几件事:一是分析王庆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自行车企业,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做自行车,还请了南开大学的专家前来调研,摸清情况;第二我们做了王庆坨镇政府的工作,建议他们组成联合工作组参与“打假”,取缔马路生产线;第三,通过两三年的整顿,当面貌有些改观以后,我们及时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现场新闻发布会,请了200多名各地记者参加,介绍王庆坨转变情况,为其树立正面形象,同时也鼓舞王庆坨人的士气,让他们看到希望。

文字文字通过整顿,王庆坨逐渐走上了正轨,我们又请来上海的行业专家苏文杰到王庆坨了解情况,为王庆坨正名。苏文杰参观以后觉得王庆坨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整体朝规范的方面发展了,总结它的变化,可以说是从“现象”转变为“发展模式”,而且它面对的是一个低端市场,产品也有销路。

文字文字经过整顿,王庆坨形成了企业高度聚集、资源共享、配套齐全的产业集群,并具有极强的抗风险能力。王庆坨的改变,是我们切入行业的契机。通过这一改变,天津自行车行业真正改变面貌的时候到了,这是天津自行车行业改革开放的萌芽。

文字文字随着人们对王庆坨人的看法的转变,我觉得应该再接再厉,全力支持王庆坨发展,让他们快速成长起来。于是协会不停顿地和这些企业一起研讨问题,请商务部、国家质检院、国检中心的相关人员来讲课,增长知识,提高素质。原来他们习惯于把赚来的钱用于赌博,通过引导,逐步改变了这种陋习。以后王庆坨人还多次参加了对全国灾区民众的捐款善事。2007年王庆坨企业共捐资65 000元,资助21名新疆少数民族贫困学生。王庆坨年轻企业家还承担广宗县80名贫困学生6年的学费。现在镇里建立了服务中心,成立了商会,近几年又通过“三方共建”成为天津一个很好的产业集群,为产业发展提供帮助和服务。

优秀的企业来天津极大地推动和促进天津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完善产业链和提高产品档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Q:作为行业协会,除了帮助、引导企业外,还需要提高自己的实力。有实力才能办更多事,请问您是怎么做的?

A:没有实力就没有发言权,就不能帮助企业真正解决问题,企业就不会认可你。因为企业很需要市场,需要窗口,基于这个想法,我们下决心要在天津办一次自行车展会。希望通过展会把客户请到家门口来,一方面了解我们天津产业的情况,另一方面让企业通过展会了解新市场。在既没钱也没经验的情况下,初始我们就通过和天津国展中心合作办展。

文字文字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2001年第一届北方自行车展举办成功。其实办完第一届展会我们并没打算办第二届,后来在企业的强烈要求下我们才继续办了下去。展会对我们来说,不仅增强了行业的凝聚力,增强了我们的实力,也增加了我们为行业服务的渠道。

文字文字与此同时,我们根据市场情况,还不断组织活动,比如与商场合作搞了自行车产品巡展周等。一开始这些活动都是不花钱的,我们采用“借鸡下蛋”的方法,为企业开拓了市场,也活跃了协会工作。

Q:电动自行车是近十多年来市场上

出现的新产品,请问协会是如何抓

住这个机遇,与企业一起发展的。

A:其实对于电动自行车这个产品,我们涉足还是比较早的,1997年,天津市政府招标就有了电动自行车项目,协会早就关注和推动这个产品,刚开始由于整车质量问题较多,尤其是电池质量还没过关,使得最早进入的企业成为“先烈”。有一个企业家投入3 000万元,结果全部亏损,后来人也失踪了。当我接触了电动自行车,发觉这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将来一定大有前途。但很多人并不看好这个产品,为了在天津推广电动自行车,我自己拿着零件到处找企业,但大都被拒绝了。后来总算找到一家公司试生产,他们前50辆产品都是我帮助他们一起完成的,几乎每一个零部件都经过我们的手。

文字文字为了了解市场情况,寻找好的合作伙伴,我几乎走遍了当时全国的电动自行车主要企业,包括电机等配套企业。有时天气情况十分恶劣,大雾天连路都看不清,走着走着就偏离了线路。现在很多电动自行车企业老板都发了大财,但他们也许想像不到,我们当时为推动产业发展是如何艰难。经过这个过程,我由衷地感到,我们天津自行车产业的春天到了。

Q:天津自行车产业基地如今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生产基地,但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是台资或者其他南方企业的品牌,请问天津是如何将他们吸引来的?

A:经过初步整合治理,产业面貌有了一些转变,但是“小富即安”的思想依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作怪,当时国有企业已经不行了,民营企业没有宏图大志,赚点钱就满足了,催人上进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于是我就考虑能否通过引进一些先进企业来促进天津本地企业的发展。所以当时包括捷安特、美利达、雅哥弟、顺流等企业的老板,我都接触过。

文字文字让我没想到的是,刚引进优秀企业过来,我却遭到很多非议,有人甚至指责我是“引狼入室”,放别人进来争市场、抢饭碗。但我则认为,如果大家都这样目光短浅,不求上进,让天津成为生产低档产品、假冒伪劣产品的据点,那我们将如何开辟新的市场,所以我始终没有动摇我的选择,认为引进先进企业必然会促进天津产业升级。

构筑“四大平台”,就像建筑的“四梁八柱”,完善了天津产业结构,这“四大平台”的建立至今还有现实意义。

Q:在产业园中导入竞争,让所有企业都“奔跑”起来,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

A:您说的对!事实证明,台资企业、优秀的南方企业来天津极大地推动和促进天津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完善产业链和提高产品档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它们的进入还支持了天津行业的工作,也给我们产业增加了很多活力,改变了原来的状况。这也是一个转折点,通过这个起点,天津和很多台资企业加强了联系。在此期间,我曾帮助天津大港建了安达工业园并引进了很多企业。以后,我又协助武清筹建安博工业园,引进企业。2000年以来,我积极地协助区县招商引资,而且和市政府筹划中华自行车王国,帮助静海开发区等当地政府优化环境,吸引了先进的中外知名企业来津发展,如禧玛诺、艾暾、捷安特、建大、信隆、桂盟、宏光、新日、雅迪、新大洋、东义、安乃达、轮峰、力霸皇、方世等,进一步完善和壮大了天津自行车产业链和产业基地的实力。

Q:天津产业确实给人以大的印象,工业园区有好几个,那请问这其中是否还有规律可循?

A:是的,天津的规划不光是企业量的堆积,而是按照不同特点有序规划。我们在初期就提出了构筑“四大平台”,就像建筑的“四梁八柱”,完善了天津产业结构,这“四大平台”的建立至今还有现实意义。一是生产制造平台,天津已经有十个产业集群平台,其中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一部分是我们后来促成的;二是一个窗口,这个窗口就是天津对内对外宣传、交流、沟通的窗口,也就是我们的北方国际自行车展会;三是物流平台,其中有天津北方商城、金朝阳商城等;四是生产力促进平台。这四大平台的建成,构成了天津比较完整的产业基地模式,是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Q:根据天津行业现状,怎么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态势,不断升级?

A:为了使天津产业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们提出了制造“轻、精、巧、高”产品的口号,这已为广大企业所认可。“轻”就是产品要轻量化,符合时尚的要求;“精”就是质量要精,功能要精,不能粗制滥造;“巧”指的是设计,要有自己的特色;而“高”就是档次要往高走,不要“死抱着低价车不放”。这是天津自行车生产要遵循的一个非常主要的理念,也作为天津产品创新的战略。现在很多企业在介绍自己的产品时,都习惯于把这4个字当成追求的目标提出来。

文字文字天津产业发展还得到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这4字方针也得到了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在2014年初,市政府专门制定了《加快天津自行车产业发展》的5号文件,从政府的层面上对行业发展大力支持,更好地推动了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文字文字近期我们正在筹备成立由中小微企业参加的企业联盟,并为企业联盟设定了三个准入条件:一是生产的自行车价格必须在千元以上;二是电动自行车必须是用锂电的;三是零配件必须符合欧盟标准。按照这三个条件来吸引企业加入企业联盟。这个企业联盟主要是根据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思路运作,加快“走出去”的速度。目前在国外包括西班牙、法国等国已经建立了几个办事处,另外在市工商联的支持下启动了推动海外市场的突破口,作为行业面临新常态下,企业转型升级走出去的一个试点。

Q:请谈谈您对天津自行车产业未来的看法。

A:天津自行车产业经过了涅槃重生,它有过辉煌,也有过低落,现在再次腾飞了,我觉得行业今后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的产品“天生丽质”,又符合生态环保要求。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已经明确把自行车作为一个选项,这说明自行车的优势已被认同,地位已经确定。天津市已经着手从品牌入手,提升产业的素质,提高产品档次质量,产业基地已经发展成集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为一体的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自行车产业基地。

文字文字天津企业正在继续用对外合作的方式做强自己,比如最近富士达和台湾顺捷牵手合作,组成顺达康公司,主要生产200美元以上的自行车,这个公司在管理上非常先进,为高端产品生产打下了基础;又如天津正在建设一条全球最高端的碳纤维生产线,全部采用智能化设备;还有富士达公司已经建成我国最大的自行车技术研发中心,这将进一步提升企业和行业的实力。文字文字从目前的现状看,天津自行车产业正向高位发展,很多企业都在通过为优秀品牌做代工,来学习先进技术,提升企业能级。下一步还要解决全球产品配套链问题,使天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自行车配套基地。还要从提高品牌知名度上下功夫,从智能化、自动化方面入手,并把“机器替代人工”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重点抓好。

Q: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您对天津自行车行业的年轻人有什么嘱托和希望?

A:我今年已经70岁了,身体也不好,接下去就要把担子交给年轻人。我们这个时代推动了自行车的发展,如今已经到了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有很大的活力,有很好的机会,有超前的、时尚的思想,能肩负时代的重任。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做一流的人才,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努力拼搏。继续把天津产业做得更强、更大!

为了使天津产业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们提出了制造“轻、精、巧、高”产品的口号,这已为广大企业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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